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醫科大學通識教育部教授 楊曉霖
19世紀末，德國微生物學家羅伯特·科赫(1843~1910年)的研究所里聚集了大量被稱為「微生物獵手」的人才。該研究所以科赫為圓心，在他與助手及學生間形成開創性的科學合力，在多個領域實現突破，為人類帶來福祉，人稱「科赫學派」。科赫學派中，日本的北里柴三郎不僅成功培養了破傷風菌，確立了血清療法，回到日本後還開創了日本細菌學和免疫學的新時代。
科赫可謂北里柴三郎的伯樂。1884年，北里在東京市發現雞霍亂菌，又在長崎證實了霍亂菌的存在。而在一年前，科赫更早地發現了霍亂弧菌，這讓北里對科赫心懷敬仰。1885年底，鑒於北里出色的工作成績，日本內務省衛生局推薦他留學德國。據此，北里進入柏林大學的科赫研究所學習細菌學，成為科赫的得意門生。
1889年，北里在科赫的指導下，成功進行了嚴格厭氧的病原體——破傷風芽孢桿菌的純培養，獲得了破傷風桿菌最早的純培養菌株。次年，北里研發出治療破傷風的抗毒素。這是許多細菌學者都未能突破的課題，科赫對他更加刮目相看。
1890年10月，科赫寫信給日本內務省，幫北里申請延期回國，與他共同研究結核桿菌和抗毒素。之後，成功留下的北里與科赫的另一名學生貝林一起參與導師的科研工作，他們通過注射含有抗黴素的血清實現了對破傷風的免疫。兩人聯名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從此開啟了血清免疫學這一新領域，也讓他們兩位蜚聲國際。
1892年5月，在德國深造7年的北里載譽返回日本。當時日本各地傳染病流行，霍亂、天花等疾病肆虐。回國前，德國政府為北里頒發了教授證書，那是德國頒給外國人的第一張教授證書。而且，德國柏林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都想聘請北里，但都被他婉拒。
北里返回祖國後，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究其緣由，是北里得罪了緒方正規，這位老先生是北里在東京大學醫學院的細菌學啟蒙恩師，也是日本現代衛生學之父。留學德國的北里曾公開發表論文從科學角度批判緒方正規的腳氣病細菌說，指出緒方無法證明所發現的細菌就是腳氣病的致病原。一經面世，這篇論文就立即引起日本醫界轟動，也激起了帝國大學醫科大學師生的不滿。背上「忘恩之輩」罵名的北里只好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為自己辯護。
法國人亞歷山大·耶爾森也是科赫的學生，他與北里素未謀面，卻屢次出現交集。首先，耶爾森在法國的巴斯德研究證實白喉桿菌是白喉的致病菌，並通過巧妙實驗發現了這種細菌釋放的外毒素。正因為他先發現白喉毒素，北里才得以開發抗毒血清。後來，香港暴發鼠疫時，耶爾森獲派進入「疫埠」調查，當時的北里正在香港主持鼠疫病原研究工作。耶爾森和北里幾乎同時宣稱發現瘟疫病原，分別命名為「巴氏鼠疫桿菌」(以紀念微生物界的前輩巴斯德)和「北里桿菌」。但很快，緒方正規的擁躉、東京大學教授青山胤通揭發北里桿菌與耶爾森發現的不是同一種細菌。隨後，耶爾森在巴氏鼠疫桿菌研究的基礎上發明了抗鼠疫血清，以治療鼠疫患者。之後，北里在《柳葉刀》上發表認錯文章，承認自己所發現的不是鼠疫桿菌。因此，1894年的香港之行成為北里柴三郎學術事業的滑鐵盧，北里從職業生涯的巔峰突然墜落下來。
與科赫一樣，北里後來也創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和研究所，兩人分別成為各自國家重要醫療機構的奠基者，並培養出眾多傑出學生。在日本，北里擔任了私立慶應大學創始人福澤諭吉設立的傳染病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後又自籌資金建立私立北里研究所(北里大學的前身)。後來，為報福澤諭吉的知遇和資助之恩，北里創建了慶應大學醫學部。這個過程中，北里柴三郎在其各個研究機構中都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日本醫學家，他們之中有發現痢疾桿菌的志賀潔、成功純培養梅毒螺旋菌的野口英世、發明腸壁內原菌培養法的遠藤滋、成功研製出梅毒特效藥的秦佐八郎等。
雖然名聲深受香港之疫影響，但直至1931年病逝，北里一直致力於傳染病預防、細菌學家培養和醫療體制構建等。他也成為日本醫師協會的創始人，被公認為日本細菌學之父和日本近代醫療的奠基者之一。為紀念北里的貢獻，日本醫學界設有北里獎。去年，日本公布了新版1000日元紙幣的頭像人物，正是北里柴三郎。
現代醫學教育之父威廉·奧斯勒說，為醫學帶來榮耀的不是醫學院的數目，也不是琳琅滿目的醫院建築，而是披荊斬棘的醫學前輩。以嚴厲出名的北里經常怒斥不認真做實驗的學生，其震懾力堪比雷公，因而，他也被野口英世和志賀潔等弟子稱為「Donner先生」(德語意為「雷神」)。北里傳承著科赫「細菌學為生命之杖」的理念，培養了大批日本醫學人才，被譽為「東方科赫」，可見後輩對其的仰望和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