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下，貝爾格勒的大街空空蕩蕩，不見喧鬧的行人，也沒有擁擠的車流，只是偶爾出現幾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馬路上執勤。街道兩側，一座座歐式建築錯落有致，分外安靜的城市裡，四處依然燈火通明。
第一次走進塞爾維亞，程佩雯望著這裡的夜景竟有些熟悉。一個月前，武漢還未解封，這位生活在武漢的華大員工，每天忙碌在當地「火眼」實驗室的抗疫前線。眼下，竟然在萬里之外的貝爾格勒，映照出武漢的光景。
與程佩雯有著相同感受的，是許多像她一樣參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下半場」的志願者。他們在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猛獁基金會）發起的全球抗疫行動中挺身而出，從國內轉戰國際抗疫前線。
沒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這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猛獁基金會、騰訊公司、華大基因、紫金礦業等向塞爾維亞捐贈升級「火眼」實驗室。圖為中塞雙方工作人員在機場合影。
全球抗疫的開始
「封城」兩周後，2月6日，朱岩梅搭乘高鐵抵達了武漢——當時國內疫情的風暴中心。「職責所在，應該到一線去。」朱岩梅說，這個時候只有在一線，才能夠更好地支持抗擊疫情工作。
除了華大集團執行董事這個身份，朱岩梅還是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秘書長。這是一家推動基因科技造福民生的公益組織，2019年8月誕生在深圳，發起人為華大集團、萬科公益基金會和松禾資本。原本只是聚焦科普，在疫情發生後，這家基金會的工作有了另外的走向。
2月3日起，一艘名為「鑽石公主號」的郵輪停靠在日本橫濱大黑港口。因為有乘客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兩天後，這艘載著3711人的豪華郵輪被日本政府要求全船隔離。但是，隔離未能阻止病毒的傳播，確診乘客的數量每天迅猛增長，這艘郵輪頓時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我們（猛獁基金會）能做些什麼？」朱岩梅一邊關注國內外的疫情態勢，一邊思考著。
但這是一場與生命賽跑的戰疫，沒有太多的時間留給他們去做長遠的謀篇布局。
抵達武漢不久，朱岩梅接到一通來電，希望猛獁基金會協調運送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前往日本。打電話的人，正是猛獁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深圳企業家王石。
其時，王石正身在日本，得知「鑽石公主號」郵輪疫情嚴重，日本急需一批快速、準確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援助。
2月13日，王石來電的第二天，猛獁基金會馬上組織貨源。在得知2月14日早上6點，香港恰好有一架飛往日本東京的航班後，猛獁基金會臨時調集位於香港的貨物，取出了12500人份試劑盒打包好，裝上飛往東京的航班。
由於時間緊迫，當時身在日本的一名萬科設計師主動請纓，駕駛小貨車直奔機場搬運試劑盒，並將這批貨物火速送抵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隨後，試劑盒在研究所進行一系列檢測，通過測試後便開始投入使用。
2月20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官網正式發布中方向日方捐助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的消息。自此，「中國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緊急向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捐贈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的事情才走進了大家的視線。
而這也是猛獁基金會走向全球抗疫的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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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時速」8小時
