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外國語文研究
作者簡介
魏家海，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學翻譯和典籍翻譯研究。
內容摘要：「世界文學」的實踐性意味著其途徑的演變性、階段性、層次性，但「世界文學」 的建構途徑也有其基本原則。翻譯及其相關的途徑是民族文學經典走向世界文學的重要手段。本文通過考察宇文所安選譯的可通約性價值、譯詩的世界詩歌特性、譯詩的經典化和經典閱讀、國際譯評的推動作用，分析了唐詩的世界文學的建構過程。但是我們必須注意， 漢學家把中國文學譯文建構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本質上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學術研究需要，而不是為了把中國文學推向世界文學。
關鍵詞：宇文所安；唐詩譯詩；世界文學
引言
「世界文學」具有演變性、實踐性、階段性、層次性和建構性，「世界文學」的動態生成演化過程，也是西方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占主導地位逐步下降，其他非西方文學逐步上升的過程。對非英語文學而言，翻譯是走向世界文學的重要手段，翻譯文學的經典是世界文學的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唐詩翻譯是漢學家宇文所安為西方讀者「代言」唐詩的方式之一，他的唐詩研究著作《韓愈與孟郊的詩》《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與譯文集《中國文學選集》和《杜甫詩》全集等，英譯了大量的唐詩，為唐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學界以往對宇文所安的唐詩翻譯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方面，很少上升到世界文學的高度。本文從世界文學的基本標準出發， 主要以《中國文學選集》為例，分析宇文所安的唐詩譯文的世界文學建構特徵，以期為中國文學走進世界文學提供某些借鑑和思考。
「世界文學」的基本標準
雖然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標準還有爭議，中西方學者分別提出了不同的「世界文學」標準，但也有一些共識。
1.民族文學精神價值的可通約性
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前提是文學作品精神價值的可通約性，它是不同民族精神價值共情與共鳴的前提。特定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的公平、正義、剛毅、豪爽、崇高、仁愛、善良、愛情、友誼、英雄、道德、文明、和平和幸福等主題是各民族文學普遍尊崇的價值觀，具有文學審美體驗的可通約性，而仇殺、內鬥、邪惡、血腥、殘忍、恐怖、破壞等主題都是各民族普遍反對和不喜歡的內容，這樣的文學很難被不同民族的讀者欣賞。
2.翻譯的跨語言和跨國界的媒介作用
翻譯是文學跨越語言障礙和國家邊界的重要手段。儘管不同時代的「世界文學」 概念具有不同的含義，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翻譯是民族文學，特別是弱勢國家的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重要途徑，沒有翻譯，這些處於弱勢地位的民族文學是不能成為世界文學的。跨越民族語言是「世界文學」的典型特徵，翻譯的中介作用至今一點都沒過時，翻譯成為一種寫作方式。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強調翻譯在世界文學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獲得的寫作」（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88）。所謂翻譯作為「寫作」實質上是翻譯的跨文化、跨民族和跨國界的世界性功能。
雖然英語作為強勢語言，英語作品毋須翻譯可能成為世界文學，但民族文學譯為英語才能邁向世界文學，往往是無奈之舉。儘管米勒對翻譯可能造成「單一的主語言」 和「單一的國家學術文化」感到擔憂（9），但並不否認翻譯對文學的世界性發揮的作用。王寧也有類似的觀點（3）。畢竟未經翻譯西方經典作品，不能完全歸為世界文學， 至少不代表世界文學的全部。
3.翻譯文學的經典化
