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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香港合拍片中的話語權掌控——以陳可辛《中國合伙人》為例

在現代語言學中, 「話語」 是一個熱門話題, 「話語」這個詞有兩種含義, 狹義的「話語」是話語分析 的對象, 指「一個人在一次言語行為 中用詞的序列所表達的內容」,「它可以是 一個詞、一個句 , 也可以是句以上的單位, 如段落、段落群等」。

2020-06-17 10:37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本文作者:汪子子

前言

2004年8月,《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出台,合拍片開始打入中國內地市場,十幾年來成為國產電影票房的中流砥柱。而作為跨文化的香港創作者,常常在內地市場中面臨「失語」的境地,口碑與票房雙雙受挫,本文以陳可辛導演的合拍片《中國合伙人》為例,意在為合拍片提供一個可借鑑的藍本,使合拍片能在不失作者風格和市場表現的情況下,依舊保持話語權的掌控。

1 關於合拍片

本文中談到的合拍片,參照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的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其中第五條規定: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包括下列形式:(一)聯合攝製,即由中外雙方共同投資(含資金、勞務或實物)、共同攝製、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擔風險的攝製形式;(二)協作攝製,即外方出資,在中國境內拍攝,中方有償提供設備、器材、場地、勞務等予以協助的攝製形式;(三)委託攝製,即外方委託中方在中國境內代為攝製的攝製形式。」

相關規定適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的電影製片者在境內合作攝製電影。但根據中國法律,只有合拍電影才能在中國內地發行(CEPA之後更可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發行),而協拍片無此特權,只能被視為進口電影即「引進片」。

在此基礎上,以陳可辛導演2013年的合拍片《中國合伙人》為文本,探討香港創作者在電影市場中文化認同和話語權掌控問題。

2 話語權

在現代語言學中, 「話語」 (discourse)是一個熱門話題, 「話語」這個詞有兩種含義, 狹義的「話語」是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對象, 指「一個人在一次言語行為 (speech act)中用詞的序列所表達的內容」,「它可以是 一個詞、一個句 , 也可以是句以上的單位, 如段落、段落群等」。廣義的話語,泛指人們的言語和所說的話。[1]本文所說的「話語」,是指在寬泛意義上的話語。「話語權」是人們為了充分地表達思想、進行言語交際而獲得和擁有說話機會的權利。「話語權」是語言權利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在內地香港合拍片中,香港導演屢屢試水失敗的一大原因,在於離開了原有的創作環境和市場後,失了「話語」,在此過程中造成「話語權」的失衡,繼而被市場所疏離。陳可辛導演在「北上」的香港導演中算是成功躋身內地市場的一位領先者。而《中國合伙人》更是在2013年以5.39億票房和良好的口碑助陳可辛找回了自己在創作上的信心,在CEPA後陳可辛導演的5部作品中, 《中國合伙人》是最賣座的一部,讓他從《如果·愛》的北漂困惑中走出來,完成了一場真正找回自我話語權的華麗蛻變。同時為合拍片如何得到市場與作品的雙重認可提供了可參考的模板,是當代華語電影中不容忽視的一部作品。

3 《中國合伙人》文本細讀及話語傳達

《中國合伙人》是一部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我們製作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影片,影片講述了「土鱉」成東青、「海龜」孟曉駿和「憤青」王陽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大時代下三個年輕人從學生年代相遇、相識,共同創辦英語培訓學校,最終實現「中國式夢想」的故事。通過對其文本的細讀,從視聽語言、文化意義傳達及導演個人的表達慾望三部分解讀這部影片在內容上呈現給觀眾的直觀話語。

3.1視聽語言

在視聽語言中,音樂是陳可辛電影中點睛的一筆,無論《甜蜜蜜》中的《甜蜜蜜》,《如果·愛》中的《外面的世界》,總有一首主題曲承載著電影本身的故事以及銀幕空間之外觀眾的情緒。《中國合伙人》中出現了11首插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黃曉明、鄧超、佟大為三人合唱的主題曲《光陰的故事》。

貝拉·巴拉茲在 《電影美學》中指出:

「獨具風格的真正的有聲片不會僅僅滿足於讓觀眾聽到人物的對白,它也不會僅止於利用聲音來表現事件。聲音將不僅是畫面的 必然產物,它將成為主題,成為動作的源泉和成因。換句話說,它將成為影片的一個劇作元素。」[2]

用音樂作為敘事的重要手段不只是陳可辛一位導演的專利,在香港導演中,王家衛同樣也是一位善用音樂的導演,但不同的是,王家衛的音樂大多用於烘托情境,營造環境和氛圍,而陳可辛更希望藉助音樂或者說歌詞本身替人物說話,含蓄卻直接。

