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驥先生）
在動亂的歲月里成長，在白色恐怖下受盡煎熬，在抗日硝煙中投身軍旅，在漫長的哲學道路上留下堅實的腳印。江天驥——一位遨遊星空的哲人，他的弟子們前不久建了個微信群，釋「天驥」之名，號為「天馬門」。觀其一生，沒有「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任性，卻有哲學家思想與行為的特立獨行。
>>>一<<<
江天驥於1915年5月7日出生於廣東省廉江縣一個平民家庭，1922年至1926年就讀於廉江縣谿村小學，隨後入讀廉江縣初級中學。初中畢業後，江天驥考入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源於張之洞創辦的廣雅書院，現為廣雅中學，廣東知名重點中學）高中師範科,1932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英語系，兼修德語和法語。
青少年江天驥與學者江天驥在性格上迥然有別。學者江天驥內斂、深沉，基本不談政治，少有的共同點是勤奮。同學少年江天驥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是先鋒派。他興趣廣泛，閱讀面廣，對進步書刊和進步文藝情獨有鍾。他作翻譯，寫文章，在報刊上發表自己的見解，走在思想爭鳴和愛國活動的前線，因而成為學校中的知名學生。他愛讀進步雜誌《民鋒》，廣泛閱讀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的著述。直到晚年，江天驥還記得他讀過李石苓在《民鋒》上發表的有關辯證唯物主義的文章；中學時代他背誦馬克思的德文語錄，那一段「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一生都沒有絲毫忘記。高中三年級時，正值「九一八」事件爆發，江天驥積極參加抗日宣傳。大學時江天驥同學也是一位「工讀生」，上大學的同時擔任廣州市立第七十一小學的教師。
對進步思想的追求，對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喜愛，給青年江天驥帶來了災難。在中山大學求學的一年多中，一方面醉心於托爾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講解這些作品的英文課程，另一方面對共產主義和相關的新理論產生了深厚的興趣。他找來《共產黨宣言》的德文原本，一字一句地研讀。同時大量閱讀列寧和其他「新興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這些著作有的是外文，有的偽裝了封面，雖然騙過了普通警察的眼睛，但最終沒有躲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1933年8月，國民黨當局以「共黨嫌疑分子」的罪名拘留江天驥，8個月後移送國民黨第一集團軍集中營關押三年，「失去自由三年零八個月」。這還是其二伯父斡旋後從輕處罰的結果。江天驥的二伯父舉人出身，擔任過地方法院院長，在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做官，有一些官場人脈。在獄中江天驥堅持學習外文和閱讀哲學著作，以此來消磨漫長、煎熬的時光。1937年江天驥獲釋，但在獄中受到的拷打和折磨摧殘了他的身體。經廣州醫院治療和回廉江縣鄉間修養幾個月後，身體狀況有所好轉。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江天驥先後在廣東梅縣市立中學、廉江縣良垌中學任教。這四個年頭的牢獄之災，在江天驥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慘痛的記憶，他從此變得謹言慎行，一心讀書，遠離社交。臨近90歲時，江天驥患了老年病，許多事情不記得了。但在送往醫院的車上，他對陪同的幾位弟子強烈地譴責國民黨，語氣激烈，表情憤怒而痛苦。
1939年11月，江天驥用中山大學英語系一年級的成績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大外語系二年級。但作為外文系的學生，江天驥最有興趣的還是哲學課程，尤其是康德之後的德國哲學。金岳霖的邏輯課堂、賀麟和洪謙的哲學課堂里，都留下了青年江天驥勤奮學習的身影。1940年夏，江天驥利用暑假時間翻譯了《費希特的生平及其哲學》一書，由賀麟推薦在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洪謙是邏輯經驗主義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他仿照維根斯坦特有的寫作風格用德文寫了一篇論文，當時也由江天驥翻譯成漢語，發表在《學原》上。
1942年3月，按照民國政府的戰時規定，臨近畢業的江天驥應徵入伍，來到「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民間稱「飛虎隊」，後編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服役，任上尉譯員。由於江天驥廣東口音很重，他的主要工作是文件翻譯，先後在「美國志願隊中國人員管理主任辦公處」、「國民空軍第五路司令部」編譯股做翻譯工作。
戰爭，打碎了江天驥出國留學的夢想。但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江天驥的留學夢以另一種曲折的方式實現了。抗戰後期，國民政府派遣大批空軍官兵到美國受訓。1944年12月，作為第四批派遣人員，江天驥隨一百多名空軍軍官來到美國，先後在聖·安東尼市、巴拿馬城、丹佛市 等多處美國空軍機場擔任課堂翻譯和筆譯。