翻譯文學的經典化是世界文學的必要途徑。不同國家和民族都有文學經典，西方經典在世界上流傳已有長久的歷史，但非西方的語言和文學若非翻譯幾乎沒有經典化的機會，非西方的有價值的所謂「小語種」和「小傳統」文學在西方文學界廣泛接受和流傳的翻譯文學經典，便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學」。處於弱勢地位的中國文學如果不藉助西方的經典化模式的運作，包括世界（特別是西方）公認的著名出版社的出版和世界文學選集的收錄，也不能成為公認的世界經典。
4.翻譯文學經典的廣泛閱讀
世界文學也是一種閱讀方式，「大多數文學是在翻譯中流通的」（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65）。絕大部分讀者只有通過閱讀譯文才能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文學作品現象將長期存在。達姆羅什認為「世界文學」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 這種模式既適應於個別作品，也適應於用來建構經典和發現類似新作品實物材料的閱讀」（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5），也是一種「參與超越我們自身範圍之外的世界之中（297）」的閱讀。這種動態的「世界文學」閱讀方式是文學在「文學性的間性」 中獲得的新鮮營養的途徑，是有效的國際傳播方式，「給我們帶來拓展超出我們自身邊界的文學與文化視域」（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46）。特別是作為各類世界文學教材的流通和閱讀，是文學保持經典地位的重要途徑，也是保持其「常讀常新」姿態的方式。此外，文學譯作的國際評論是一種高級形式的閱讀，有助於認識其文學和文化價值，擴大在域外的研究和傳播，有助於走進世界文學的深處。
宇文所安唐詩譯本的世界文學特徵
（一）唐詩經典的可傳播性
宇文所安對唐詩的研究和翻譯，不完全是因為他的興趣所然，還因為他認識到唐詩的「世界性」的精神價值有其自身的傳播潛力，這不僅對他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而且對美國學界和社會文化都是有益的，可以經世致用，他甚至希望給美國總統講解唐詩，以解釋唐詩里普遍人性和精神追求。宇文所安通過翻譯和研究，使唐詩與世界詩歌相遇，並成為世界詩歌的一部分，是必然的結果。宇文所安對唐詩翻譯選材的取捨有自己的標準，對唐詩精品標準也有自己的見解，對唐詩的「世界文學」價值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專著里有大量的唐詩譯文之外，他還以一人之力，歷經十多年為美國大學生翻譯編纂了長達 1200 多頁的通識教材《中國文學選集：從初始到 1911年》（以下簡稱《選集》），於 1996 年在美國著名的諾頓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教材成為美國各大學東亞研究或中文系普遍選用的教材，從中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作品版圖的刻意安排，使美國大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脈絡有一個粗線條的了解。《選集》共分六大部分，其中唐代文學是第三部分（包括唐詩和傳奇），共計 179 頁，而唐詩就占 156 頁之多，共收錄唐詩 235 首，主要是盛唐詩和中晚唐詩，初唐詩甚少。其中， 十一位主要詩人的譯詩數量有 216 首，占所選唐詩的 91.9%。這些唐詩主要出自名家之手，但也有一些並非名篇。杜甫的詩歌最多，共 78 首，王維的詩歌其次，共 38 首，李白居第三，共21 首，超過10 首以上的詩人共計8 人，此外，寒山詩有5 首。儘管如此，《選集》中的唐詩通過諾頓出版社出版後直接經典化，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儘管《選集》屬於中級層次的「世界文學」經典。
宇文所安選取這些唐詩經典，基本上代表了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和永恆的經典遺產，具有世界性的文學價值，因為唐詩中有人類普遍的價值：人與大自然的對話、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友誼、宗教、善良、美好、和平、文明、人性和文學性等，這些主題是人類文學的共同財富，其人文價值觀具有普適性和可通約性，唐詩自身有其可傳播性。
（二）無韻化譯詩的世界趨勢