根據深圳市政府3月21日召開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截至21日0點，在確保試劑盒供應量充足的前提下，華大基因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已火速馳援60多個國家和地區，訂貨量接近80萬人份。此外，猛獁基金會還對日本、秘魯、安哥拉、塞爾維亞等10多個國家捐贈了2萬多人份的檢測試劑盒。其中在3月16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通過媒體向「中國兄弟」表示感謝。他表示，這是塞爾維亞收到的第一批來自國外的疫情防控物資援助。
看到鋪天蓋地的新聞，身在德國的小汪（化名）心裡頭充滿了感動——在這批試劑盒抵達塞爾維亞之前，這位37歲的華大駐德國銷售代表驅車8小時一路護送，才把它們及時交到了塞爾維亞友人的手中。
有報導顯示，自當地時間3月6日塞爾維亞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來，截至當地時間3月16日18時，塞爾維亞共對316位符合測試標準的人員進行了檢測，確診了57名新冠病例，確診率達18%。
在日益嚴峻的疫情形勢下，塞爾維亞向中國發出緊急求助。
重任又一次落在了華大和猛獁基金會的肩上。在德國時間3月10日，有一批發往丹麥華大基因倉庫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從香港出發。華大與猛獁基金會緊急協調，計劃從這批貨物中調出一部分轉至塞爾維亞。
按照計劃，這批發往丹麥的試劑盒在當地時間3月12日抵達了位於德國萊比錫的中轉貨運點，等候下一段行程。
一直關注著物流動態的小汪有些著急了，他明白這批停留在萊比錫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果再拖延下去，保鮮貨物的乾冰將會耗盡，到那時，這批試劑盒將無法使用。
小汪決定，直接在萊比錫自提貨物。經過與物流公司反覆溝通，當地時間3月14日晚上9點多，小汪終於等到了物流公司的回覆，「第二天可以過來把貨取走」。
當地時間3月15日凌晨4點多，小汪從位於巴特洪堡的家中出發，獨自驅車近400公里，耗費大約4個小時前往試劑盒的所在地萊比錫，取到這批來自中國的試劑盒後，小汪馬不停蹄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杜塞道夫。他的最終任務，是把手上的試劑盒完好無損地交到塞爾維亞駐德國杜塞道夫領事館工作人員的手中。
這又是一段漫長的路途。杜塞道夫距離萊比錫大約475公里，這一趟下來大約需要5個小時的車程。路上，小汪接到了塞爾維亞駐德國領事的電話，由於受到安檢、起飛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塞爾維亞駐德國領事必須帶著試劑盒在下午5點之前趕到機場。這也意味著，預留給小汪運輸和打包貨物的時間更加緊迫。
下午2點半左右，小汪終於抵達杜塞道夫。他帶著試劑盒首先前往當地的實驗室，找到一個泡沫箱給貨物重新打包，並添加了更多全新的乾冰。隨後，他手捧著這個打包好的泡沫箱子，一路小跑至塞爾維亞駐德國杜塞道夫領事館。
到達時，小汪發現塞爾維亞的領事已在門口等候，停留在她身旁的汽車早已發動引擎，隨時準備出發。由於時間緊急，塞方人員感激地接過試劑盒後迅速裝車，「她最後留了一句話，『等疫情結束以後，你們一定要來塞爾維亞玩，我們一定會好好招待你們。真的不好意思，我們真的要走了』。」
望著汽車一路走遠，小汪終於鬆了一口氣。從決定取出並運送試劑盒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3個小時。
晚上11點，剛到家不久的小汪收到了等候已久的簡訊，「飛機已經降落，（晚上）10點多的時候試劑盒已經送到了塞爾維亞的國家實驗室。」直到這時，小汪懸著的一顆心，才終於放了下來。
「當時就是儘自己所能多做一些是一些。事後回想起來才覺得，還真有點『火線救援』的那個意思。」小汪笑笑。
塞爾維亞政府3月16日宣布，在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協調配合下，由中國深圳猛獁公益基金會捐贈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抵達歐洲，隨後搭乘塞政府專機，於當地時間15日晚運抵貝爾格勒。
中國向塞爾維亞捐贈的試劑盒。