不論是在「飛虎隊」還是在美國，翻譯工作並不緊張，空閒較多。江天驥把所有的自主時間都用在讀書學習上。他這個時期全身心地浸入西方哲學的海洋。在「飛虎隊」工作期，他一有機會就回西南聯大借閱圖書。在美國，他先後在聖·瑪利大學和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哲學。由於他基本不與同事們交往，不出席各種娛樂活動，一心一意地讀書研究，因此被同事們戲稱為「研究院長」。在科羅拉多研究生院，江天驥系統地學習了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尤其是卡爾納普的科學哲學和歸納邏輯；此外還學習和研讀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杜威的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由於接到命令回國，江天驥未能完成科羅拉多大學的學業。但回國後他將碩士論文寄給了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院，科羅拉多大學也給他寄來了碩士學位證書。
1947年7月，江天驥奉命從美國回到南京，先後在空軍總司令部二署作戰情報處聯絡科、空軍司令部圖書館編譯組工作，參與了《空軍軍械教程》、《空軍射擊教程》、《空軍領航教程》等軍事教材的編譯，並晉升為少校軍銜。
1948年7月，江天驥辭去了他在空軍司令部的職務。1948年8月，收到了武漢大學的聘任邀請後，江天驥滿懷憧憬，來到武漢大學哲學系任副教授。此時江天驥正值33歲的壯年，他以哲學為業、以哲學為生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差不多同時，洪謙也從中山大學轉赴武漢大學哲學系任系主任。當時正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大革命大變化的時代。江天驥到武漢大學任教不到一年，1949年5月武漢解放，江天驥同武漢大學一道進入一個新時代。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哲學系併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江天驥也隨即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53年李達就任武漢大學校長，不久即向高教部報告，建議恢復武漢大學哲學系，隨後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人才準備工作。1956年，武漢大學哲學系正式恢復，應李達校長之邀，江天驥重回武漢大學哲學系，從此珞珈山度過了漫長而富有成效的一生。
復系之初，李達校長兼任系主任，余志宏任副系主任兼黨總支書記（1962年接任系主任）。余志宏曾任湖南省主席王東原的秘書，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程潛、陳明仁起義事件中，余志宏擔任湖南省委統戰部工作小組組長，為起義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有意思的是，余志宏也曾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與江天驥同為大學校友。1956年後又成為重建後的武漢大學哲學系的同事，直到余志宏於1972年受迫害去世。這大概是一種緣分吧。
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受迫害是普遍現象。當時武漢大學哲學系只有李達一位教授，江天驥、余志宏二位副教授，也屬於「權威」知識分子。李達、余志達都因受迫害而失去了生命，江天驥由於很少說話，不怎麼參與社會活動，大概沒有「得罪」什麼人，因此，所受到的衝擊並不大，像掃廁所之類的處罰倒是免不了的。
大概是出於「教育革命」的需要，武漢大學於1966年設立襄陽分校，1969年哲學系遷入襄陽分校，為第四大隊第三連，直到1977年遷回珞珈山本部。這樣江天驥又隨哲學系師生員工在襄陽度過了8個春秋。
從反右擴大化到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的左傾路線對於全國各個領域的正常活動造成了極大的干擾，但江天驥似乎對於外在政治風浪視而不見，堅持把自己能夠掌握的時間都用在讀書和研究上。70年代初開始籌辦「美國哲學研究室」並獲得教育部批准。這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甚囂塵上的時代是非常難得的。美國哲學研究室運轉期間，江天驥做了二件大事。第一是建立資料室，這是現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圖書資料室的初形，現在還可以見到很多圖書上蓋著「武漢大學美國哲學研究室資料室」的藍色印章。江天驥想方設法，在上級領導部門和學界的支持下，購買外文專業圖書，訂購外文專業期刊，複印圖書資料。憑藉個人友誼，湯用彤先生去逝後留下的大量外文圖書全部捐贈給了美國哲學研究室資料室。到80年代初，資料室外文專業藏書達到數千冊，外文現刊70餘種。當時國內外文資料匱乏，而美國哲學研究室資料室的豐富文獻吸引了眾多學者和研究生。第二件大事是編輯出版《美國哲學動態》。這是一種經上級批准、有定期撥款的不定期內部刊物，刊載文章主要是關於美國和歐洲各種哲學動向的報導和描述，供中央和地方各機關各部門以及相關學術機構參考。80年代中期，有企業提出資助《美國哲學動態》公開出版，於是江天驥決定終止官方撥款和撤銷內部刊物資格。但是，企業資助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到位，作為內部期刊已經停刊，又未能成功地公開出版，《美國哲學動態》從此消失。這對於中國學術，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承擔美國哲學研究室和資料室和《美國哲學動態》日常管理任務的只有一人，名叫張志超，據說也是老革命。