影片片尾,隨著《光陰的故事》的響起,馬雲、王石、張朝陽、等成功人士的照片出現在銀幕上,使原本一個虛構的故事有了時代意義和現實落點。這是陳可辛在電影中的話語,最後這一安排,讓整個故事增添了現實主義的落地感,同時導演的話語從銀幕中飛奔而來,在一部商業氣氛濃厚的影片中,打上了作者的標籤。

3.2中英文片名的內在含義

《中國合伙人》的英文片名叫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國的美國夢」。1985年,國家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一場史無前例的出國熱潮席捲全國,第二年自費留學的人數就突破了10萬人。「出國潮」成為當時年輕人尋求夢想和自我身份地位,進行階級跨越的一個主流方式。電影中深刻地探討了「美國夢」這一個時代名詞。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s) 最早出現在吉姆·亞當 斯的 《美國時代》一書中,「這不是一個關於汽車和高速公路的夢想,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

在這個社會裡,無論男女,每個人都能夠實現上天賦予他的全部內在潛能,而同時也被其他人認可這種自我價值,不因其出生環境和地位而改變。」[3]

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下,自我價值和對階級跨越的熱情促使很多年輕人加入到學習語言和出國大軍中。《中國合伙人》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新東方為藍本,講述了一個創業故事,將「美國夢」轉換成了「中國夢」,而影片上映的2013年,《咬文嚼字》雜誌評選出的年度熱詞中排在榜首的便是「中國夢」。重新定義個人與夢想,一度成為當時網絡和媒體熱切討論的話題,《中國合伙人》在夢想這一話語中,事實上掌握了自己的表達權力與風向。

3.3陳可辛在電影中的慾望表達點

從陳可辛的電影中能夠明確看到,他是一個對社會變革非常敏銳的香港導演。

1996年底《甜蜜蜜》上映,此時是香港回顧前夕,又值鄧麗君逝世,電影藉助這一特殊時代背景,講述了20世紀末期香港新移民的艱辛歲月,並以鄧麗君的歌曲《甜蜜蜜》貫穿始終,成功抓住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共通情感。2005年,是CEPA的第二年,香港和內地開啟了合拍片時代,《如果·愛》則是講述「北漂」青年在北京這一地域中的尋找與漂泊。

對於一個香港導演,如何理解內地改革開放30年的變化,如何抓住過往歲月中的情境和細節,陳可辛是這樣說的:

「這些對於我來講並不是問題。過去30年里,哪裡都有改革開放,有經濟騰飛;哪裡人都年輕過,懷舊過。我只是為這些情懷找到一個載體,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在這個故事裡面,我把我最喜歡、最擅長的東西都放進去。而後,我有好的編劇,好的美術指導,好的服裝指導,他們也會幫我找到所有的東西。那些年代的大事件,不用細說大家都知道。在編劇本的過程中,我也加入了很多我自己認為合理而且能體現時代感的東西。比如,第一版本的劇本最初寫他們沒錢,所以在被北大開除之後找了一個小胡同裡面的房子教書,這個段子跟時代掛不上鉤,而且外景沒有找到胡同,北京現在要找小胡同也不容易,最後就找了一個舊工廠。在電影敘述的那個時期,內地很多人剛剛下崗,好多工廠都倒閉了,他們(電影里的兩個創業青年)就偷溜進去,在那裡教學。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歡老工廠,後來找到的那個工廠拍出來非常東歐,非常社會主義。」[4]

中從中不難看出,將自己對歷史事件及陌生環境的短板轉化為對懷舊和成長共性題材擅長的長板,時代議題便多了個人使命,在其中話語權從大環境下的人物轉換成了人物對大環境的應對,這不僅是電影中三位主人公的境遇,也是現實中陳可辛個人創作經歷的影射及話語來源,從中看出他能夠很快的在多變的創作環境中抓住自己的表達慾望,從而避免話語權的旁落。

4 《中國合伙人》意義剖析及話語權掌控

4.1對陳可辛的意義

陳可辛多次在針對《中國合伙人》的訪談中提到,這部片是在拍自己。電影中有一幕,鄧超飾演的孟曉駿曾在美國餐廳當打雜工,連小費都沒資格拿。陳可辛說,這一幕是來自於他在美國打拚時的真實體驗。

《21 世紀》在採訪陳可辛時問道:那麼你在這些商業故事中尋找什麼,或者說你在你的電影里想要表達什麼?


