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粟特人何妥及其家族與儒學的關係
劉全波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摘要] 《隋書》與《北史》之《儒林傳》均記載有何妥，何妥是一位被叫做「何細腳胡」的粟特商人的兒子，更是唐末魏博節度使何進滔、何弘敬的先祖，何妥後來官至隋國子祭酒，有《周易講疏》和《孝經義疏》傳世；《何弘敬墓誌》中稱是何妥九世孫，與其父何進滔、兒子何全皞祖孫三代皆為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自己很重視儒學，其五個兒子亦在他的嚴厲要求下學詩學禮；整個中古時期尤其是隋唐的諸多史籍中出現了眾多粟特人學習儒家經典的記載，甚至包括向來被認為胡化較深的河朔三鎮的諸多節度使、軍將家族，他們中的多數人的確不是依靠儒學與科舉來取得官職的，但無疑認識到了儒學與科舉的重要性，這是入華粟特人漢化、華化加深的標誌，當然他們對待儒學的態度也是矛盾的，有其兩面性。
[關鍵詞] 粟特；何妥；何弘敬；儒學
粟特是一個商業民族，是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歷代史書對其多有記載。《漢書》卷96上《西域傳》載：「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1]《魏書》卷102《西域傳》載：「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2]《隋書》卷83《西域傳·康國》載：「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3]1849《舊唐書》卷198《西戎傳·康國》載：「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4]5310《新唐書》卷221下《西域傳下·康國》載：「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5]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深目高鼻、多須髯、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的粟特人漸漸與儒學發生關係，而這其中年代較早而著名的關鍵人物就是何妥。《隋書》與《北史》之《儒林傳》中均記載有何妥，何妥後來官至隋國子祭酒，這位姓何名妥的先生卻是一位被叫做「何細腳胡」的粟特商人的兒子，更是唐末魏博節度使何進滔、何弘敬等的先祖，此何妥學問極好，有儒學著作《周易講疏》和《孝經義疏》傳世，我們就想看看一個被稱為「細腳胡」的西域粟特胡商的兒子，是如何成為隋朝的國子祭酒兼儒學家的。他是特例，還是中古時期出現了一個粟特人接受儒學、儒家文化及科舉的潮流？
一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何妥的父親「何細腳胡」做一些考察。《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載：「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3]1709《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校勘記[三]載：父細胡。《北史》本傳，「胡」上有「腳」字[3]1727。《北史》卷82《儒林下·何妥傳》載：「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腳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6]2753《北史》卷82《儒林下·何妥傳》：「校勘記[一八]載：西城人也。《隋書》卷75《何妥傳》同。《通志》卷174《何妥傳》『城』作『域』。按何妥先世當為西域何國人，疑《通志》是。」[6]2773《通志》卷174《儒林傳第三·何妥傳》載：「何妥字棲鳳，西域人也。父細腳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至巨富，號為『西州大賈』。」[7]對於何妥的籍貫，前輩學者已經認識到其為西域何國人的事實，並對《北史》、《隋書》之記載做了訂正，雖然用了「疑」字，但是這個訂正很顯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記載何妥時，直言：「何妥，西域人也。」[8]86但是諸史籍中對於何妥之籍貫的記載卻仍然是諸說並存。如《貞觀政要》卷7《崇儒學第二十七》載：「（隋何妥）字棲鳳，西城人，為國子祭酒。」[9]《冊府元龜》卷775《總錄部二十五·幼敏第三》載：「何妥字棲鳳，西域人。」[10]《天中記》卷25《夙惠》載：「戲答姓。何妥字棲鳳，西山人。」[11]可見，《冊府元龜》的記載是正確的，而《貞觀政要》、《天中記》的記載則是錯誤的，應予糾正為是。
諸史籍對於何妥之父的記載只有這一句話，主要是說何妥之父通商入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其中對於何妥之父的稱謂卻令人十分疑惑。《北史》、《通志》作「細腳胡」，而《隋書》作「細胡」，這裡的「細腳胡」與「細胡」究竟哪個為是？其所代表的含義又是什麼？諸前輩學者在校勘史籍的過程中也沒有做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或稱之為「何細腳胡」、「何細胡」，似通未通。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言何妥之父時亦曰：「父細胡（北史作細腳胡）通商入蜀。」[8]86由此亦可見陳先生對「細腳胡」、「細胡」之存疑。在檢閱敦煌文書時，我們發現一則材料對於理解「細腳胡」、「細胡」或有幫助。敦煌文書P.3622v是一卷失名古類書。《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載：「P.3622類句乙。P.3622v文賦體類書乙。說明：四字為句，存職事章第七，城廓章第八，還有人類章第三。P.4034卷。按：正反兩面均依王三慶定名。」[12]王三慶《敦煌類書》對此文書只是做了敘錄、錄文，並沒有做出更詳細的考證 [13]。P.3622v之「人類章」載：