隨著文化大革命終結和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學術研究終於走上正軌。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也從政治批判轉向學術交流和客觀分析。在高等教育領域，高考恢復，基本中斷近三十年的職稱評定也啟動了。1978年，擔任副教授長達30年的江天驥終於晉升為教授。而這一年，他已經63歲，到了正常退休的年齡。但回想當年，江天驥以及外國哲學界年齡稍長些的學者如洪謙、賀麒等在這個年紀已經是國寶級的人物，而他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科建設方面的頂峰時期才剛剛開始。
1978年研究生開始招生；1980年國務院公布學位條例，1981年1月1日起生效，從此中國有了本土的碩士、博士，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碩士研究生導師、博士研究生導師的崗位。文化大革命前，中國依照蘇聯模式招收過研究生（副博士），江天驥60年代初指導過鄧劍秋（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邱國權（後任杭州商學院教授）二名邏輯學研究生。1979年，江天驥招收的文革後第一名碩士生入學（羅毅）。1981年，江天驥領導的現代外國哲學學科（90年代與西方哲學史合併為外國哲學學科）獲准為全國首批博士點；江天驥本人也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首屆成員。1982年秋，武漢大學首期現代外國哲學博士研究生入學（蘭征、羅毅）。到1998年退休，江天驥指導培養了近30名博士研究生。1988年，江天驥領導的武漢大學現代外國哲學專業被評為首批全國重點學科。
江天驥(前排右二)與桂起權（前排右一）、陳曉平（後排左一）、孫思（後排左二）、喻佑斌（後排左三）、朱志方（後排右一）
在人才培養的體制上，江天驥進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他聘請國外知名專家主講研究生課程，如英國科學哲學家牛頓-史密斯（W.H. Newton Smith）講授科學合理性專題，美國哲學家蓋爾（George Gale）講授科學哲學導論和科學史；他與國外大學建立研究生合作培養機制，多名研究生選送美國聯合培養。他指導的84級博士生的畢業論文（王曉光、曹秋華、朱志方）全部用英文撰寫，並聘請美國布洛克教授任答辯委員。在校系領導的支持下，江天驥在通過人才引進和選留建設起一支精幹的現代外國哲學教學和研究團隊。80提代初引進了桂起權、陳維杭（後來移居美國）等高水平的中年學者，選留了他指導的博士生朱志方、曹秋華、王曉光（留法語系）、陸健體（留政治學系），形成一支跨院系的堅實的學術隊伍。
可以說，文革後武漢大學哲學系最初十多年的國際交流的豐碩成果主要歸功於江天驥。1979年1981年間，江天驥應邀訪問美國多所大學。1981年被聘為馬里蘭大學科學哲學史和科學哲學委員會兼職教授，耶魯大學哲學系和政治學系訪問研究員。1983年受聘為南斯拉夫貝爾格勒大學主辦的國際科學哲學學院講授科學哲學。1983年6月應邀出席美國第九屆「哲學和心理學學會年會」，做了關於中國傳統身心關係理論的報告。1989年應邀到美國出席國際皮爾士哲學大會和夏威夷東西方哲學家會議。1989年到1995年分別在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等多所美國大學做學術演講。1980年代在美國訪問期間，江天驥與普特南結下了深厚了友誼。有一張照片上，在普特南的家裡，江天驥與普特南和另一些學者席地而坐，興致勃勃地討論著哲學。
1986年，江天驥與英國牛津大學牛頓-史密斯教授合作，決定在武漢大學定期舉辦科學哲學國際專題研討會。1987年，第一次研討會「波普的科學哲學」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舉行，會議地點位於現圖書館旁邊的一座二層小樓里，那裡以前是一家銀行的辦事處，一樓鄰近馬路是銀行營業廳。1987年哲學系在這座小樓里辦公，營業廳改作會議室。出席會議的有沃特金斯（John Watkin）、哈金（Ian Hacking，後來再次到武漢大學講學）等國際知名的科學哲學家，還有當時國內最有影響的科學哲學專家。會議論文集由江天驥和牛頓-史密斯主編出版，名為《波普在中國》（Popper in China），有英文版和義大利文版，但沒有中文版。按照計劃，第二次會議將於1989年秋舉行，主題是庫恩的科學哲學。會議已經籌備得差不多了，但1989年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會議沒有按期舉行，整個會議計劃也中止了。後來，江天驥的學生朱志方與波士頓大學曹天予教授合作，主辦了二次國際科學哲學研討會，波普學派的第三代代表沃拉爾（John Worrall）、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辛迪卡（Jaakko Hintikka）、生物語義學代表人米尼肯（Ruth Millikan）等多名國際一流學者出席了會議。這也算是江天驥科學哲學會議計劃的繼續吧。至於應江天驥邀請來武漢大學做短期講學的國外知名學者，則不勝枚舉了。
