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范純粹編訂《范文正公集》時，《與唐處士書》選擇了一個明顯不夠優勝的版本呢？】
在中國音樂史尤其是古琴史上，范仲淹（989—1052）《與唐處士書》因為記載和闡述了古琴業師崔遵度（954—1020）「清厲而靜，和潤而遠」的思想，堪稱重要文獻。大多數讀者讀到此文，當然是從自北宋《范文正公集》以來的各種范氏文集中，而關心古琴的讀者則往往見之於朱長文（1039—1098）《琴史》卷五《范文正公》一則。《琴史》所引並非全文，截去了頭尾套語三十餘字，主體盡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與通行的范氏文集字句多有出入。古人引書，常撮述大意，或全憑記憶，每有衍脫錯訛，未必都值得重視，亦未必足為校勘文本的依據。《琴史》引文是否屬於這種情況，首先當然要經過比勘。
《琴史》本身也存在版本校勘的問題，通行本則為康熙時期的曹寅刻本。汪孟舒先生（1887—1969）以曹刻本為底本，參以諸本，精心校讎，撰為《樂圃琴史校》（中國音樂研究所，1959年5月），允稱佳善，以下即引其校訂文本（「熏」字，汪校「他本通作『薰』」而未改本文，此處徑改）：
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其為道大矣乎！暴秦之後，禮樂失敘，吁嗟乎，琴散已久。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凈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乎千里，未獲所存。今複選於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子乎？君將懷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游羲皇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哉？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
明內府寫本《永樂琴書集成》卷十六《范文正公》全抄《琴史》，有異文四處，除一處顯為形訛，另三處一為「暴」「秦」二字互乙，一為「吁」作「於」，一為「今之」作「今日」，其餘完全相同。這三處異文，均未見之於他本，大概是傳抄誤差。總之，仍可佐證《琴史》文本的準確性。
范氏文集現存之本，以范仲淹四子范純粹刊本《范文正公集》為最早。《與唐處士書》一文，今之《全宋文》及主要范氏文集的基本依據即《范文正公集》。即以《范文正公集》與《琴史》引文對勘：
以上異文，有一些屬於兩可者，但也有一些值得分析。「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顯然要比「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義長。「其為道大矣乎」有承前文語氣，優於「琴之道大乎哉」。「禮樂失敘」的「敘」，較之「馭」更為準確；「敘」「馭」形近而訛。以「清凈平和」譽崔公，似較「清靜平和」為佳；「凈」「靜」音近而誤。「嘗游於門下」前若有「某」字，後不久又有「某拜而退」，不免重複，當去其一。范仲淹當然記得《禮記·中庸》載孔子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那麼「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從「君子」導入「中和之道」非但多餘，也沖淡了「不躁不佞」的論述重點，沒有「然後君子」四字更好。「君將憐其意」，其者，崔公也，崔公推崇唐處士（異），范仲淹當然是期待唐處士「懷」之，而非「憐」之；「懷」字草書，有類「憐」字者。范仲淹意在學琴，故云「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生」「王」形訛。「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正與前句「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成互文，「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大約是「存」字下面漏了一個重文號。「天下富壽」諸本皆同，唯《范文正公集》無「富」字。十九處異文中，有十處明顯以《琴史》勝出，且多為較為要緊處，尤其是最後一例有版本堪為佐證，完全應當引起重視。
此外，《永樂琴書集成》卷十六亦引《范文正公文集》（目錄如此，即《范文正公集》，正文作《范文正公與唐處士書》），衍脫錯訛不少，也有不少與北宋本相同之處，但「天下之和」「清凈平和」「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屬遠仕乎千里」「羲皇」「先生之琴傳」「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豈不遠哉」「天下富壽」則全同於《琴史》所引，就斷非巧合可以解釋了，疑出別本。學者們曾用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引文校訂《范文正公集》，《琴史》引《與唐處士書》的準確性，至少可以等而觀之。然而，至今未見學者用《琴史》來校勘《與唐處士書》。
