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趙宋立國，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在重武輕文風氣延續了幾百年之後毅然起用文人治國」。度過了五代的黑暗時期，兩宋320年的歷史，稱得上是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期。行伍出身的趙匡胤，在成為王朝的締造者以後，毅然決意革除武將所憑恃的政治資本，「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
通過一系列幾乎不流血的手段，將國家治理方式由武轉文，以至於出現「上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近臣皆莫對」的情形，誠可謂煥然一新。士大夫積極入世，不論是人生境遇還是社會地位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同時伴隨著統治者「方以文治天下」，兩者不失時機的結合，構成了士大夫政治在宋代社會的最終形成，「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為宋為然。」何以士大夫政治在宋代發展到如此高度，筆者認為，從長時段歷史發展脈絡來看，這與選舉制度的發展與變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從趙宋建立前夕看來，又與唐末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病及魏晉隋唐以來的廣泛流傳的禮佛、崇道思想造成的儒學危機息息相關。
一、士與察舉制
「士」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充滿複雜性漸進的過程，傳統意義上的士是由先秦時期「游士」、「武士」等發展演變而來，「在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社會中的一種名為『士』的角色分外活躍起來了，後人稱為『士階層』。」到了兩漢時期，士族政治逐步開始展露在歷史舞台。
士的發展歷程脫離不了現實政治，自秦始皇坑殺方士之後，士的活動進入低潮期。而後漢代秦而興，至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察舉制廣泛地吸引有才識的士人進入中央政府，「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自此以後，士人發展歷程由游而定，士大夫稱謂亦已出現，《漢書·孝武紀》載:「與士大夫日新」、「與士大夫更始」，顯然此時的「士大夫」稱謂已經與宋代意義上的士大夫相近了，但又有本質的區別。
同時由於察舉制以舉薦為前提，在中央政府擔任公卿的官員逐漸掌握了話語權，導致大量的士人依附於他們，在制度的引導下朝向著士族的方向發展。等到王莽建立新朝，即離不開當時士族的普遍支持;光武帝中興漢室，也是如此，「群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惑亂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眾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
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士族階層開始成為影響王朝興亡政治勢力;東漢末年群雄爭霸，袁紹家族本身就是「四世三公」的士族，曹劉孫的背後，其實是世家大族在背後的支持。曹操得到潁川荀氏、潁川陳氏、河內司馬氏等支持;劉備入蜀，得到了荊、川兩地的士族支持;東吳的陸、張、顧、朱四氏都曾支持過孫權。可以說，在士族向門閥轉變的過程中，他們已經相當程度上擁有影響王朝更迭的政治實力了，「得民心者的天下」這句話放在三國兩晉時期，「民心」可以說指的乃是這些士族的向背。
二、門閥世族與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產生有其必然性。由於古代教育主要掌握在大族手中，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很難在社會中得以踐行，當是時，社會思想文化的主要創造者為士族。而選官制度的使然，下層平民很難
獲得進仕的途徑;另外，由於戰亂的影響，很多士族避禍遷徙，「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核無所」，導致鄉查里選的察舉制度很難實行下去。為了獲取政治人才，同時將選官任官的權力收歸中央，曹丕在篡漢前夕，接受陳群的建議，施行了後世稱之為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制度，「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制設立的初衷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在魏晉時期為中央政府收攬人才，加強對地方大族的控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自永嘉之亂後，大量士族南遷，偏安一隅的東晉王朝在士族的幫助下重建乾坤，士族的勢力不僅沒有隨著戰亂而消亡，反而因緣際會掌控著朝廷的公卿職位。而九品中正制將選任官員的權力轉移到士族手中，「定品」恰恰由這些士族抉擇，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不可避免地逐漸變為高門大族的工具，促進和加速了門閥制度的確立。」
門閥世族的發展壯大雖然飽受後人詬病，「然而在東晉初期與中期他們表現出充沛的活力，有能力建樹功業。」只是隨著時世的推移，壟斷地位的鞏固，世族奢華之風、榮慕虛名、不諳政務，在政治上一無所長，最終盛極而衰。相對而言，北方沒有南遷的士族卻在與胡人的政治鬥爭中不斷壯大自身力量，來自外部的威脅促使他們必須具有同北方王朝長久相持的政治能力，這也是隋王朝能夠最終統一全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地，庶族士人的勢力伴隨著新王朝選舉政治的變革逐步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三、士族與科舉制度
科舉制始於隋煬帝「始建進士科」時期，意味著一項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新的選舉制度的產生。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的戰亂，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政治地位逐漸式微，與此同時寒門庶族憑恃功業逐步進入統治階層。
當處於兩者勢力此消彼長、逐步交匯時期的隋王朝，面臨著支持王朝建立的關隴士族希冀長久保持在中央政府的壟斷地位和新興庶族地主階層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願景的衝突局面。從帝王維護統治、鞏固王朝的角度來看，無疑扶持新興庶族士人階層更有利於維繫其「萬年基業」，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的政治形態。
然而隋朝倏忽興亡，繼之而起的唐王朝繼承和發展了科舉制，自太宗時起，經過歷代皇帝的改進，科舉制度擺脫了之前選舉制度的弊端，「為廣大的寒門庶族提供了一個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源源不斷地將新鮮血液注入政府機構，極大地提高了官吏素質，改善了吏治」，成為中央王朝選賢任能的重要制度。