文革後，隨著學術研究走上正軌，各個學科都建立了全國性的學會。江天驥先後擔任全國邏輯學會副會長，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副會長，全國西方邏輯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等學術職務。
>>>二<<<
江天驥一生矢志學術研究，不限於一派，不羈於一種風格。他的主要學術領域是英美分析哲學和邏輯學，但他的學術成就遠遠超出這個範圍。早期對康德之後的德國哲學感興趣，翻譯出版過《費希特的生平和哲學》、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文革後，他主編出版了《批判的社會理論——法蘭克福學派述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評介和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江天驥本人撰寫了其中大部分內容。
50年代江天驥以邏輯學研究為主，他關於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論文在50年代的大討論中自成一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77年之後的十幾年中，江天驥的主要研究領域還是分析哲學和歸納邏輯。分析哲學中則以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為主。他撰寫了國內首部系統的科學哲學專著《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他撰寫的《歸納邏輯導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也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的歸納邏輯專著。當前國內歸納邏輯學者當年都受這本書的啟蒙。所以取得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出於江天驥本人的學術興趣，另一方面大概是出於安全考慮。這些領域離政治比較遠，也許是國民黨的監獄生活的痛苦有意無意地影響了江天驥的學術選擇。當然這只是一個猜想而巳。晚年，江天驥對文化哲學、後現代主義、人生哲學和一般哲學問題更有興趣。
（一）形式邏輯與歸納邏輯
上世紀50到60年代，全國開展了一場關於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關係的長達十年的大討論。一些人認為，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引發了這場討論。其實，這一時期，江天驥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這些論文集成專著《邏輯問題論叢》和《邏輯問題研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別於1957年和1960年出版。前一著作收錄了江天驥1954年到1957年間發表在「新建設」、「哲學研究」、「人民日報」上的5篇文章，其中「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一文發表於《新建設》1955年第6期上。我國學術界在50年代開展的邏輯問題討論，最早始於江天驥先生的《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①]《哲學研究》雜誌社對這些討論做了引導，並將有關論文編輯成二部文集出版，即《邏輯問題討論集》和《邏輯問題討論續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960年出版），共收入江天驥撰寫的8篇論文。《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即發表陳希的報導「『新建設』雜誌等開始討論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問題」，文中說，「最近，……『新建設』登載了江天驥的『形式邏輯與辯證法』。」「『新建設』雜誌社曾邀請哲學界同志舉行座談，對江天驥的論文交換了意見。」。[②]
中國哲學界深受蘇聯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僅將辯證法庸俗化，還將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對立起來，把形式邏輯看做「形上學」，甚至有人認為形式邏輯也有階級性。江天驥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他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和對世界邏輯研究成果的吸收。他認為，類與類之間的關係和真值之間的關係及其規律性是現代演繹邏輯的研究對象，它主要包括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它們是抽象的和遠離現實的。對於一些學者將思維的形式與內容混淆起來，因而簡單地認定邏輯規律直接反映具體現實或具有社會內容的觀點，江天驥做了有力的批駁。他認為形式邏輯並不管推理前提的真實性問題，而只管推理形式的正確性，前提的真實性問題是由各門具體科學或社會實踐來解決的。邏輯對於我們認識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有其獨有的研究領域。