人類章第三大漠
□麗，新羅遠國，白曡
□獠豸尞，吳蜀楚倅，白
□門僧祁，莫拘禮則
虜高倡，巴兒矬佗，越俗
□陁，細腳羌賊，部落□□□執 [14]
此「人類章」殘損嚴重，僅殘留上述部分，其內容主要介紹分布在南北東西的華夏先民，其中不免使用了「虜」、「巴兒」、「賊」等帶有歧視性的字眼，引起我們強烈關注的是「細腳羌賊」一句，此「細腳」與「賊」字無疑是對「羌」的形容，充滿了歧視，但是從中或可見當時所謂中原人士對「羌」的印象，尤其是「細腳」二字，更為色彩鮮明。我們再來看諸史籍對何妥之父的稱謂「細腳胡」、「細胡」，再將其與P.3622v文書所載「細腳羌賊」作比對，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共通之處，「細腳」一詞是起修飾作用的，「細腳」是修飾「胡」與「羌」的，是名詞化了的形容詞，是用身體某部分的特徵指代整體，這或許與「胡人」與「羌人」的生活習性相關，或許與他們善於奔走，善於往來各地經商有關，當然其中包含著歧視性色彩，但是，很顯然「細腳胡」一詞是可以解釋通的，而所謂的「細胡」則是不通的。通過這些考察可以得知何妥是來自西域的粟特人，並且其父親還被稱為「細腳胡」，可見在何妥家族裡，其父親應該是南北朝時第一代或者是前幾代來華的粟特胡商。
二
關於何妥早年的逸事，史書多有記載。《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載：「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俊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俊，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3]1709-1710由此可見，何妥早年是生活在南朝梁的，他聰明伶俐，有俊才之譽，並且受知於湘東王也就是後來的梁元帝蕭繹，本來是以技巧為業，後來蕭繹知道了他的聰明，於是召為誦書左右。《粟特商人史》對何妥有這樣的評價：「在四川益州/成都，最著名的是一個粟特商人家族融入漢族上層的例子，何妥與侄子何稠因此而被載入正史……年輕的何妥，曾就讀於貴族子弟的專門學校國子學。這位異國商人之子，儒學方面的成就異常突出，並因此位居北朝官員之列。」[15]《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又載：「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後，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後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3]1710隨著梁的滅亡，何妥進入了北周，周武帝授他太學博士。周宣帝欲立五後，儒者辛彥之不同意，而何妥卻迎合了周宣帝，由此封襄城縣伯，可見何妥還是很懂變通的一個人。到了隋朝，何妥依然加官進爵。《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載：「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3]1710但是何妥的性格卻是「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3]1710。並且何妥與蘇威不睦，多次上書言蘇威之非。「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岩、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3]1712我們也可以看到何妥在彈劾蘇威的奏疏中多引用儒家經典與孔子言論，亦可從側面知曉何妥的學問水平，如「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3]1711-1712。
何妥亦精通樂律。《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載：「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雲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與！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3]1714「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鐘。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鐘。詔下公卿議，從之。」[3]1715陳四海、葛恩專《何妥與開皇樂議》一文對何妥的音樂才能與政治才能做了充分的肯定： 「隋初開皇樂議歷時十三載,最終被何妥『黃鐘一宮』調結束。何妥不僅因為懂音樂才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更因為他懂政治，他用『黃鐘一宮』調將政治與音樂緊密聯繫在一起，做到樂與政通；他利用音樂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維護隋朝的政治統治。『黃鐘一宮』調在隋開皇期間的運用，加強了皇權，鞏固了統治。因此，何妥並非不懂音樂，他是一位深諳音樂與政治之關係的音樂家。」[16]