宇文所安的譯詩雖然沒有完全再現唐詩的意義和美學價值，但譯文具有當代英語詩歌的特性，由於英語在世界文學上的特殊地位，當代英詩美學的基本特性大體上順應了世界詩歌的美學特徵，譯詩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當代世界的詩歌發展趨勢。
1.自由體形式的翻譯轉換
（1）以音樂性補償代替格律
宇文所安在唐詩翻譯中並沒有使用嚴格的英語音韻格律，基本上沒有翻譯唐詩的尾韻，但是這順應了現代英語詩歌的發展潮流，以自由體來體現英語的現代性，衝破了傳統英詩拘泥於格律的藩籬。他在接受中國學者訪談時說 , 中國古詩英譯不必強求押韻，因為現代美國詩也不求押韻，且幾乎所有押韻的現代詩都是反諷的，讀起來總是會產生彆扭的感覺，中國古詩翻成押韻的現代英語在美國大概很少有讀者（錢錫生、季進 66）。他不用尾韻，並非因為他不會用韻，而是為了避免韻律詩被認為是打油詩的趨向，消除譯詩的滑稽性，用當代英美所喜聞樂見的自由詩開啟唐詩英譯本的閱讀模式，以自由體的形式來滿足當代英語世界讀者的期待視域，譯詩即非模擬原詩的格律形態，也非完全是美國現代詩歌形式，達到「橢圓形折射」即為成功之作，重在再現唐詩的意義和思想情感。
不過，自由體譯詩儘管沒有嚴格的韻律和節奏，但也有某些方面的音樂性，通過詩歌的其他音韻形式進行補償，以獲得較鬆散的音韻效果。宇文所安翻譯唐詩時，往往以多種語音修辭和句法修辭形式來彌補或再造原詩的音韻美，實際上尋求的是功能對等的效果。例如，他在翻譯李賀的《貴公子夜闌曲》這首詩時，使用了押頭韻 smoke 和 sandalwood 暗示煙霧的縹緲不定，用押頭韻 wind、wave、waist 和 white 暗示水的波紋彎曲起伏，帶有豐富的聯想意義，頭韻修辭作為英語詩歌的特效語音修辭，是對原詩尾韻和格律的有效補償，形成了新的節奏感。這種非格律化的唐詩翻譯體現了同國際詩歌當下模式接軌的趨勢，呈現了世界詩歌自由體表達豐富情感的總體態勢，從而形成當代國外讀者願意接受的美學形式。宇文所安的自由體翻譯以英語讀者的審美偏好為方向，立足於當代詩歌的樣式和現實，不是拘泥於唐詩自有的形態，而是以有所變異的音韻效果求得譯詩的和諧美。
（2）以句式意義節奏代替音節節奏
翻譯中詩句的形式結構既有移植，也有變異。唐詩以五言詩和七言詩為基本形式， 而唐詩的七言詩，特別是七言絕句和七言律詩，寫景、抒情、敘事和議論在詩中相互交融，緊密滲透，音韻格律工整嚴格，把唐詩的藝術形式和思想情感推向了完美的高度。七言絕句的音節節奏通常可以劃分為「二—二—二—一」式和「二—二—一—二」 式， 七言律詩的音節節奏較複雜，學界多有爭論，但大致可以劃分為「二—二—三」式和「四— 三」式，兩種不同節奏的交替選擇是「七律最為本色的特徵之一」（蔡宗奇 141）。但是，意義節奏不一定同音節節奏保持一致，在唐詩律詩翻譯中，意義節奏比音節節奏更重要， 詩歌翻譯既注重形式又注重意義，對意義進行操作轉換，音節節奏起到彌補的作用。
宇文所安在翻譯唐詩七言絕句的過程中，一般把原詩的節奏轉換為「四—三」式， 每行譯文構成跨行連續的兩部分，且第二行首縮進兩個字母以示區別，但在具體的操作中，每行譯文的上半行的節奏的處理實際上是「二—二式」，有時在兩個上半行中間使用了逗號分隔，例如，王翰的《涼州詞》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譯為「Sweet wine, of the grape, /cup of phosphorescent jade」, 有時並不使用逗號，如「欲飲琵琶馬上催」 譯為「At the point of drinking, mandolins play/ on horseback, urging us on」，這種形式的變異是特殊的自由體。
對仗句的轉換也是移植之中有變異。律詩中的對仗（對偶）是詩歌對稱美的重要標誌，也是漢詩的句法構建的獨特性之所在。王力指出：「對仗是律詩的必要條件」（王力 142）。一般而言，律詩在頷聯（第三句和第四句）和頸聯（第五句和第六句）對仗， 但也有不少例外 , 對仗的種類是多種多樣的。這種美學上的對稱是漢民族的求工整心態的體現，「在心理上避免了抑制過程的產生」（胡曙中 414）。漢語中的對偶包括「正對」與「反對」，意義呈並列關係，但英語中的對偶只是「反對」，所以在翻譯中，漢語的對偶很難完全譯為相應的形式，通常轉換成相應的語法關係對應的形式，或者只譯出意義，不顧及對應。如王維《觀獵》中的對仗句「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譯為The plants stripped bare, the hawk’s eye keen, / where the snow is gone, horse hooves move light, 譯文中，「the plants」對「the snow」，名詞；「stripped bare」對「is gone」, 屬於謂語詞對謂語詞；「the hawk’s eye」對「horse hooves」，名詞；「keen」對「move light」是形容詞對動詞加形容詞。