毛主席高度重視邏輯學的討論，幾次招集邏輯學者討論有關問題。毛主席說：說形式邏輯好比低級數學，辯證邏輯好比高等數學，我看不對。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後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同辯證法不是什麼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資本論》也要用。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門科學來管。毛主席講話精神與江天驥的邏輯觀點有許多相同之處。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是正確的。
江天驥在國內邏輯學領域的另一貢獻是主編出版《西方邏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有感於「我國邏輯研究的現狀還很不理想，我們所研究和討論的邏輯問題，我們的邏輯論著和邏輯教材，同這一學科目前的國際水平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③]為了趕上國際邏輯研究的水平，促進我國西方哲學史研究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江天驥招集當時中國邏輯學研究的一流學者，主持編寫了這部專著。這其實是一部系統的西方邏輯史著作，「勾畫出了西方邏輯學發展的歷史概貌」[④]，從亞里士多德到弗雷格和羅素，西方主要邏輯學家的思想、學說和理論忠實而系統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也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的西方邏輯史專著。
江天驥是中國現代歸納邏輯研究的開拓者。1987年，他撰寫的第一部中國現代歸納邏輯專著《歸納邏輯導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國內學者對於歸納邏輯還不太了解，有關知識還局限於枚舉歸納、類比、培根三表法和穆勒五法，而對於現代歸納邏輯，主要是從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那裡得到一些零散的知識。江天驥一直很關注歸納邏輯的研究，早年在科羅拉多大學就修習過歸納邏輯的課程。1983年假期，我在讀碩士二年級時，先生給我一本英文書，要求我寫有關歸納邏輯的碩士論文。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去學習線性代數、機率論與數理統計學。後來我做關於博弈論的博士論文，也得到導師的大力支持。《歸納邏輯導論》出版後，《自然辯證法通訊》約我寫一篇書評。我寫了「我讀《歸納邏輯導論》」一文。全書共分十章，論述了歸納和機率、機率演算、歸納推理、傳統的歸納問題、新的歸納之謎和確認悖論、機率演算的解釋、統計推理、效用和決策、歸納邏輯和科學方法論。有學者議論說，江天驥的論著客觀敘述較多，本人的觀點不明確。這是一種誤解。江天驥寫作時，總是從大量文獻中不動聲色地引出結論，不說「我認為」之類的話。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把自己的主張與對各派觀點的闡述融洽地結合在一起。不難看出，作者的看法很接近貝耶斯主義」。[⑤]著作中也有一些明確的觀點表達。例如，江天驥用主觀置信度來區分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演繹推理將對前提的主觀置信度完全傳遞給結論，而歸納推理中對結論的置信度弱於對於前提的置信度。
（二）科學哲學與科學方法論
1982年初，高考恢復後第一批本科生畢業，全國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入學。由於學位條例1981年起生效，此前入學的為「研究生」，自1981級起才有「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77級本科生其實是冬季高考，78年春季才入學的。81級碩士生也是到82年春季才入學。江天驥對新一代研究生非常重視。81研究生入學前即為他們準備好了講稿。我也是這一屆研究生中的一員。開學不久，我們拿到了「科學哲學」課的教材，是一本厚厚的油印稿。這種油印本及其生產它們的油印機，現在只有在博物館才能看到了。先生用了二個學期的時間，每周為我們講授科學哲學。每次上課時教室里座滿了人，遠遠超過本專業研究生的人數。內容很難，先生口音很重，但大家學習起來非常認真，一節課也不落下。課後我們幾位弟子陪同先生步行回家，大概需要半小時，一路上先生對其中的難點和疑問繼續講解。其實這本書已經交稿，即198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
