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三十三：教會的世俗化2
(3)僧侶的分化
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奉行等級制原則。1030年，封建制度在法國北部建立時，兩個法國的主教首次提出" 三種人公式" ，把人分為" 祈禱的、做工的和打仗的" 三種。僧侶、貴族、農民" 三等級說" 確立了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在以後的幾百年中，都是歐洲法律、等級和不平等的基礎。這種封建等級到了15、16世紀開始瓦解。在三個等級內，僧俗兩界的關係變得模糊；貴族的職業、特權、世襲的身份、地位不再肯定；農民中間也出現巨大分化。
三個等級之外，新產生了資產階級、紳士階層、工人和窮人。簡言之，15、16世紀是封建等級制度瓦解之時，等級原則開始為近代社會的階級原則所取代。僧侶的變化，可以用" 僧侶的社會" 變為" 社會中的僧侶" 一語來概括。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待15、16世紀的西歐，就能明顯感到，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歐，社會的主要支柱中已經沒有僧侶的位置。封建社會這根重要支柱，是在1500年後逐漸傾斜的，經宗教改革運動，到了16世紀末，終於倒塌。
僧侶作為等級，已經無足輕重。雖然仍有許多僧侶(如神聖羅馬帝國的僧侶選侯、路德派的重要領袖)在社會上擔任重任，但是作為一個等級來說，僧侶已經不再重要。當時貴族的看法，可以用德國諸侯阿爾弗雷德.威迪希格拉茨的話來概括，他說：" 男爵以上才能算人。" 在德語世界中，宗教改革真正觸動僧侶結構的地區不滿1/3。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真正開展，要到1650年才有觸動。在德國的天主教地區，社會流動仍然存在。在西歐的各個地區，普遍的趨勢是，僧侶作為一個整體階層的狀況不再存在，僧侶中分化為僧侶貴族和僧侶平民，後者中的一部分人併入了資產階級的行列，以他們的教育文化上的優勢，為資產階級服務。
在宗教改革前後，僧侶地位的顯著變化導致僧俗兩界界線的模糊。據弗蘭西斯.拉普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時期的改革》(1974年)，1450 -1525年間教會改革失敗的根源在於僧侶結構的變化。教會不能進行自我改革，並不是因為僧侶缺乏道德和改革的願望，而是因為新的社會經濟條件束縛了僧侶進行改革。束縛的鏈子主要來自牧師的薪俸制度和教會的財產，使得教職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工作，貴族和城市貴族都希望加入教會，以便控制教會的土地、收入、積累資本為自己謀取發展。貴族和城市貴族對教會的滲透使得教會經濟商品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和教會在豐收之年低價收購糧食，在荒年之中高價拋出。用這種辦法，教會度過了14世紀農業危機的打擊，並且在1460年以後，成為農民永久性的債主。在主教的駐地，出入的是公證人。涉及教會的案件，從不通過世俗法庭來審理。
斯特拉斯堡的歷代主教們不想進行教會改革，因為這個經濟體系和司法制度可以給他們帶來巨大收入，也提高教會的世俗權力。
宗教改革前的教會，包括男女隱修院，因此成為城市和鄉村貴族的競爭對手。土地貴族和城市貴族讓自己的兒女受教育，讓他們進入教會成為高級僧侶。這種經濟的制度和城鄉貴族對教育的熱心，又導致教育的發展，使得斯特拉斯堡也成為人文主義者活動的中心。人文主義者因此也帶著保守的烙印，不僅不支持教會宗教改革，而實際上是在維護" 舊的" 教會體制。許多德國的人文主義者實際上都成為高級僧侶(有薪俸的教區神父)，很少是布道的牧師。只有游離於這個體制之外的人們，或者說是受這個體制所剝削的人們，主要是農民和城市平民，才開展了反對教會的運動。在南部德國，他們的影響甚大，形成以後的" 鞋會起義" 和德國農民戰爭的社會基礎。農民和平民的運動具有革命的性質，他們要求推翻舊的封建教會制度。
