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危機與你無關?這8個問題讓你看清現實

哈佛商業評論 發佈 2020-06-25T17:14:09+00:00

不過,你可能很難找到自己在這個過程里能夠發揮的作用,甚至懷疑自己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哈佛商業評論》聯繫方式。投稿及內容合作 | 見原文郵箱地址。

企業必須進行重大調整,才能避免氣候變化給世界帶來的最大災難性的後果。不過,你可能很難找到自己在這個過程里能夠發揮的作用,甚至懷疑自己能否真正發揮作用。作為初級員工,或者小企業主,自己的所作所為真的有用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能否將科學研究告訴我們的措施付諸實施?這個星球似乎註定發生災難,我們還能保持樂觀嗎?

安德魯·溫斯頓是溫斯頓生態戰略公司(Winston Eco-Strategies)創始人,商業及可持續發展問題方面的世界著名專家。他的著作有《大轉向》和《綠色商機》,並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文章《在升溫的世界保持彈性》。溫斯頓為企業提供諮詢,客戶包括3M、杜邦、HP、英格索蘭、強生、金佰利、萬豪、百事可樂、普華永道和聯合利華等。

《哈佛商業評論》向他提出了幾個讀者關心的關於氣候行動的問題,還有一些我們自己關心的問題。下文是採訪實錄。(YouTube網站可以看到他回答這些問題的視頻。)

一、如果參與環保活動無法帶來利潤會怎樣?

大家總覺得注重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行動就會增加成本。我覺得這個問題過度簡化了。採取一些措施減少碳排放,能夠立刻幫你省錢,比如建築和城市的照明改裝。現在到處都在做這種調整。這樣的措施很快就會有回報。現在轉向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其實比以前低。

那麼大家又要問,我們怎樣才能轉向綠色環保能源?或者問,因為碳排放成本更高,我們如何減少碳排放?首先說清楚,成本不會更高。我的意思是,很多方法都不會增加成本。我們會在長期投資方面做出選擇,改變供應鏈的生產方式,或者從根本上改變公司製造產品的方式,抑或產品服務於消費者和客戶的方式,減少其碳排放量。做這些事情需要研發,需要創新,但這是投資,不是成本。我們一直糾結於這個字眼,覺得這是可持續發展的成本。但商業里一切都是成本。這是一項投資,就像公司為營銷、研發和員工的投資一樣。

建立低碳的繁榮社會是一項投資,而且就目前來講,是一項明智的投資。

二、我是小企業主。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大公司的事嗎?

大公司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我經常被問到關於中小型企業的問題。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不同之處,以及兩者應對可持續問題的方式,都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值得討論。你知道,從一方面來講中小企業採用的戰略其實跟大公司是一樣的。你也知道,減少碳排放,或者說減少碳足跡,可以幫你省錢。企業利用公司運營的方式和價值觀吸引人才,而企業生產的產品令這種吸引人才的方式更加可持續。

小企業和大公司的差異,很顯然,在於兩個關鍵槓桿領域。一個是供應鏈,大公司可以支配供應商,小公司做不到。但小公司可以跟隨本行業內對供應商提出了要求的大企業。第二個是政治影響力,小公司沒有像大公司那樣的政治影響力。

但小公司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小公司通常很靈活,可以迅速行動,而且可以進行更深入的創新。我把這種優勢稱為異端性。小公司可以提出更為尖銳的問題,質疑本行業的本質。大公司提出的非常有趣的可持續新技術,往往來自其收購的小公司,抑或是向小公司租借或獲得授權的。小公司可以更好地發揮創新能力,我覺得這就是小公司應當發揮的作用。

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可以抗擊氣候變化嗎?

我有經濟學學士學位,也有MBA學位。我信任商業,也信任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可避免地用錯了資本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出了毛病。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我們姑且算是擁有自由市場。但我們其實在補貼某些東西。我們通過各種渠道給市場注入資金——於是幾乎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市場。

歷史上最嚴重的市場失靈是,我們從來沒有為碳排放定價,這意味著燃燒礦物燃料、將二氧化碳排到大氣中的行為一直在影響我們——影響我們的健康和幸福,摧毀經濟。我們沒有為碳定價,這就是市場失靈。

因此我認為,如果可以給碳排放定價,並且大膽漲價,就可以利用市場和競爭協助解決氣候問題。但資本主義也有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性。資本主義讓資本、金錢和利潤向著社會上層流動,數十年來一直如此。以前的資本主義不受束縛,那時我們還沒有採取措施,比如向富人多徵稅或者打破大公司壟斷之類的。假如不對資本主義加以限制,就會造成許多問題。我覺得這不一定是好的方法。但我們必須糾正資本主義的問題,讓更好的資本主義為我們每個人牟利,讓世界繁榮發展。

四、怎樣的觀點能夠說服企業領導者採取行動?