陳可辛說:「我認為電影裡面真的包含了所有我喜歡的東西,長時間的跨度,人物的成長。我覺得成長就是童真失落,年輕的時候都很天真,就像戲裡面一直在問的,「到底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這個世界改變了我們?」改變似乎是必須的成長經歷,一直是我們認為可以改變世界,跌打滾爬之後才明白,我們改變不了世界,是世界改變了我們。」[4]

《中國合伙人》剛剛與觀眾見面的時候,輿論紛紛表達了「這不是陳可辛了」等類似的言論,然而就陳可辛自己所言,《中國合伙人》是自己拍片以來最個人的一部,裡面孟曉駿在美國打工的悲慘經歷完全就是照搬自己的經歷:「這部分完全是我讓編劇寫進去,都是我1981年在美國的經歷,包括對白都是的。之前我的作品沒有那麼完全代表我的內心,這部戲就是我最個人的。」[5]

因此可以說,在這部電影中,陳可辛很好的運用了這個雞湯式的勵志故事,找回了話語的自信,維護了自己的話語權。

4.2市場意義

2013年,全國電影票房總收入217.69億元,其中,國產影片票房收入127.67億元,進口影片票房收入90.02億元。《中國合伙人》2013年5月17日在大陸上映,首日票房2466萬,首日排片超過36%,累計票房5.39億,在全年的國產影片票房收入中占4.22%。在2013年國產影片票房排名中位居第5名。排名前十的影片分別是:《西遊降魔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狄仁傑之神都龍王》、《私人訂製》、《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小時代》、《警察故事2013》、《風暴》、《天機-富春山居圖》。十部電影中,合拍片有7部,足可見合拍片對票房推動的影響。

在百度指數中,2013年電影上映的首周里,其搜索指數達到418369,可見其網絡熱議程度。團隊方面,《中國合伙人》以陳可辛為主,其團隊包括江志強、許月珍、杜可風等均是陳可辛在香港常合作的夥伴。香港的團隊在電影拍攝上相比較內地而言,更懂工業化的流程,專業性更強且明確市場需求,這是在合拍片中十分占優勢的一點。

然而與內地合作,陳可辛面臨著很多壓力,在談到故事本身的時候,他曾經說道:

「最初在看劇本的階段,我給了唯一熟悉的企業家王石看,他也是那個年代的人,我問他我能拍嗎?他說非常好,他看到了《甜蜜蜜》的影子,而且覺得比《甜蜜蜜》的格局更大,這個故事與內地有關、與他相關。就是他這句話讓我決定拍這個戲。如果最初他看覺得不靠譜,可能我就不敢拍了。」[4]

由此可見,最終能通過市場考驗的,一定是一個導演對一個好故事的把握。這一點也在後續陳可辛監製的影片《七月與安生》和《喜歡·你》的口碑和市場表現里得到了印證。我們常說在市場中票房表現才是真正的話語權,然而能最終決定票房的,根源仍舊在於故事本身的成色。所以市場的話語權掌控,根本看來還是導演對一個故事的話語權掌控。

4.3時代意義

本人看來,《中國合伙人》是一部拍給80和90後的電影。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找回民族自信的電影。隨著合拍片進行了十幾年後,香港電影已經逐漸進入中國的產業與文化體系之中,成為華語電影新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而隨著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國人包括港人對於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感也在快步提升。

影片《中國合伙人》所呈現出的,正是在這一新的歷史情境中,以陳可辛為代表的香港人通過家國想像與民族認同的方式,重新建構自身的文化身份。電影中孟曉駿的「美國夢」在美國破碎了,卻因為新夢想的成功在祖國實現了彼時的「美國夢」,這其中不僅影射著導演陳可辛的個人經歷,也映射著許80、90後海歸。從前我們需要在美國完成夢想,得到個人價值的實現,而今在中國,個人的夢想同樣可以通過努力來達成。

當「美國夢」變成了「中國夢」,時代的話語權就發生了轉化,夢想被重新審視,情懷被重新拾起,這部影片與所有合拍片氣質不同的一點,是它展現了中國作為主體的世界意識。以往懷揣這樣國家情懷的影片,我們大多在好萊塢才能看到。因此無論對於導演個人或者影片本身,都是一份強有力的宣言,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軟實力,我們所要爭取的,不僅是國內市場中的話語導向,更需要放眼世界,爭取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話語權。

總結

想要追求話語權和身份的認同,一方面創作者有清醒的頭腦,面對市場需求有精準的眼光,明確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電影是一種語言,是一種表達,是一隻喇叭。能站住自己腳跟的,有明確的使命,滿足大局意識和時代訴求,在一個百花爭鳴同時浮躁與焦慮並存的時代里,發出一種良性的聲音,電影語言的力量得以展現,話語權便被掌握了。

作為合拍片來看,《中國合伙人》給了其後的合拍片一個很好的藍本,對於港澳台地區的創作者而言,與其花心思如何適應內地市場和觀眾,不如先找回創作者自身最想表達的話語,將其影像呈現,最終以自己的話語,對接時代話語,話語權的掌控與平衡,便順理成章了。


參考文獻:

[2] 巴拉茲·貝拉 . 電影美學 [M].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141.

[3]張筠. 從《中國合伙人》英文名談主題情懷和價值觀[J].電影文學,2014:20

[4] 熊元. 黃晨霞. 陳可辛:我眼裡的中國合伙人[J]. 21 世紀經濟報導,2013 :5- 017

[5] 陳可辛談《中國合伙人》:這部片是在拍自己.搜狐娛樂,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