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家正分裂為兩個社會，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二者處於相互隔離、不平等關係之中。」
——《克納報告》（1968年）
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執法跪壓致死，如同一顆「原子彈」，引爆了美國。
長期積壓的種族矛盾，混合著對政府抗疫不力的不滿情緒，形成了這場廣泛的社會運動。
毫不誇張地說，種族問題是美國的「頑疾」。
1915年，美國導演格里菲斯（D.W. Griffith）推出過一部爭議很大的默片——《一個國家的誕生》。
影片往小了說，是一個春心蕩漾的黑人追求白人女子的故事。往大了說，是以南北兩個分別代表資產階級和種植園家庭為敘事對象，通過他們講述美國內戰。
那時距離美國內戰結束、林肯遇刺不過幾十年，格里菲斯把影片的情節是這麼設定的：林肯死後，新執政者在南方推行平等政策，黑人有了選舉權，開始任參議員並執政。黑人成為新貴族，建立「黑人王國」，白人則穿開了粗布衣。直到3K黨把白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解除黑人武裝，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和平重新到來。
電影想表達的是：自黑人獲得權力後，美國便持續開始墮落，文明而高雅的白人則在受到迫害後反抗，繼續著「不敗」的神話。
白人社會的優越感通過這部電影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個國家的誕生」的基礎是自由、博愛，但不包括平等。
百年過去，偏見猶在。
被壓迫者的抗爭：無辜且無力的知更鳥
現實生活中，美國以正式立法的形式結束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制度，不過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
中間是以怎樣艱苦卓絕的鬥爭達到這個勝利就不講了，那個年代有個黑人民權鬥士，我們現在都還很熟悉——馬丁·路德·金。
他被種族主義者刺殺之前幾年，有一部電影上映——《殺死一隻知更鳥》，改編自美國作家哈伯·李的同名自傳小說，是一部反映種族偏見和歧視的電影。
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位白人律師阿提克斯，生活在南部小鎮，妻子亡故，獨自撫養兩個孩子。
有一天，阿提克斯接到一起強姦案，被告是黑人小伙湯姆·羅賓遜，受害者是一個白人女子。
阿提克斯找到證據，足以證明湯姆是一位正直、 善良、熱心之人，並沒有犯罪，但僅僅因為黑人身份，連受害人都要誣陷他。
偏見根深蒂固，司法公正性蕩然無存。「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總有什麼東西讓人喪失理智——即使他們努力想做到公平，結果還是事與願違。在我們的法庭上，當對立雙方是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的時候，白人總是勝訴。這些事情很醜惡，可現實生活就是如此。」
更可悲的是，律師成了小鎮上的公敵，連兩個孩子在學校也因為父親為黑人辯護而被嘲笑。
借著給孩子說的話，阿提克斯說出了這部影片的思想內核：「殺死知更鳥是種罪孽，因為它什麼都沒有做，只不過唱歌給我們聽，讓我們快樂。」
現實中的知更鳥，是一個個無辜而善良的人。
對奴隸制歷史的探究：個體的價值與尊嚴
如果說《殺死一隻知更鳥》，「主角光環」還是在白人律師身上，那《為奴十二年》與《被解救的姜戈》就是真正黑人為主角的經典了。
《為奴十二年》被稱作黑人版的「《肖申克的救贖》」，1841年，住在紐約州的自由身份黑人所羅門被欺詐綁架後賣到南方莊園，幾易其主，最終重返自由。
影片的敘事不緊不慢：密西西比河壯闊的風光，農奴采棉花時的歌謠，漫長歲月日復一日，手鐐腳銬下困獸般的靈魂。
而這部電影更大的意義，在於在銀幕上如此直觀地表現南方奴隸制的殘酷與虛偽，導演用堅忍和客觀的筆觸描繪了悲慘而真實的「地獄」畫面，旨在用影像喚起公眾對社會底層黑人的存在的關注。
它本就改編自所羅門·諾瑟普的同名自傳體小說，作者曾寫道：「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真實坦誠地敘述事實：毫不誇張地重述我的人生經歷。」
