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白乙：社會反抗運動頻發、糾偏機制失靈，美國的「病」還有治嗎？
作者：吳白乙，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中美聚焦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對人類的一場大考。令人沒想到的是，作為「學霸」的美國幾乎交出白卷，其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竟然占到全球總量的1/3。過去一周來，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更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疫情、重啟經濟、民權、黨爭、輿情等多重訴求相互疊加，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
對此，美國有識之士哀嘆「這個國家病了，而且病情越來越嚴重」。德國總理默克爾直言不諱，認為美國的問題在於「貧富差距太嚴重」。其實，貧富差距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自然的伴生現象。20世紀初，美國貧困人口約有1000萬（占總人口不到1/8），那時社會關係的緊張程度可以想見。但是美國終究沒有發生全面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改良緩解了階級矛盾。戰後美國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增長率9%，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居民住房、醫療、交通、文娛等開支已超出吃、穿等基本開支的近一倍。然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中產階級總人數下降，多數人收入水平不增反降，社會結構由「橄欖型」回到「啞鈴型」。2011年秋天，美國爆發了持續半年、波及各地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如今在全美各地上演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正是其歷史的回聲。面對周期越來越短的社會反抗現象，美國的制度糾偏機制為何一再失靈呢？在各種可能的解釋中，我認為有三個主要原因，且具有不可逆性：
首先，經濟結構上內虛趨勢加重，社會分配的「蛋糕」難以做大。近30年來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網際網路技術與產業鏈水平化分布為特徵的，美國資本在主導、獲利的同時，也給本國經濟埋下了空心化的陷阱。大規模產業外移使美國核心競爭力轉向技術研發、金融服務等全球價值鏈頂端，對外貨物貿易收益減少，同時也造成一般製造業萎縮及其吸納就業能力的下降，其社會後果必然是一方面不斷推高美國財富的集中度，另一方面持續收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遇通道。更有甚者，由於聯邦財政多年入不敷出，債務率居高不下（預計2020年將高達152%），美國政府只能優先保經濟增長和照顧龍頭企業，社會福利開支只能忝列其後，二次分配的制度調節空間受到嚴重壓縮。
其次，國防開支占比不斷攀升，把美國財政赤字的窟窿越捅越大。在虛擬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金融業和美元霸權是美國的「命根子「，其全球信譽主要靠美國軍事霸權來支撐。這就造成一條緊密勾連的利益鏈，各大財團、軍工複合體乃至科技研發機構、智庫等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想方設法製造安全假想敵，甚至不時遊說官方開動戰爭機器。結果是，金融霸權和連年征戰給少數人帶去不義之財，卻不斷「燒」掉美國百姓的福祉。
最後和更重要的是，美國政治實踐嚴重「走板」，背離其制度設計者的「初心」。據普利斯頓大學的調查顯示，「無論某項議案的民眾支持率為30%或100%，均不影響它在國會通過或被否決。換言之，國會立法已同其民意代表功能日益分離」。事實背後的真相是，每個議員任職期間要用70%精力為連選籌款，平均每天需籌到4.5萬美元，而籌款對象只限於企業巨頭、利益集團，後者僅占美國人口總數的0.05%。政治為有錢人說話和辦事，而關涉普羅大眾民生的貧困、醫療、住房、環境等議題只能靠邊站。如此循環往復，更造成美國社會階層鴻溝不斷擴大，制度妥協餘地越來越小，國家決策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漸行漸遠。
曾幾何時，人們用「荷蘭病」、「拉美病」形容某種決策短視造成經濟結構長期失衡的可悲現象。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敢用「美國病」一詞來定義我們正在經歷的深刻事變。在美國官方長期營造的對外話語權籠罩下，即使看出美國生病的諸多端倪，善良的人們仍不免對其「自我糾錯能力」抱有幻想。美國之病還有沒有治？現實表明，社會利益愈益固化導致政治體制僵化，使得自上而下的變革愈加不可能。而自下而上的變革最終要由美國人民來推動。「上帝保佑美利堅」，人民才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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