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在繁雜的工作之餘，斷斷續續讀了一些書，其中有幾本也給自己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像張泉的《城殤》、姚奠中等人的《國學之道》、呂宗力的《漢代的謠言》、張耐冬的《無序的車轍》、鄭吉雄的《近三百年歷史、人物與思潮》等等，從中也反映出我的讀書習慣，即：枝蔓雜蕪，隨心所欲，真可謂業少專攻，放心難收。
但是，如果要講在讀書過程中，真正覺得有較大收穫的，當首推對《史記》的重溫。由於專業的關係，近幾個月來，曾反覆重讀了《史記》中的不少篇章，有些心得，說出來與朋友們分享。
毫無疑問，《史記》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豐碑。套用明代茅元儀評價《孫子兵法》一書的格式，就是「前《史記》者，《史記》不遺；後《史記》者，不能遺《史記》」。我在重讀《史記》過程中，最大的感受，是《史記》之所以超越其他史著，獨領風騷，乃是緣於它的歷史哲學理念的卓爾不群，超越絕塵。
首先，是對歷史真實的正確解讀。歷史研究的核心意義之一是求「真」。然而，由於歷史時空隔膜的存在，歷史本相的重現能否做到真實可信，誰也沒有信心對此做出擔保，這決定了所謂求「真」往往耽於一廂情願式的幻想。在這樣的條件下，「客觀如實」「據實記事」云云，不過是可望而永遠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史記》的卓越，就是不拘泥於追求虛無縹緲的「絕對真實」，而致力於在從事宏大敘事時呈示「邏輯真實」。所謂邏輯真實，指的是有關史實的記載，雖然存在著臆度，誇飾的成分，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符合邏輯，基本能夠成立。換言之，所敘事實或許是杜撰，但邏輯推理上卻無礙成立並可得到合理解釋的歷史，它完全合乎柯林武德關於「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史記》有關「霸王別姬」歷史場景的描述，就是其追求歷史「邏輯真實」宗旨的一個生動範例。它敘述在楚漢相爭的最後一幕的垓下之戰里，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西楚霸王項羽只好跟虞姬訣別，整個場面被刻畫得活靈活現，非常生動。
但是只有跟隨項羽突圍的人，或者說當時帳篷里的人能看到這個場面，因為一般的士兵，他們根本不會知道大王，幹了什麼，說了什麼；但是項羽帳篷里的那些他最親信的人，也都跟他跑到烏江邊上，二十八騎全軍覆沒了；而且虞姬死了，項羽也死了。總之，項羽和他的親信左右，當時沒有一個人活下來，那麼霸王別姬這個故事，就是司馬遷塑造的。他知道項羽身邊有個美人，當他們面對生離死別的時候，是一定會演出一場可歌可泣、英雄美人最後訣別的場景。所以，他就這麼寫了，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他們不會一個招呼也不打，眼淚也不流的，就這麼分手了，這不可能！可是，恰恰是按照「邏輯真實」的理念來敘述歷史，歷史才是靈動的，才是充滿溫情的。一句話，主觀的真實方才是司馬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經主觀有機整合，更多帶有客觀成分的歷史真實卻往往流於「斷爛朝報」之弊。而這正是司馬遷超越一般史學家的獨特之處。
其次，是司馬遷有意識地區分了歷史學的不同功能，真正做到了「求真」與「致善」的並重。對晉國內部「下宮之難」記載上的差異，就明顯體現了司馬遷為調和「求真」與「致善」不同價值維度，實現史學功能綜合平衡化所做的努力。
《趙世家》關於趙氏孤兒一事的記敘，顯然是一場由忠奸雙方演繹的悲喜劇，具有極強的故事性，渾不似史家的手筆，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小說，讀來盪氣迴腸。後世戲劇、民間故事裡的「趙氏孤兒」內容，除了事件發生時間上由晉景公期間換成了更早的晉靈公時期，以及被殺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嬰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對《史記·趙世家》所記述內容的文學再現。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記》中，《晉世家》有關「趙氏孤兒」的記載就大相逕庭，它根本不是什麼忠奸生死搏鬥的故事，而是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之間的一場權力博弈。沒有哪一方特別神聖高尚，能以所謂的道德情操相標榜。
《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記載非常簡潔：「（晉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對此，同為強宗重卿的韓厥是很不贊成的，他對晉景公談起趙衰、趙盾的功績，稱如果他們這樣的人都沒有後人祭祀，誰還願意為國家效力，「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於是晉景公復立趙武為趙氏後嗣，恢復了趙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這裡「趙氏孤兒」的故事情節就明顯不同於《趙世家》：一是趙氏孤兒根本沒有遭到追殺；二是既然趙武生命安全無虞，程嬰、公孫杵臼這些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無須存在並出現了；三是「下宮之難」發生的時間《史記》一書中《趙世家》與《晉世家》自相矛盾，應該說《晉世家》的記載更為可信，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成公八年》的記載相一致。即，此事發生在晉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晉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晉景公三年後，《左傳》《史記·晉世家》尚有不少趙括等人參與軍政要務的記載，若是該劫難發生於晉景公三年，那之後趙括等再出場，豈不是活見鬼了？四是晉景公所誅並非趙氏全族，而僅僅有針對性地選擇了趙氏中的趙同、趙括家族，其他趙氏中的趙旃等人不受牽連。
如果說《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是反映了歷史的「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還是有根有據的追敘，那麼，《史記·趙世家》關於「下宮之難」的敘述，則已異化成為了歷史的「想像真實」「藝術真實」，與歷史的本相幾無對應的關係。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同樣一個「下宮之難」的歷史事件，在同一部《史記》中，怎麼會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敘述？
我個人以為，這種矛盾的敘述，這種常識性的漏洞與錯訛，司馬遷當然不可能沒有意識到。在我看來，他這麼做，乃是有意而為之，即：在《晉世家》中，他客觀地延續《左傳》的說法，以保存所謂的歷史之「真」，在《趙世家》中，他又有意識地接受「成王敗寇」背景之下趙氏崛起乃「天命所歸」的社會認同，將「下宮之難」轉型為一個充滿道德正義性的「神話」，以弘揚所謂的歷史之「善」。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遷是一位睿哲的思想家，他強調了歷史學的科學理性——「求真」，也重視了歷史性的教育功能——「致善」。這種境界和氣象，正是後世治史者很難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