當代西方哲學科學是一片大海，既深且寬。對於如何選取材料，有二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對照70—80年代國內學者對科學方法、科學知識的本質、科學發展的方式、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的理解，將國內學者感到比較「新鮮」的學說和哲學家拿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另一種思路著眼於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線索、某種科學哲學理論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前一種是嘗鮮的做法，後一種是學理的考慮。江天驥的思路無疑是後一種。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是「第一部評介西方科學哲學的專著,以其系統、客觀、準確的特點,引起了哲學界人士的廣泛注意。」[⑥]在這部著作中，江天驥採取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順序與重要學派和重要學說相結合的方式，系統地呈現了近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主線，重點是邏輯經驗主義到夏皮爾（D. Shapere）的科學哲學，即寫到了書稿撰寫時期。江天驥的寫作風格一貫是客觀準確，不說廢話，也不想當然地妄加評論。但他的科學哲學觀點是非常清晰的。在諸多科學哲學理論中，江天驥突出了夏皮爾的地位，因為這位哲學史家既重視科學發展的歷史事實，也反對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中出現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傾向。這表明了江天驥本人對於科學合理性和科學知識的本質的看法，也是他對科學哲學發展的未來趨勢的理論判斷。也許是由於江天驥對夏皮爾的肯定，1994年我邀請夏皮爾來武漢講學時，像明星一般受到學生的熱捧。
作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配套著作，江天驥隨後又主編了《科學哲學名著選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和《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華夏出版社，1990）。這二部著作是科學哲學的經典名篇的翻譯，將科學哲學中的主要問題及回答這些問題的重要理論展現出來。
在科學哲學領域，江天驥的一個重要成就是對科學合理性的研究。有關成果「科學合理性：形式的還是非形式的？」發表在《英國科學哲學雜誌》1985年第4期上。中文譯文則發表在《自然辯證法研究》1986年第2期上。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的科學合理性是一種形式的合理性，它們認為科學合理性就在於遵守科學方法論的形式規則。這種合理性概念脫離科學發展的歷史實際，因此是不恰當的。而庫恩往往被看做非理性主義者。江天驥論證，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庫拋棄了形式的合理性概念。庫恩並非非理性主義，而是改變了人們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將合理性置於具體的歷史場境中來論述。江天驥將庫恩和夏皮爾都看作非形式合理性觀點的代表人物。這篇論文響應了他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的結論性的論述。
（三）文化哲學轉向
江天驥以分析哲學研究為主，除邏輯學和科學哲學外，1958年出版《邏輯經驗主義的認識論》（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後發表了許多關於皮爾士、羅素、維根斯坦、卡爾納普、蒯因、戴維森等哲學家的研究論文。1983年為研究生講授「語言哲學」課。晚年江天驥轉向文化哲學。他在自述中說：「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大大脫離了近代西方古典哲學傳統，而廣泛容納結構主義（Levi-Strauss），解釋學(Heidegger,Gadamer)。維根斯坦使我接近後現代主義（Derrida）和後結構主義（Foucault）。現在我對尼采、福軻、利科爾和戴維森最感興趣，而且發現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是系統的西方文化史，和福軻、戴維森都有聯繫，我現今除指導研究生外，專攻文化哲學和歷史哲學以及中西文化比較評價問題。」[⑦]
1996年，江天驥在《哲學研究》發表「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關係問題」。針對國內流行多年的把整個現代西方哲學劃分為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思潮的做法，江天驥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指出，現代西方很少有科學主義者，即沒有人主張科學萬能，不能說研究科學知識就是科學主義。而人本主義是指將人理解為自我、意識或主體並將知識建立在個人意識上的哲學。將海德格爾、福柯等歸入人本主義是錯誤的，他們是明確的反人本主義者。現代西方哲學非常複雜，不宜做簡單的劃分。如果要理出二條主線的話，可以叫做「理性與真理的哲學」和「自由與價值的哲學」。