在德國家中工作的小汪。
從國內轉戰國際
全球抗疫就像一場接力賽，志願者們常常挺身而出，哪裡需要補位就到哪裡去。「好比在武漢『火眼』實驗室人手非常緊缺的時候，汪老師（華大集團董事長汪建）就衝到實驗室里去掃地打雜，像這樣的事情隨時隨地都在發生。」朱岩梅說。
不僅授人以魚，還要授人以漁。在這場全球抗疫行動中，從中國輸出的不僅有試劑盒，還有「火眼」實驗室在中國抗疫期間所起到的作用和經驗。
4月8日，塞爾維亞政府與華大基因在線上簽署合作協議，委託華大基因在塞建設兩座「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分別位於首都貝爾格勒和南部城市尼什，建成後合計檢測能力可以達到每天3000份樣本。儀式現場，猛獁基金會與塞爾維亞政府簽訂捐贈協議，代表猛獁基金會、騰訊公司和華大集團創始人向塞政府捐贈升級「火眼」實驗室。這也是「火眼」實驗室首次走上全球抗疫的戰場。
這個「授人以漁」的重任交給了6位年輕的華大員工。他們組成一支技術團隊，在項目簽約3天後動身前往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勒。
「團隊中的大多數人，都曾經為抗擊國內疫情沖在一線，日夜奮戰。」團隊成員之一、塞爾維亞實驗室項目負責人熊韜說，如今這些科研人員依然身披戰袍，選擇再度出征。
30歲的程佩雯就是這樣一位再度請戰的志願者。出發之前，她曾在武漢的「火眼」實驗室里堅守了50多天。眼看武漢疫情逐漸好轉，程佩雯也將與家人團聚，「但沒想到，國外的疫情又開始了。」程佩雯聽說要在塞爾維亞建「火眼」實驗室，主動報名援助。
當地時間4月12日下午，這支來自中國的援塞技術團隊抵達貝爾格勒機場。他們隨即參加項目會議，與塞方人員討論項目的進展和後續安排。
這間「火眼」實驗室位於貝爾格勒的一個特定區域，對面是一家醫院，附近分布了幾家研究所。它的檢測日通量可達2000份樣本。
當地時間4月15日，第一批實驗室設備抵達塞爾維亞，4月20日實驗室落成揭幕。「從簽約到落成用了12天時間，充分展示了『中國速度』。」熊韜說，實驗室落成之後開始進行徹底地消毒，接著就被封閉隔離起來，等待接收樣本。
兩天後，第一批臨床樣本到達實驗室。4月29日，實驗室接收樣本的數量就已超過了2000份，達到設計的最大檢測量。
「『火眼』實驗室為塞爾維亞抗擊疫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熊韜說，4月8日簽約的時候，塞爾維亞全國檢測總量不到3000份。到4月29日，也就是貝爾格勒實驗室達到最大收樣的時候，塞爾維亞全國檢測量已經增加到了6000多份。
檢測量的增加，不僅得益於「火眼」實驗室的先進設備，也得益於方案的優化。熊韜說，塞爾維亞疫情暴發伊始，當地實驗室樣本的收取和運送流程不規範，採樣管有大有小，信息標記不夠統一。而「火眼」實驗室配備標準的採樣套裝和二維碼管理系統，塞方實驗員將所有送來的樣本都貼上統一的二維碼，方便辨認和反饋。
中方技術團隊與塞爾維亞的專家討論貝爾格勒「火眼」實驗室建設情況。
與塞爾維亞的友情
「我們在當地培訓了5位實驗室技術主管，再由他們引導當地的科研人員進行相關實驗工作。」程佩雯說。
在為期三周的援塞計劃里，作為技術領隊的程佩雯肩負著培訓實驗員的重任。
按照部署，這間「火眼」實驗室共有40多名來自塞爾維亞全國各地的實驗員，其中約有1/3的人員擁有博士學位。
「他們非常謙虛，而且對中文很感興趣。」程佩雯說，在實驗室里，不少塞方實驗員都提出想要一個中文名字。程佩雯和同伴一起，根據塞方人員的名字讀音，給他們取了中文名，並且寫在了他們的工牌上。
程佩雯與塞爾維亞實驗員在實驗室合影留念，塞方實驗員展示工作牌上的中文名字「瑪雅」。
國際戰疫並不比國內的輕鬆。實驗室到旅店的「兩點一線」日常，讓這群年輕的志願者幾乎沒有好好看看這座城市的機會。
一位塞方技術主管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一天晚上，結束工作的技術主管找到了中方技術團隊，聲稱「想帶大家出去看一看」。那時已是凌晨3點多，技術主管開著小車，載上中國的夥伴，在城市裡轉了一圈。
透過車窗，程佩雯望著貝爾格勒的夜景有些熟悉的感覺。大街小巷空空蕩蕩，四處燈火通明，就跟一個月前「封城」時的武漢幾乎沒有區別。「真希望這個疫情快點結束。」程佩雯在心裡默默地說。
經過中心城區的時候，熊韜發現塞爾維亞總理府對面的大街上拉起了一條大橫幅，上面寫著一行顯眼的文字：「中國和塞爾維亞是永遠的兄弟」。
「走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大街上，能看見這種大橫幅都很不容易，可能只有塞爾維亞跟中國是這麼鐵的關係。」熊韜感慨說。