2.意象翻譯的闡釋性
宗教、神話、寓言和傳說意象都是非真實性和虛幻性的意象，非常具有神秘性和想像性，但留給了讀者以審美想像的空間，以體驗想像世界的圖景，挖掘文化意象背後的生存環境、自我形象、思維方式、原始意識、民族意識、傳統意識和價值觀念等。宇文所安對唐詩中的幻象典故背後的意象進行跨文化的闡釋，把中國特殊的文化形態傳播到西方文化體系之中，經過讀者和研究者的閱讀和接受，可以形成文化的互識和互釋，在西方讀者「以他種文化為鏡，更好地認識自己」（樂黛雲 119）的基礎上，至少在客觀上也傳遞了中國文化的能量。例如，李商隱的《霜月》有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宇文所安英譯為：
The Blue Woman, the Pale Maid
both put up with the cold,
in moonlight and in the frost they hold
a contest of beauty and grace. (Owen 314)
詩中的絕代美女飽含宵寒露冷的嚴峻考驗，爭奇鬥豔，以展美姿。「青女」是古代神話中主霜雪的女神，美艷絕倫，為歷代文人墨客所敬仰。「素娥」即嫦娥，傳說中住在廣寒宮中的月中女神，美貌非凡。譯文所安將「青女」譯為 Blue Woman（「悲傷的女人」）, 將「素娥」譯為 Pale Maid（面色蒼白的少女」），表面上是中西色彩內容蘊含的文化聯想意義不對應，但受到語境的干涉，詩中的「嬋娟」譯為「beauty and grace」（美麗高雅），且「斗」翻譯成「hold a contest of」（「舉辦大賽」），是跨文化的闡釋翻譯，從語境中的「選美大賽」可以明顯排除 Blue Woman 和 Pale Maid 的負面聯想，消除了英語色彩詞的負遷移現象，「劇情」發生了反轉，直接向西方讀者展示中國神話中的美女形象。這種闡釋翻譯抓住了當代英語讀者的娛樂化心理，便於接受。宇文所安的唐詩翻譯策略有利於國際讀者的接受和傳播。
3.譯詩語言的當代性
宇文所安唐詩翻譯的英語語言風格總體趨向平實、簡樸和通俗，語言的處理面向非漢學家，主要迎合青年學生和中國古典詩歌的一般愛好者，詩句一般比較簡短，無論是五言詩譯為一行英語詩句，還是七言詩譯為跨行連續句，都不冗長，比較接地氣， 但這種通俗化翻譯以避免打油詩語言的俗套為界限，平實的語言蘊含著不同詩人特有的美學氣質。唐詩中的器物、風物和概念儘量用美國英語現有的對應方式表達，例如唐詩中的動物、花草、度量單位和抽象概念等，大都使用了歸化的語言，這種慣習不僅凸顯了譯者的風格，而且滿足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減少了同譯詩語境的距離，譯語適應了英語文學的場域，成為英語文學的文化資本。一旦譯詩語言的美學價值受到英語讀者的廣泛認可，唐詩譯文便向世界文學接近了一步。
（三）經典譯詩閱讀中的文學選讀和世界文學選集編選
經典文學閱讀也是衡量文學是否是世界文學的重要標準。達姆羅什（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81）指出，世界文學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國家文學的橢圓性折射」；「翻譯中獲得的作品」；「不是固定的文本經典，而是獨立於我們時空世界的閱讀形式」。在這三個方面中，「橢圓性折射」是譯詩的變異性，既不是十足的原詩，也不是純粹的西方文學，「翻譯中獲得的作品」是在跨民族、跨國界的翻譯中文學的流通和延伸，而「文本經典」作為跨時空的「閱讀形式」是實現世界文學的關鍵一環，如果沒有廣泛閱讀便沒有傳播。世界文學的「經典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具有流動性和與時俱進性，不同的經典編纂者在不同的時代關注點不同，世界文學的經典譯作的篩選也有較大的區別，所以閱讀成了檢驗經典生命力的試金石。不過， 有時沒有列入經典中的譯作讀者範圍和閱讀量卻很大，且持續的時間很長，也可能視為經典。
宇文所安的譯作《中國文學選集》直接進入經典作為通識選修教材，讀者面向廣大的大學生和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知識分子，讀者範圍較廣，這些學生的專業方向也很多樣化，反而拓展了讀者群。這部教材的譯文經過譯者十多年的反覆修改和試驗， 在英語世界發行量很廣，選用作為教材的大學也很多，很受師生的歡迎。宇文所安的唐詩譯文被收錄多家權威的世界文學經典選集中，如英文版《諾頓世界傑作選集》收錄 37 首，其中，王維 10 首，李白 10 首，杜甫 8 首，寒山 9 首，最新版的英文版《諾頓世界文學選集》共收錄唐詩譯作 32 首，其中宇文所安唐詩譯作 12 首（李白 6 首， 杜甫 3 首，白居易 3 首） , 把唐詩的經典化推向了高級層次，客觀上加大了唐詩的傳播力度。這些收錄的唐詩毫無疑問是高度經典化的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其詩歌的特性具有世界文學的特徵。