關於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研究，預示著江天驥正在轉向文化哲學。1991年，江天驥撰寫的「相對主義問題」發表於《文化與現代性》（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中文本發表於《世界哲學》2007年第2期。江天驥指出，相對主義有多種,並且不同的作者把相對主義與實在論、客觀主義、基礎主義、理性主義、絕對主義、普遍主義做各種各樣的對比。他區分了有關相對主義的語義學概念和認識論概念,考察了跨文化的相對主義和跨理論的相對主義的各種主張,對局部合理性和全局合理性觀點做了比較研究,從維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出發,為溫和的相對主義提供了論證，斷言「相對主義是不可駁倒的，只能夠使它受約束」。[⑧]
在文化哲學方面，江天驥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如「從語言分析到文化批評——當代西方哲學的新方向」（《哲學研究》1995）、「當代哲學的文化研究轉向」（《現代傳播》1997）、「從意識哲學到文化哲學」(《哲學研究》2001)等。這些論文對世紀之交的國內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意識哲學到文化哲學」一文明確地論述了意識哲學和文化哲學各自的特徵，指出「意識哲學和文化哲學沒有共同語言，是不可通約的。……文化哲學是在意識哲學統治達400之久以後發展起來的新思潮。它堅信我們在認知活動中直接接觸到的是外物，而不是自己心裡的觀念。」[⑨]
>>>三<<<
愛讀書是大多數學者的共有品質，但像江天驥那樣勤奮的學者不算多。在從軍期間，他的業餘時間都拿來讀書了。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學者投身到火熱的政治運動中，或者因政治氣氛壓抑而放棄了對學術的追求。但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江天驥從未中斷過讀書。早年因為讀馬克思主義的書而被捕入獄，新中國讓江天驥終於得償所願，他廣泛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在他50—60年代撰寫的論著中有充分的體現。
文革結束、學術正常化之後，江天驥每天五點起床，聽聽音樂，吃些點心喝杯牛奶後就開始讀書寫作。每天晚餐後都會散步。80年代江天驥的寓所位於珞珈山南坡，四季草木繁盛。寓所的背後是一條環山小路，幽靜杳然，春天鳥語花香，夏秋蟬鳴松林，是散步的好地方。晚上江天驥一般不工作，主要用於同來訪問的學生和學界友人談話。一般9點就寢。90年代後，由於睡眠時間更短，起床更早。
江天驥的書房裡滿屋都是書，滿屋的書他大部分都讀過。江天驥對於行政和商業工作都沒有什麼興趣。他79—80年代不辭辛苦地申請經費、組建資料室、購買圖書、訂購期刊，就是為了有書讀，就是為了時刻掌握西方學術的最前沿。他讀書有個習慣，就是用紅鉛筆在一些關鍵語句和段落上劃橫線。那時候資料室里的哲學專著和專業期刊上，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紅線。當時借閱圖書是用借閱卡登記的，每本書里有一個小紙袋，裡面插著一張卡片，上面有該書的出版信息和手寫的借閱記錄。江天驥的弟子們常去資料室，弟子們要找的書江天驥都讀過，弟子們找不到的書大多都是他借走了。
江天驥愛聽音樂。當時音響設備並不好。先是用磁帶機，後來用CD（光碟）機。這類播放機和喇叭經常出故障。95級博士生喻佑斌經常收到先生的召喚，而除了學業指導外，基本上都是因為先生的音響壞了，請這位很會擺弄電器的學生來幫忙修理。
1996年春季的一個下午，在武漢的學生都收到先生的通知，說到他家裡有要事。大家帶著疑問來到先生家裡，先生很興奮地說，我弄到了盤好音樂，你們就在這裡聽音樂，然後大家一起吃飯。不一會音樂響起來了，原來是帕瓦羅蒂的男高音專集。萬丹回憶說：「師母從美國回來，請在武大的江門弟子吃飯，正好有卡拉OK在包廂里。我即席高歌Beyond樂隊幾曲。江先生聽到鄉音很高興，聽到我能唱歌更高興。喜歡音樂的他，CD多著呢。除了外國民歌和交響樂，宋祖英也很喜歡。」[⑩]那時我的女兒十來歲的樣子，先生說喜歡紅軍歌曲。女兒為他老人家唱了一首「十送紅軍」，紅軍故事與稚氣童音的組合，讓先生特別高興。江天驥喜歡音樂，也喜歡中國古典詩詞。晚年先生有些孤獨，後來我也做教授了也帶研究生了，我就安排學生常到先生家裡去坐，既讓學生長見識也讓先生有人陪伴。先生經常請學生朗讀白居易的《長恨歌》給他聽。
江天驥愛跳交誼舞。50年代交誼舞流行，但也只有一些高級賓館有舞廳。據說江天驥總是想方設法弄到舞會門票去跳舞。90年代中期至世紀初，江天驥已經80多歲高齡，他在武漢大學的弟子們時常同老師聚會，當時常去的一家餐廳在湖北省歌舞劇院對面，是一家二層樓的私營餐廳，二樓大廳比較大，師生們吃過飯再跳跳舞。江天驥年齡大了，雖然沒有了青年時的瀟洒，可依然興致勃勃。
江天驥身體一直非常好。健康問題主要是高度近視和嗓子有點嘶啞。由於高度近視，看不清道路，所以走路有點慢，晚年有事去學院，從家裡到學院往返往往需要一個多小時。而嗓音嘶啞再加上比較重的廣東廉江口音，很多人聽不懂他說話。82年講科學哲學課時，有學生對他說：您用英語講好了，也許我們還能多聽懂些。江天驥的大型學術報告，讓聽眾既期待有犯怵。於是就有了江天驥用漢語做學術報告要配漢語翻譯的故事。桂起權、易江和我都給江天驥做過漢語翻譯。我也是過了好多年才能完全聽懂先生的話。直到90年代末，江天驥都是奔90的人了，但還是堅持給博士生上課。課堂就設在家裡，掛一塊小黑板。為便於學生理解，先生一邊講，我一邊寫黑板，將英文生詞和關鍵詞寫在黑板上。