關於何妥的子孫，正史中只記載了他的兒子何蔚。《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載：「俄而妥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3]1715從何蔚的官職秘書郎來看，應該是繼承了其父的學問，任職明顯與其從兄弟何稠不同，何稠還是以技藝侍奉隋煬帝；後來此何蔚有罪當刑，隋文帝因為何妥的緣故寬宥了何蔚，或許是何蔚所犯罪過極大，「減死論」之後對何妥的恩禮漸薄。
關於何妥晚年的故事，史書記載亦頗多。《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又載：「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鐘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並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3]1715通過這些記載可知，開皇六年（586年）何妥出為龍州刺史，他做了一篇《刺史箴》勒於州門外，還為負笈遊學者講說教授，可見其禮賢下士的胸懷。三年後何妥回到長安，由於何妥與蘇夔在鐘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隋文帝令群臣商議，朝臣多贊同蘇夔而排擠何妥，越是受排擠受壓抑，何妥的鬥爭性越強，在討論封禪時上書指斥當世朋黨，致使蘇威、盧愷、薛道衡等皆坐得罪。根據《隋書》卷2《高祖下》所載：「十一年……五月……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3]36「十二年……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縣侯盧愷，並坐事除名。」[3]37可知，何妥上封事指斥蘇威等朋黨的時間在開皇十一年（591年），最終導致蘇威等坐事除名是在開皇十二年（592年）。或許是由於何妥的上書導致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政治鬥爭，何妥繼續被排擠，外放伊州刺史，但是沒有成行，不久改授國子祭酒，並卒於官任，而其卒年必當在開皇十二年七月之後的一段時間。
《隋書》卷75《儒林傳·何妥傳》又載：「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3]1715從何妥的著述來看，其不但對儒學有較高的造詣，對於道家學問亦有研究，作有《莊子義疏》，且有《封禪書》、《樂要》與文集並行於世。
《隋書》卷75《儒林傳·蕭該傳》載：「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3]1715-1716這裡所記載的是何妥與蕭該正定經史之事，但是因為何妥與蕭該各執所見，遞相是非，致使久而不能就，隋文帝就終止了此次正定經史之事。由此亦可見，何妥在經史方面的修養，不然也不會選他與蕭該正定經史，如何妥果真沒有任何學問、主張，他也不會和蕭該各執所見。
對於何妥的儒學成就，焦桂梅《南北朝經學史》有專門的論述：「何妥經學著作主要有《周易講疏》和《孝經義疏》二種。」[17]419「通觀何氏佚文，其治《易》特色主要有三：長於義理解《易》，間用象數之說，借注《易》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17]420「何妥在主要繼承王弼以義理解《易》的基礎上也引入了漢人象數之說，體現了其既重義理又不廢象數，意欲將二者有機結合的治《易》傾向。」[17]421「何氏《講疏》在以申王為主的同時，又不廢兩漢舊注及近人新解，體現了該時期《周易》註疏不主一家、義理與象數相結合的基本特點。何妥釋《易》簡潔易懂，其說多為後人沿用。」[17]426可見，《南北朝經學史》對何妥的《周易講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更可見何妥學術功力之深厚，何妥雖然由南朝入周、隋，《南北朝經學史》也將其列入隋朝經學家之中，但是他的學術淵源仍是南朝一脈的。
何稠是何妥兄何通之子，博覽古圖，多識舊物。《隋書》卷68《何稠傳》載：「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3]1596至於何稠會製作波斯金綿錦袍、琉璃等物，應該與其家族出身西域粟特胡有關。
隋煬帝繼位後，何稠依據儒家倫理負責營造輿服羽儀、服章文物、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隋書》卷68《何稠傳》載：「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核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余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3]1597-1598
何稠後隨隋煬帝出征遼東，且有造水橋與行殿及六合城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後隨隋煬帝至江都，隋煬帝死後，先後歸於宇文化及、竇建德，最後歸於大唐。《隋書》卷68《何稠傳》載：「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少匠，卒。」[3]1598何稠在《隋書》中單獨立傳，且篇幅不小，可見其在隋朝的地位與影響，隋煬帝時何稠更是侍奉左右廣受恩寵，這樣來看，何妥與何稠所經營的何氏家族在隋朝發展到了一個高峰，他們既是富商大賈，又是能工巧匠，還是儒學之家，這樣就給我們展現了一個南北朝後期至隋朝時期的完整的粟特人家族，一個經過祖孫三代努力而構建起的聲名鵲起的入華粟特人家族，成為入華粟特人的傑出代表。但由於隋朝的速亡，這個家族也忽然沒有了記載，其子孫後世的信息也無從查詢，直到《何弘敬墓誌》的發現。