5月3日，是此次援塞之行結束的日子。啟程回國之前，技術團隊專門前往中國駐南聯盟被炸使館舊址，憑弔在使館被炸事件中英勇犧牲的烈士。
「在被炸遺址的原址之上，正在重建一座新建築，就是貝爾格勒中國文化中心。」熊韜說，如同這座新建築，「火眼」實驗室也是新時代中國與塞爾維亞友好情誼的一個見證。
「火眼」實驗室的建設也得到了塞方的高度評價。當地時間5月1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會見中國援塞抗疫專家組，向幫助塞爾維亞抗擊新冠疫情的中國醫生表示感謝，同時向即將啟程回國的三位醫生以及「火眼」實驗室中方工作組告別。武契奇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專家組的到來對塞爾維亞的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並且對於整個塞爾維亞起到了精神支持。
中方技術團隊與塞方實驗人員手持兩國國旗在貝爾格勒「火眼」實驗室合影。
中塞雙方人員齊心協力共抗疫情。
不可忽視的力量
雖然中方技術團隊回國，但「火眼」實驗室項目的援助並沒有就此結束，「現在我們還有在做一些遠程的交流和支持，幫他們遠程解答問題。」程佩雯說。
對於這些志願者來說，全球抗疫行動同樣沒有結束。在上次「火線救援」之後，華大決定在德國設立臨時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中轉倉。小汪的工作也更加艱巨。除了德國的工作，現在還有奧地利、瑞士等周邊國家的協調工作隨時需要他的支持，或許是幫忙發貨，或許是跟蹤物流，總之「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會做」。
猛獁基金會向海外疫情國家進行實驗室硬體和技術升級的援助也在持續著。
5月13日，猛獁基金會向加拿大多倫多西奈山醫院捐贈「火眼」實驗室核心設備；5月15日，猛獁基金會向法國捐贈「火眼」實驗室核心設備；5月27日，程佩雯又一次挺身而出，奔赴哈薩克斯坦援助當地建設氣膜版「火眼」實驗室……
6月16日，作為中國與希臘兩國團結抗疫的一項新成果，猛獁基金會向雅典大學微生物實驗室捐贈「火眼」實驗室核心設備。參加簽約儀式的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示，面對疫情，希中雙方保持著密切、高效的溝通合作。中國防控疫情的成果和經驗，對於希臘抗擊疫情是重要助力。
截至目前，猛獁基金會已向20多個國家捐贈了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並向塞爾維亞、義大利、加拿大、法國和希臘等國家捐贈升級了「火眼」實驗室核心設備。
「一個月前國際組織調查公布的資料中顯示，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好的、和援建疫情有關的世界NGO排名，排第一的就是猛獁基金。」5月30日，王石在「新鵝湖之會」演講中提到，猛獁基金會能夠在疫情變化中迅速反應，捐建和升級實驗室從國內走向國際，這樣未雨綢繆的底氣，來自它把黑天鵝事件當作灰犀牛事件來防範，提前布局準備，才能有後來的效果和局面。
在這場全球抗疫的背後，還凝聚了成千上萬人的汗水與努力。
根據《2020深圳基金會戰疫報告》數據，截至2020年4月30日，本次深圳參與戰疫行動的基金會達到119家，占深圳基金會總數的1／4以上。其中，深圳市國際交流合作基金會、騰訊基金會等不少公益組織都在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
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這是中國公益組織、深圳公益組織走向國際舞台的一次展現。當然我們（猛獁基金會）還很『小』，有點人小志氣高，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進來一起去做這事。」朱岩梅說。
「人小志氣高」的還有每一位奔赴全球抗疫「戰場」的志願者。
「希望用我們的力量協助大家，讓這個疫情儘早過去。」6月5日，身在哈薩克斯坦的程佩雯通過電話說出了心裡的期盼。這天下午，她要對哈薩克斯坦努爾蘇丹的「火眼」實驗室做最後的驗收檢測。如果一切順利，就可以馬上開始實驗測試。
這是程佩雯第一次參與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用她的話說，這也將是她「一輩子中最引以自豪的回憶」。
來源｜晶報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