江天驥愛吃廣東菜和西餐。吃西餐的愛好大概與他在「飛虎隊」工作和在美國生活一段時間有關，但也有作息時間的原因。因為起得早，西式點心對於他來說是最方便的。他不喝白酒，喜歡喝點紅酒或啤酒。儘管飲食量有點大，但從來不發胖，身體一直很健康。1999年初，春節期間他獨自一人到武漢大學當時的外賓招待所去有點事。武漢大學校園在山地，道路崎嶇。路途中，他記得要下一個坡，走到一個他感覺到是下坡的地方，他就往下走了。但由於視力不好，那不是一個坡，而是很深的一個大坑。大概是體力不支，他無法靠自己爬上來。於是，江天驥「失蹤」的故事發生了。家裡和學校派人到處找他。直到第二天早晨東湖水廠工人上班才發現他。神奇的是，他被送往醫院打了幾瓶吊針後就沒事了。後來我問他，那一夜的事還記得嗎？他回憶，當時他感覺到朦朦朧朧之中到了長春觀，見了道長，還聽了道教音樂。
80年代的時候，江天驥不僅健康，而且體力還非常好。1986年，中山大學舉辦一個分析哲學講習班，先生帶我們幾位博士生去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何秀煌、李天命也做了講座。講座之餘，我們陪同先生去逛逛商店，他選擇乘坐公共汽車。當時公汽非常擁擠。汽車門一開，他左右扒拉一下就擠上去了。一位70多歲的老人身手如此敏捷，讓我們幾個年輕人大吃一驚。講習班結束後大家一起去遊覽白雲山，山路很長，先生走在隊伍前面，沒有一點疲勞的跡象。
江天驥的學生基本上都是79年之後招收的，師生之間年齡差距巨大。我1982年初入學時20歲，先生67歲。關門弟子萬丹與老師相差58歲。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時他已經完全白頭了。當時感覺到先生只能仰望不能親近，每次見到先生都有點緊張。關於先生的人生故事，最初一些年我們根本不敢問，先生也從來不說。直到後來我們也到中年了，跟先生交往多了，也會同先生開幾句玩笑。其實先生在學業上對我們很嚴格，在生活上對我們很關心。從碩士到博士6年，我從來沒有給先生送過禮。倒是先生每年都請學生到他家裡吃飯，師母主廚，在物資相對匱乏的年代，那些飯頓頓都是美餐。
江天驥有很多故事，漫長歲月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人出現在身邊。但許多精彩的故事，都隨著先生一起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在國民黨監獄，在「飛虎隊」，在文革中，一定有故事，或者悲慘，或者浪漫，或者意味深遠，不論是否記起，畢竟都發生過。90年代末，萬丹陪同先生去廣州，在從火車站去中山大學的車上，路過一棟建築，先生突然說，那棟房子以前是商店，他陪陳香梅去過，就是那位著名的陳納德夫人。但這些故事，先生是基本不講的。（朱志方）
參考文獻
曹秋華，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淺介，《國內哲學動態》1986年第5期。
陳剛，回憶江天驥先生，百度文庫https://wenku.baidu.com/view/9195ecc49ec3d5bbfd0a7497.html
陳祖亮，從戎抗戰未投筆，《哲學評論》2006（2）
陳祖亮，江天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網站https://www.whu.edu.cn/phi60/info/1023/1108.htm
桂起權，江天驥先生為我指明科學哲學之路http://www.5201000.com/Memorial/ReView/6370i604150.html
江天驥，江天驥自述，《哲學評論》2006（2）
萬丹，我和江老師的那些事兒，微信文章。
周荷婷，江天驥教授，《武漢大學學報》1986
張燕京江天驥邏輯思想研究，《河北大學學報》1999年6月
趙千政，江天驥科學哲學思想研究，雲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朱志方 從語言分析到文化批評，《世界哲學》2007年第2期。
朱志方 科學方法論的精華，《湖北社會科學》1989年第7期。
注釋
[①]且大有，我國50、60年代學術界探索辯證邏輯對象回眸，《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12月第6期，第18頁。
[②]陳希，「『新建設』雜誌等開始討論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問題」，《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第137頁。
[③]江天驥，《西方邏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④]江天驥，《西方邏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⑤]朱志方 我讀《歸納邏輯導論》，《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4期，第77頁。
[⑥]曹秋華，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淺介，《國內哲學動態》1986年第5期。
[⑦]江天驥，江天驥自述，《哲學評論》2006（2）
[⑧]江天驥，相對主義問題，《文化和現代性》（Culture and Modernity）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73頁。
[⑨]江天驥，從意識哲學到文化哲學，《哲學研究》2001年第1期第60頁。
[⑩]萬丹，我和江老師的那些事兒，微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