三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之《何弘敬墓誌》載：「公諱弘敬，字子肅，盧江人也。周唐叔虞之後，十代孫萬食采於韓，封為韓氏，至韓王安，為秦所減，子孫流散，吳音輕淺，呼韓為何，因以為氏。」「至公九代祖妥，仕隋為國子祭酒、襄城公；文德輝赫，冠絕當時，厥後因稱襄城公房。又六代祖令恩，忠勇邁世，武藝絕倫，以中郎將統飛騎，破薛延陁於石□坡，與將軍喬叔望執失恩力，爭功為叔望所誣，兼并部曲八百人，遷於魏相貝三州，功名震曜，代濟其美。繇是公家於魏。曾祖俊，贈左散騎常侍，生太保諱默，太保生太師諱進滔。公太師之嗣也。衛國太夫人康氏出焉。」「公娶武威安氏，累封燕國、魏國、楚國夫人。有子五人：長曰全皞，起復震麾將軍、守金吾將軍、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次曰全肇，奉義郎、檢校光祿少卿、兼貝州別駕、賜緋魚袋。次曰全綽，奉義郎、行貝州司倉參軍。次曰全升，文林郎、前守□州司戶參軍。次曰全卿，奉義郎、行魏州大都督府戶曹參軍。女一人，適南陽張氏，封廬江縣君。皆稟訓義方，並為令器，學詩學禮，既孝且仁。昔之三虎八龍，不足多也。」「臣頃任懷州刺史，東接衛州，注來游賓，皆游於魏，聞何某教諸子，皆付與先生，時自閱試，苟諷念生梗，必加捶撻。今雖儒流寒土，亦不能如此。未有知書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又有故衛州刺史徐乃文，三任河北刺史，嘗有戰功，前年卒於所任，即以其子用賓為館驛巡官。逎文幼子懼不得克終喪制，退而盧墓，以避奪情，未期年，卒於盧所。何某聞而悲嘆，知乃文貞女，遂手擇良日，納彩奠雁，娶為全皞之婦。自古名人義士罕聞其比，況公輔大臣。藩方重德，未有為愛子娶妻不問賢愚好醜，不謀於其母氏也。聖人再三賞異，猶重言故衛州姓名。」[18]《舊唐書》卷181《何進滔傳》載：「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為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眾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為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為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4]4687-4688
據《何弘敬墓誌》與《舊唐書·何進滔傳》可以略知此何氏家族的狀況，但是我們也懷疑《何弘敬墓誌》所記載的「至公九代祖妥，仕隋為國子祭酒、襄城公」是否真實，是不是何弘敬及其子孫冒認先祖誇耀門第？但是目前還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偽造的。我們在姑且信之的基礎上對此何氏家族與儒學的關係做一考察。
何妥應該是此何氏家族中第二代進入中原的，由其父被稱為何細腳胡可知，而機緣巧合的是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的父親為何妥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並接觸、進入南朝的高層，十七歲時何妥以技巧事湘東王，並被召為誦書左右，這樣的學習環境、人生經歷必然是塑造何妥成為未來儒學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他的侄子何稠後來是以技巧侍奉隋煬帝的，這和早年何妥以技巧侍奉湘東王一樣，可見他們家族是有技藝傳家的，並且是異域高端技藝，故深得兩位帝王的寵信。何妥的兒子是何蔚，從其擔任秘書郎可知，何妥的學問在他的這個兒子這裡得到承襲，不然其如何能夠擔任秘書郎這個職位呢？但是何蔚與何稠之後何氏家族的譜系正史就沒有記載了，《何弘敬墓誌》中自言其九世祖為何妥，這樣我們才把這個家族的前前後後聯繫起來。何弘敬的父親是何進滔，兒子是何全皞，祖孫三代皆為魏博節度使，何氏家族再次發展到一個高峰，而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從何弘敬開始這個家族對儒學的接受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何弘敬自己很重視儒學，而其五個兒子亦是在他的嚴厲要求下學詩學禮。即《何弘敬墓誌》所載「皆稟訓義方，並為令器，學詩學禮，既孝且仁」「聞何某教諸子，皆付與先生，時自閱試，苟諷念生梗，必加捶撻。今雖儒流寒土，亦不能如此」是也。雖然志文所記有奉承何弘敬、何全皞等人的意味在裡面，但是很顯然何氏家族對詩書禮儀還是很重視的，雖然他們不須通過參加科舉考試來獲取官職，但是從何弘敬五子的官職來看，除何全皞外，已經皆是文官了，可見此時期的何氏家族的狀況，亦可見他們與中原傳統文化儒學的關係。