考察《范文正公集》與《琴史》的成書年代，也會有進一步發現。朱長文《琴史序》作於元豐七年（1084）正月，此時《琴史》已完成。而范純粹編竣《范文正公集》在熙寧十年（1077），蘇軾序作於元祐四年（1089），雖然很可能在蘇軾作序之前已經刊行過一次，但「從現在版本的避諱線索以及對蘇軾作序時間原因的推測，可知范純粹編輯的《范文正公集》當初刊於宋哲宗時期」（王瑞來《天地間氣：范仲淹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第171頁）。換言之，《范文正公集》面世，再早也早不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必在《琴史》寫完之後。因此，《琴史》所引《與唐處士書》的出處，一定比《范文正公集》更早。
排除特殊原因，私人書簡只有作者本人才可能修改，《與唐處士書》的文本差異，也應該同出范仲淹之手。收錄在《范文正公集》中的，更像是范仲淹自留的底稿；《琴史》引文，則可能是寄給唐異的正式文本。南宋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著錄《范文正公尺牘》五卷，為「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可見范氏後裔的確存有范仲淹的大量書簡。除了家書，這些書簡不排除有徵集自親友的原件，但多數只可能是范仲淹的底稿；《范文正公集》卷九、十的十篇「書」，其來源不外乎此。那麼，《琴史》引文從何而來？
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范文正公集》之前，曾有一部很可能是范仲淹自己編定刊行的八卷本別集《丹陽編》（或作《丹陽集》），約在南宋晚期不傳於世。之所以以「丹陽」（潤州）名集，學者推測「范仲淹將知潤州時所作的詩文以及有關詩文，自編為一集」（《天地間氣：范仲淹研究》第170頁）。但范仲淹於寶元元年（1038）知潤州，不足十一月而改知越州，其間就算著詩文再夥，加上「有關詩文」編成集子，竟能達八卷之多，抵得上《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十分之四的篇幅，似不大可能。考慮到寶元元年范仲淹恰逢知天命之年，大致可以斷定，《丹陽編》是他在潤州任上編定的自選集，包括了他五十歲之前的詩文菁華，有一定的總結性質。天聖四年（1026）五月，范仲淹在為唐處士寫的《唐異詩序》中說：「高平范仲淹師其弦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自引書語即《與唐處士書》「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子乎」，可見《與唐處士書》必寫於崔遵度歿後至作《唐異詩序》之間（1020—1026），在《丹陽編》編選時段之內。然而，《琴史》所引《與唐處士書》出自《丹陽編》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因為北宋文人自訂別集，大多止於選錄詩文，收入私人書簡者鮮，《丹陽編》未必能破此成例；其次，《琴史》引文與《范文正公集》一樣，以「某」代「仲淹」，這是家諱因素在文中的反映，體現出它的來源可能還是范仲淹的後人。
范仲淹家族與朱長文家族的關係，似乎揭示了某種可能。朱長文《朱氏世譜》云：「先君諱公綽，少從學范文正公，為高弟。」（《樂圃餘稿》卷九）《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學校》云：「景祐中，范文正公以內閣典藩而嘆庠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祿率州人請建學，文正公請於朝，奏可，迺割南園之一隅以創焉。」朱公綽（？—1077）仕至光祿卿知舒州，故以「光祿」稱之。朱長文本人，則與范仲淹之子范純祐、范純仁等游於胡瑗（993—1059）門下。誼在兩代，又同好絲桐，不排除朱氏父子有見到《與唐處士書》其他文本（尤其是正式文本）的可能性。
也許有更簡單的解釋，《琴史》所引，是一個更早刊行、今已失傳的范仲淹文集，同樣為范家子嗣編訂。倘若如此，為什麼范純粹編訂《范文正公集》時，《與唐處士書》選擇了一個明顯不夠優勝的版本呢？仍然令人費解。
（友人劉晨對本文之寫成有所教益，致謝）
【封面圖片】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國V&A博物館開幕的愛麗絲年度展現已推遲。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劉易斯·卡洛爾筆下的愛麗絲形象，都是由約翰·坦尼爾爵士（1820—1914）創作的。今年也是坦尼爾誕辰200年。圖為1930年C.F.A.沃伊齊根據坦尼爾的插畫設計的織物紋樣，現藏V&A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