宗教改革運動的爆發，以及德國農民戰爭這樣偉大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僧侶缺乏宗教改革的願望。實際上，這個時期僧侶的道德性和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並不低於以前的僧侶。把宗教改革運動的爆發歸結為僧侶的腐敗，只是一種簡單化、表面化的解釋。學者們最近的一種新的認識是：正是教會新的剝削措施和教會的商品化、世俗化，激化了下等僧侶和高級僧侶、平民百姓與羅馬教會的矛盾。14世紀教會應付農業危機的新辦法，使得教會敗壞了格利哥利教會改革的原則，而這種教會貴族化、商品化、世俗化的行為，正為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改革前提。
宗教改革運動爆發之後，出現了新教的教會。對新教僧侶的研究，集中在他們同人民大眾的關係問題上。新教改革家失去人們支持的時間，約是16世紀30年代中期，更多的說法是，1525年爆發的德國農民戰爭是新教改革家和人民之間分道揚鑣的開始。改革家和人民大眾分裂的真正背景，是人民群眾的經濟要求、政治要求無法通過宗教改革運動來完成。改革家從反對羅馬教會開始，最後同貴族進行聯盟。他們同人民的分裂，實質上是貴族和人民的之間的對立所造成的。
新教改革派僧侶與人文主義者的關係，也是新近開闢的研究領域。以往的研究都過於強調宗教改革運動和人文主義運動之間的聯繫，企圖證明人文主義者對於宗教改革運動爆發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人文主義者對於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新的研究發現兩個運動之間的聯繫甚少，城市中無法找到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間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種聯繫。把兩個運動對立起來的說法未免太過，但宗教改革運動的僧侶們確實是自有體系，他們的改革目標也與人文主義者不同。在教育問題上，許多改革家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不一定是人文主義者。僧侶本身也是靠教育和文化上的領先來取勝的。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們主要是受過教育、出身城市的人們。他們主要是城市貴族、商人和城市手工工匠的兒子。城市不僅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發源地，還是宗教改革運動領袖們的搖籃。這些來自城市的新教僧侶，對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響。
在第二代的新教僧侶中，新教僧侶已經職業化。路德提倡" 人人皆僧侶" ，提倡教會由世俗權威來統轄，否認教會具有神性，提倡僧侶婚姻，這就抹平了僧俗兩界不可逾越的界線。僧侶成為一種職業以後，就不再是高於其他人和其他職業的人，這樣，僧侶的等級特徵也進一步消失。根據歷史學家伯那特.弗格勒的研究：16世紀的斯特拉斯堡的第二代新教僧侶，主要是牧師和手工工匠的兒子，貴族和商人被推出了競爭教職的行列。一項更具體的調查表明，在16世紀符騰堡的2700個牧師之中，513 人(19%)的家庭出身可以確定。這513 人中有324 人(63%)是牧師的兒子，51人(10%)是手工工匠的兒子。
在農村，宗教改革運動對於僧侶的結構觸動不大。在提倡新教改革最為明顯的薩克森公爵領地，農村的鄉村牧師之中很少人信奉路德新教，大多數人依然信奉天主教。農民對於宗教改革的態度也不積極，要麼仍然相信天主教，要麼對宗教改革持冷淡態度。其原因可能是薩克森的宗教改革是一場" 諸侯的宗教改革" ，只有給諸侯帶來利益，沒有給人民帶來利益。諸侯為了報答新教改革家，曾希望改善鄉村牧師的經濟地位，但是這些牧師對於路德學說似懂非懂，十分模糊。事實上，農村是在抑制路德學說的傳播。這些史實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農民會有自己的" 宗教改革" ，為什麼路德說農民" 誤解" 了他的宗教改革理論，以及為什麼路德運動會同人民革命分道揚鑣。問題的關鍵所在依然是：人們不是按照宗教來劃分的，他們所承認的現實，只是一種階級標準：人民和貴族是兩個對立的階級。
【更多精彩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世界民族與文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