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云：「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19]200陳寅恪先生更進一步說：「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19]212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諸多學者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方積六《唐代河朔三鎮「胡化」說辨析》言：「唐朝廷與河朔軍將的鬥爭，屬於唐朝統治集團內部統一與割據的鬥爭，不具有漢民族與北方各少數民族或漢化與胡化的相互對抗的性質。」[20]王義康《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會文化變遷》言：「所謂的『河朔胡化』實際上是少數民族移民在融入漢人的過程中，尚未消弭的尚武特徵。」[21]崔明德《試論安史亂軍的民族構成及其民族關係》言：「唐代河朔地區既有胡化的趨向，也有漢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趨向。」[22]仇鹿鳴《從〈羅讓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亦言：「過去對於河北藩鎮往往會強調其胡化的一面，但這些胡人在進入中原長期定居，與普通漢族居民有了充分接觸之後，其漢文化的程度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們不但應注意到河北胡化的一面，同時也要注意到胡人漢化的一面，從而充分認識河朔社會的複雜性。」「如最新刊布的一方粟特人米氏墓誌，分別由其子孝臣撰文，忠臣書丹，如果說墓誌的撰寫尚有格套可循的話，那麼書丹則是直接衡量出漢文化水平的標尺，可見入華胡人中薰染漢風者亦大有人在。」[23]牟發鬆《墓誌資料中的河北藩鎮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誌〉所見成德鎮為中心》言：「本文就《崔氏合祔墓志銘》所反映的成德藩鎮情況，利用墓誌資料，在前人基礎上作了一點新的探討。陳寅恪先生所論大唐帝國自安史亂後實分為兩部，河北藩鎮被視為以戰鬥為職業的胡化戎區，乃如實反映了安史亂後唐代朝野特別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區的普遍社會心理。但這並不意味著河北藩鎮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來的士子，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承習『世業』，使得政治軍事上似乎『自為一秦』的河北藩鎮，仍以文化為媒介與長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這在文獻及資料中有不少實證，墓誌所見成德鎮的情況亦為佳例。」[24]誠然，諸位前賢的論述已經很詳盡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對粟特人何妥家族或者說何弘敬家族與儒學的關係的考察就是可信的、合理的，何弘敬父子三代職掌魏博，我們不能只看到他們胡化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他們漢化的一面，這肯定是一個交錯進行的過程，他們必然要維持自己胡人的特點，但是身處中華文明之腹地，他們又哪能「獨善其身」？像何弘敬一樣出身粟特節度使、軍將家族的史孝章、米存實、米存賢等亦是「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學習禮經，以期鄉秀」。這難道僅僅是個別現象？恐怕不是，即使在河朔三鎮最跋扈的時期，諸節度使、軍將家族的子孫們還是在學詩學禮，總之，我們並不能因為他們出身粟特藩鎮、軍將家族就認為他們對儒學乃至科舉是不重視的，也許他們不由科舉晉身，但是也不應該認為他們對儒學與科舉是不聞不問、熟視無睹的，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猜想：這些出身粟特的藩鎮、軍將家族，表面上外交上是要維持胡人的特點以號召部下並維護其獨立性的，而內政修身方面又要依靠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提升自己約束部眾，雖然看似矛盾，但事實上粟特人與儒學的關係或許就是這樣的矛盾集合體。
四
何妥所生活的時代已經到了南北朝的後期，何妥能夠成為儒學家或許更多的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性，他的父親還是一位被稱為「細腳胡」的粟特商人，他本來應該也是這樣的商人，可是由於其在南朝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梁元帝等人的點撥，遂成為一位身懷絕技的學問家，但是他的家族無疑是以技藝傳家的，他的父親、哥哥、侄子就是用那些驚世技藝遊走於帝王左右的，何妥實現了從依靠技藝為生到依靠學問為業的轉變，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標誌著入華粟特人的後代開始自覺學習、接受中原文化並試圖融入其中，而不是僅僅依靠技藝或者商品換取利潤而後挾之遠歸故國。並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這些入華粟特人的後裔中，兒子們是有分工的，或許這種分工是潛移默化的，長子或者年齡稍長的兒子其主要任務是繼承父祖之業，經商、做武將等等，而幼子們則需要開拓新的陣地，像中原士大夫一樣，志學而後科舉，當然這不是定律，也不是人為設定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應是自然而然的家族內部分工。何妥時代來華的粟特人很多，由於資料的缺失，我們目前只看到他實現了成功的轉型，而何妥之前的時代是否也有人已經接受了儒學呢？