理論上我們願意相信,我們是利用電子表格和全面分析來制定商業決策的。但事實證明,我們憑感情用事的頻率也與根據事實做決策的頻率差不多。領導者總會有一種直覺(這就是他們能賺很多錢的部分原因),哪怕並未掌握詳實全面的數據,也覺得我們應該以某種方式行事,或者轉向某個戰略方向。

所以我在針對CEO的研究中問他們,促使他們關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因素是什麼,我發現他們的確會列舉出我一直在研究的商業意義,不過好像排在第三或者第四。他們大致明白這個問題對於商業的意義,覺得需要把這一項列出來,但其實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個人方面的原因,比如跟孩子聊天時的動情時刻,孩子很可能是千禧一代或者Z世代,還有跟年輕員工交流,或是近距離地看到熱帶雨林,看到冰川的融化。促使這些CEO關心可持續發展的是他們的個人經歷。他們既要有這份心意,又要動腦筋想問題。頭腦和心靈兩者都需要。

五、人們聲稱想要綠色產品,可他們明明只挑便宜的東西買,不是嗎?

做問卷調查的時候大家都會說,我當然想要更加綠色環保的產品,絕大多數人會這樣作答。真正會一直尋求和購買綠色環保產品的消費者比例則很小,可能不超過10%。真正的綠色消費者很少。

我覺得這種現狀不會改變。人們仍然需要尋找價格最便宜或質量最好的產品。有時人們難以負擔參考更多維度的成本。過去也一直有這樣的陷阱,所謂綠色產品的名聲並不好,比普通產品質量差。我想,現在完全不一樣了。現在的綠色產品一般比普通產品更好。特斯拉汽車,或者電動汽車,我就有一輛電動車,就是更好的汽車。很多產品都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消費者不會根據綠色環保與否來選擇產品,而是會參考很多因素,包括公司及其價值觀——道德倫理方面,產品對世界的影響。

但我覺得這一直是個「其他條件一樣」前提下的問題。如果兩個產品的價格和質量都一樣,其中一個更加環保,而且是我信任的公司生產的,那我就買這個。會這樣選擇的人數比例已經增長到非常可觀的水平。所以公司必須推出與普通產品質量相當或更好的綠色環保產品,這樣就能在競爭中獲勝。

六、我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主。對抗氣候變化是已開發國家的責任吧?

近兩年來我在工作中看到一種轉變:發展中經濟體的公司和政府日益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過去許多年裡發展中經濟體的態度是,「喂,已開發國家,這問題是你們搞出來的。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是你們排放的,你們來解決。這是富裕國家的問題。」

我覺得發生這種態度轉變有幾個原因。主要是因為大勢所趨——氣候正在變化,年輕員工要求公司採取更多措施,這樣的趨勢影響著每個人,而且真實存在。清潔能源價格大幅度下降,意味著每家公司都想轉向最便宜的選項。因此,我覺得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追上來,經常有機會反超已開發國家。所以我認為,發展中國家其實有機會更快地實現更加綠色環保的運營。

七、我是一名初級員工。首先我可以做點什麼?

聽好了,這條路很難走。但我從高層管理人員那裡得知,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行動和訴求已經對他們產生了影響。

公司新員工首先可以提出問題。遇到高層管理人員的時候談談這個問題。我聽高管說過這樣的事。比如千禧一代,與其他世代的人相比更沒有界限,這一代會覺得應該去跟別人交談,去找領導者討論可持續問題。這是其中一部分。首先要發聲,對不對?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些公司出現了涉及氣候問題的罷工,一些員工在Medium網站和其他媒體發布了聯合簽名的公開宣言,表示「我們希望自己的公司採取更多措施」。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你可以去簽名請願。

但在戰術層面,你知道,多數公司都有綠色環保小組這樣的團隊,辦公室用品也可以改進。你可以從小處著手,比如不再使用一次性的飲料瓶或紙杯之類的。這樣的舉動可以起到推動作用。每項工作都有更加環保的方式。而且你有自己的影響力。在公司談及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並且宣傳可持續方面重大問題及其對本公司業務的影響,你就能夠發揮影響力。

還有,你還可以想想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麼,對吧?將這個意識落實到自己的生活中,落實到投票、飲食和出行方面,這樣就是在身體力行,找到了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共同發展的方式。這是最好的起步方法。

八、如何保持樂觀?

很難。如果密切關注科研進展,你會發現前景並不怎麼樂觀。我覺得不應該假裝沒問題。問題很嚴重。所以有時候很難保持樂觀。但我也能看到,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商業界並不重視可持續問題,最近才重視起來,世界最大的幾家公司都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所以,至少情況有起色。

巴黎氣候協定獲得了各國的同意,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世界各國第一次達成一致。各國都同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注意能源系統。某個國家表示不再參與巴黎氣候協定,但其他國家還在繼續行動。

但真正讓我感到有希望的是兩件事。一是清潔能源經濟方面的改變,意味著太陽能和風力發電設施、低能耗建築、電動汽車和電池等清潔能源相關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速度快得嚇人,達到了指數級。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正在興建的絕大部分能源設施都是可再生能源設施。電動汽車逐漸成為銷售主流。

二是年輕人,為氣候問題發聲的年輕人。一年前我注意到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演講和文章里提過她,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人。一年後她發起一場全球運動。她今年16歲。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孩子走上街頭,我們不能忽視。我覺得全世界真正的變化始於街頭,始於這些年輕人,幾乎每一次都是如此。要注意這些孩子,重視他們對企業和政府提出的訴求。

安迪·魯濱遜(Andy Robinson)| 文

安迪·魯濱遜是《哈佛商業評論》多媒體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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