（四）國際譯評對譯詩傳播的推動作用
民族文學經過翻譯、流通、經典化和閱讀環節後，只有通過國際學術界專業人士的譯評和推介，才能保持在國際上的持續關注性。批評家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譯作書評對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並直接影響讀者的選擇和接受，繼而影響譯作的發行、流通和閱讀。批評家的評論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把譯作捧紅，也可以貶斥到讓讀者無人問津的地步。西方批評家的譯評，尤其是在《紐約時報》的讀書專欄和主要讀書網站上的評論，往往可以決定譯作的命運。
宇文所安的譯作不僅受到一些權威專家在各類期刊上發表的書評的好評，而且還受到亞馬孫網站網友的喜愛和美國讀書網站 Goodreads 的好評。這些意見有利於他的唐詩譯作的繼續經典化，持續經受讀者的檢驗，對他的譯作的世界文學化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西方評論家「涉華國際譯評」方面的正面評價事關包括唐詩在內的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條件。劉亞猛說：「中國文學作品英譯除非贏得英語讀書界有影響書評家的正面評析及解讀，幾無可能在英美讀書話語網絡中引起廣泛興趣及議論」（8）。宇文所安的唐詩譯詩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除他自己高質量的譯文和崇高學術聲望之外， 作為「意見領袖」評論家的評價功不可沒。
總之，「世界文學」的建構實踐具有篩選性和跨民族性，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受到建構者的國際文學視野、話語模式、審美方式、文學鑑賞力、文學發展的需要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建構者的身份也可能很複雜，包括翻譯家、出版機構、評論家、重要的文學獎評審結構（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和有國際影響力的讀者群等， 甚至翻譯家本人也可能參與建構之中。因此，從民族文學到世界文學的建構過程需要跨越語言、國家或民族、文化、學科等障礙，把國別文學中的精品通過篩選、翻譯、出版、傳播、流通、閱讀、評論等納入國際文學界的循環之中，成為國際上有持久影響力的文學。
結論
宇文所安的唐詩譯文在不同文選中所占的比例並不相同，即世界性成分不同。宇文所安唐詩翻譯的世界文學的建構對當下的中國文學外譯有重要啟示：中國文學「走出去」一定要選擇優秀的譯者（尤其是西方優秀的譯者）翻譯西方所需的作品，一定要挑選具有世界性文學價值的作品，在國外著名的大型出版社出版發行，進入主流發行渠道，力爭讓更多的讀者閱讀，加快圖書的循環周期，甚至出版電子版在網絡媒體上傳播。著名漢學家作為中國文學翻譯的代言人，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中國譯者難以行使「代言人」的功能。因此，鼓勵西方學術界的精英主動翻譯， 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外譯和傳播更有利。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像宇文所安這樣的漢學家把中國文學翻譯建構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本質上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學術研究需要和西方文學的需要，而不是主動為了把中國文學推向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而言，仍然存在著「世界文學的理想與實踐之間無法彌合的巨大落差」（曹順慶、齊思原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