這是前科舉時代，儒學和仕途的聯繫還沒有那麼密切，所以對儒學的追逐更多的是探索知識性的，而後來的隋唐時代，科舉成為整個帝國的人才選撥制度，那些進入中華的粟特人必然會很敏感地覺察到這巨大的變化，於是整個隋唐時期的諸多史籍中出現了眾多粟特人學習儒家經典的記載，甚至包括向來被認為跋扈的河朔三鎮的諸多節度使、軍將家族，他們多數人的確不用依靠參加科舉來取得官職，但是他們無疑認識到了儒學及科舉的重要性。而大量中下級粟特人官員甚至一些淪落為平民的粟特人，他們要取得官職，要得到晉身之途，必然要通過最為正途的儒學及科舉這條道路，而很多人終生都默默無聞，名不見經傳，所以他們的事跡也就湮滅在歷史的滾滾長河中了。事實上，我們所分析的何妥家族中與儒學有聯繫的僅僅是何妥及其兒子何蔚，何弘敬及其諸子，而家族中更多的人，他們和儒學是沒有聯繫的，這又該如何解釋呢？且雖然何妥與何弘敬同出一脈，但他們在接受儒學這個問題上應該是沒有任何聯繫的，何妥的著作、學問有沒有在家族內得到傳承尚不得而知，我們只是知道這個家族在兩個時期出現了和儒學密切聯繫的現象，具體來看，何妥時代偶然性多一些，何弘敬時代必然性多一些，這是和整個歷史發展潮流相一致的，是與科舉制度深入發展相一致的。總之，中古時期的部分入華粟特人與儒學及科舉之間曾有過親密接觸，這親密接觸給入華粟特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新的啟迪，是與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接受愈多，粟特人身上的胡氣便愈少。時光流轉，長河漫漫，入華粟特人最終融化在了中華文明的血脈之中。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896.
[2]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70.
[3]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4]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5]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6244.
[6]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7]鄭樵.通志[M]// 紀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29.
[8]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北京：三聯書店，2001.
[9]吳兢.貞觀政要[M]. 戈直,集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159.
[10]王欽若.冊府元龜[M]. 周勛初.校訂.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8977.
[11]陳耀文.天中記[M].揚州:廣陵書社，2007: 806.
[12]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0: 290.
[13]王三慶.敦煌類書[M].台南：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501.
[14]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7.
[15]魏義天.粟特商人史[M]. 王睿,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90.
[16]陳四海,葛恩專.何妥與開皇樂議[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4）: 160-164.
[17]焦桂梅.南北朝經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8]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57-1060.
[19]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北京：三聯書店，2001.
[20]方積六.唐代河朔三鎮「胡化」說辨析[C]// 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 432-450.
[21]王義康.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會文化變遷[J].歷史研究，2007（5）: 66-75.
[22]崔明德.試論安史亂軍的民族構成及其民族關係[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3）: 20-29.
[23]仇鹿鳴.從《羅讓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J].歷史研究，2012（2）: 27-44.
[24]牟發鬆.墓誌資料中的河北藩鎮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誌》所見成德鎮為中心[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 117-123.
[責任編輯 張亞君]
收稿日期：2015-09-02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項目「絲綢之路文化主題創意關鍵技術研究」（2013BAH40F01）。
作者簡介：劉全波（1984- ），男，山東陽信人，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