客觀的講，在唐朝絕大部分時期，士族的勢力依然相當有影響力，「入仕門徑還有很多，如門蔭、年勞、捐納，雜色入流等等……唐代這方面很不夠，所以門閥士族仍占很大比重」。「牛李黨爭」從表面上看是政治理念的鬥爭，深層次上探究，卻脫離不了士庶之間的鬥爭，這也是士族在轉向士大夫階層之前最激烈的政治鬥爭。
士族最終退出歷史舞台，是在唐末的「白馬驛之禍」，「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空。」經此過後，魏晉以來的士族勢力被一掃而光。此時庶族士人逐步通向王朝中樞的前景看似已經近在眼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士大夫階層已經成型，只需等待一個過渡即可，而事實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依然存在一系列阻礙。
四、五代與武人政治
五代上承隋唐，下訖宋元明清，是封建社會最後的割據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文官地位不可名狀的一段時期，「自開平訖於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當此時，唐朝節度使制度造成的藩鎮割據流弊已經深刻顯現出，最終坐視農民起義軍壯大，以致被農民起義軍出身的藩鎮節度使朱溫所斷送。
在當時的形式下，行伍出身的朱溫萬萬不會也不可能放下其以武立國的軍隊，武人政治理所當然地成為此時期的主流。王朝的不斷更迭，位居中樞的文人幕僚在武人政治中尚難有一席之地，「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累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由此及彼，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特殊生存環境亦可想而知了。
在當時，社會的中下層通過行伍出身可以快速地流動到社會上層，甚至達到位極人臣乃至稱帝建國的地步。鮮活的事例導致的結果就是武將輕視文臣乃至皇權的行徑可以說層見疊出，《舊五代史弘肇傳》記載:「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結合當時的歷史現狀，皇帝大多出自軍事集團的首領，通過不合乎禮法的弒君篡奪或者半威逼式的禪讓竊取政權，《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榮傳》提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為了確保王朝的延續和個人統治的安全性，君主往往通過籠絡武將來鞏固其統治，可以說成為一種應然之舉。在這種情勢下，文官集團淪為官場上的點綴，「但行文書而已」，很難得到統治者的重視。
以殿前都點檢的身份獲得皇權，如何避免成為繼後周之後第六個倏忽興亡的短命王朝，乃至如何在當下的局勢能夠鞏固來之不易的皇權，都是新生王朝的締造者趙匡胤需要立即解決的棘手問題。為了不重蹈覆轍，在與趙普商議後，太祖認為:「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此話雖有矯枉過正的嫌疑，但不得不提到，正是在唐末五代黑暗的武人政治影響下，才有了宋人蔡襄所說的「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進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的政治局面。士大夫階層在國家社會治理和社會理想實踐中已然成為中樞主導力量，在文化事功和政治事功中為實現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社會過程中大顯身手，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態由此產生。
五、儒學復興與佛道衝擊
自漢末三國以至隋唐前，除卻西晉短暫的統一，華夏大地在近三百年時間處於割據混戰的政治形勢，恰逢亂世，道家逍遙避世思想及佛教輪迴極樂之說有了廣泛傳播的時代背景。此時，世家大族都不可避免「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境況;而庶族平民，只能如浮萍一般漂泊無依。
故逢亂世之時，很多人轉向佛道之說，產生了消極避世的思想，「魏晉玄學」能夠興盛一時，與這個原因有著莫大的關聯。政治上的黑暗，軍事上的混戰，形成思想上的枷鎖深深地固著士人的身心，「適應著勢力日增的門閥士族統治集團為肆無忌憚地奢靡縱慾而追求人性自由的心理需要，更主要地，適應著寒門庶族知識分子因苦悶、空虛、迷惘而急切地嚮往人性自由，企盼社會重歸於穩定和安寧的思想需要」。
禮佛、崇道思想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逐步發展，佛教般若思想、頓悟思想和玄學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對人們的思想、思維都產生深遠的影響，「與這些現象相比，儒教理論上的進步相對而言比較少，因此一般認為唐代與前代一樣是儒學表現不佳的時代。」
因而自唐代以來，韓愈首倡古文運動，及至宋代立國，「對於儒者來說，在他們沒有取得或保住儒學一統天下的優越地位之前，因憂患而產生的恥辱感，自然是十分強烈的了。」儒家學者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關學」創始人張載，「伊洛」學派的程氏兄弟，王安石的「新學」，蘇氏兄弟為首的「蜀學」……最後由朱熹集之大成，「理學」由此誕生。「理學」的產生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它「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於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空前地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結語
追本溯源，宋代士大夫主要由魏晉以來庶族地主發展而來，儒學式微加重了士大夫思想上的憂患意識，武人政治的弊端則使士大夫政治上有所作為，科舉制的完善以及取士名額的擴大，伴隨著宋朝政府對舉第士人的優渥待遇，共同促使宋代初期士大夫階層以極大的熱忱投身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社會構建，在政治實踐中為實現「三代之治」而不斷探索，「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態的確立，確是在宋代完成的。」
處在這一時期，承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們集官僚、學者、文人於一身，樹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理想，懷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慷慨入世精神，「具備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輿論的能力，成為一個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質的階級」，從而在社會價值重建及一系列變法運動中，提出了豐富的社會建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