導演史蒂夫·麥奎因是黑人，祖父更是黑奴。因為這段家族史，他曾說黑奴題材「是自小就壓在胸口和後背的重量」。
影片是沉重的，還好結局是圓滿的。在12年不放棄的抗爭之後，所羅門最終獲救，成為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獲得自由人身份的黑奴之一，重回家人身邊。還寫小說，投身解救黑奴運動，影響千千萬萬的人。
《為奴十二年》是黑人導演拍出來的時代悲歌，《被解救的姜戈》則是白人導演的「爽片」了。
它講述主人公姜戈如何從一個奴隸成為自由人，並最終為了解救被囚禁的妻子而血洗種植園，實在快意恩仇！導演昆汀·塔倫蒂諾最大程度彰顯了黑人的男性氣質與種族自豪感，將黑人種族的意識形態植入西部牛仔除暴安良的敘事模式。
有影評人誇讚，這部影片是「關於奴隸制最好的的後現代寓言」。
但這樣的浪漫化想像，也引來一些爭議，被認為是對飽受摧殘折磨的奴隸制歷史的改寫。
獲得第八十八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黑人導演斯派克·李在評價該片時說：「美國奴隸制不是這樣的西部電影！那是一場屠殺！我的祖先都是從非洲販賣到美國的奴隸，我（會在我的電影中）尊重並紀念他們！」
未來已來：對「後種族」現實的拷問
還有一類電影，黑人與白人角色不分伯仲，在互相之間的衝撞、磨合中一點點消弭偏見，讓人們看到種族之間並非不可調和的希望，前有上世紀80年代的《為黛西小姐開車》，後有21世紀的《觸不可及》（2011）、《綠皮書》（2018）等。
這些影片都有個共同的套路：黑人與白人，剛開始必然是看不順眼的，個頂個地固執、臭脾氣，總是經歷了一番不得已的相處之後，衝突、解決衝突，然後彼此慢慢發現，對方才是自己人生中難得的知己。
其中，最讓觀眾耳目一新的應該是《綠皮書》。因為在大部分黑人服務於白人的故事中，它最「反套路」，直接呈上了一個底層白人為上層黑人「打工」的無奈人生，並且，這個故事是有真實原型的。
上世紀60年代，黑人音樂家謝利為在南方巡演，僱傭了紐約夜總會的一個白人保安擔任司機兼保鏢。
雖然現實生活中，兩家人對他們二人關係究竟如何有不同說法，但影片刻畫出來的，是一段深入內心並改變二人一生的摯友情。
看了《綠皮書》等這些電影，會讓人有種樂觀判斷，在美國經濟發達的今天，種族主義已成為久遠的歷史，「種族問題已經解決」。
但種族主義，是以更加細微巧妙的方式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構思於首位黑人總統歐巴馬執政時期，發行於2017年的恐怖片《逃出絕命鎮》就是對美國社會不斷激升的種族情緒、種族歧視的警示和諷刺。
帥氣的黑人小伙克里斯陪白人女友露絲回家，拜見未來岳父岳母。
路上遇到車禍，警察在現場沒有要求露絲出示證件，卻要檢查克里斯的證件：白人內心深處始終對黑人保持著警惕和不信任，這是一種隱藏在市井之中卻心照不宣的種族歧視。
如果你是一個黑人，你也許時刻要揣測：別人到底是表面客氣實則在背後歧視我，還是我沒事找事過分敏感？而本片的主角正是無時無刻處於這種惶恐的情緒之中。
借用一個驚悚故事的外殼，大量的 「鋪墊」與 「反殺」 前後呼應、嚴絲合縫。真正細思極恐的是：在白人們的眼中，黑人的身軀健美，但完美世界所需要的不是他們的大腦，白人借用黑人的身軀得以續命，而黑人的大腦只能淪為一旁的觀眾。
導演喬丹·皮爾對黑人處境客觀而不動聲色的細微觀照，象徵著當今美國社會對黑人的靜默宰割。
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刺殺的那一年，美國出台了一個種族調查報告，叫《克納報告》，其中寫道：「我們的國家正分裂為兩個社會，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二者處於相互隔離、不平等關係之中。」
52年過去了，儘管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的生存狀況有了很大提升，但城市裡仍然存在以少數族裔為主要人口的貧民窟，這些地方令身處其中的人們感到絕望，往往陷入孤立。
黑人的痛苦與抗爭，映射著歷史，預示著未來。也許最後逃出了「絕命鎮」， 但不公正的社會陰影，依舊是「克里斯」們的群體性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