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和朝鮮是古代朝鮮半島上先後出現的兩個國家。在歷史上，高麗先後與遼國和北宋同時結盟；幾百年後，朝鮮也同時與當時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明和後金同時結盟。遼和北宋以及明和後金之間，存在激烈的權力和安全競爭，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是互為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小國的高麗和朝鮮卻同時與兩個互為敵人的國家結盟，出現了"盟國的敵人還是盟國"這種十分奇特的現象。這種反常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在高麗之前，朝鮮半島的統治者是新羅王朝。這個王朝在同中國的交往中，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他們與中國建立了朝貢關係，朝聘之使絡繹不絕，學習中華的文化，自己也獲益匪淺。
高麗與北宋的關係
到了高麗時期，向大宋稱臣納貢一方面是向中國學習，但另一方面還有牽制遼國和女真的目的。北宋同樣因為長期同契丹對峙，也希望高麗能成為自己的盟友，以便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遼朝。高麗與北宋兩國不直接接壤，雙方不存在發生直接衝突的條件，介於兩國之間的遼朝又是雙方共同的敵人，因此結盟是很好理解的。
北宋朝建立後僅過去三年，高麗便遣使入貢，與宋朝建立了宗藩關係，並採用宋朝年號 。此時的宋朝 為了收復後晉石敬瑭割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在 979 年和985 年進行了兩次北伐，並試圖與高麗形成夾攻之勢。
公元985年，宋太宗曾派監察御史韓國華帶著詔書前往高麗，要求高麗出兵支援北伐。但高麗雖然口頭上答應，但始終沒有派遣一兵一卒。相反，高麗還想宋朝派兵支持其征伐契丹，只是北宋在北伐失利後，已無再戰的實力，因此拒絕了高麗的請求。
在此之後，高麗迫於壓力，不得不向遼稱臣。但是高麗仍然一直暗中派使聯絡北宋，請求武力援助。到了宋神宗時期，雙方又互通信使，又形成了時斷時續的朝貢關係。
高麗與遼的關係
北宋與遼締結「 澶淵之盟」後，遼國將目光轉向了高麗，於 993 年、1010 年和 1018 年發動了三次大規模戰爭，迫使高麗向己稱臣納貢。遼朝還在中京專門建立了「 朝天館」，用來接待高麗朝貢使團。
高麗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對遼朝這樣的"夷狄"從心眼裡是瞧不起的。他們雖然是屈服於遼國的武力而不得不與遼國建立外交關係，但高麗也提出了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求遼國承認鴨綠江左岸的數百里之地是高麗國土。遼聖宗為了高麗能斷絕同北宋的關係，改為死心塌地的臣服自己，居然答應了高麗的要求。一個戰敗國反而得到了戰勝國的領土，這在歷史上非常少見。
公元994年，高麗開始採用契丹年號；而遼朝也將高麗納入了自己的冊封體制。但是高麗並非一味順從遼朝，而是巧妙利用遼、宋之間的矛盾，從自己的利害關係出發，推行實利主義外交。
當時的朝鮮半島西部分布著鴨綠江女真和長白山女真，他們與高麗領土相鄰，雙方有的矛盾很深。女真社會比較落後，為了生存和發展，常常以武力侵擾高麗。而軍事力量薄弱的高麗大多數情況下都只能採取懷柔的辦法拉攏女真人，效果並不顯著。
女真人與遼國也經常發生矛盾衝突。所以高麗便利用和遼國的結盟關係，想利用遼國去征服女真。這也是他們臣服遼國的一個重要目的。遼睿宗，高麗便利用遼國與女真交戰的機會，在臨近女真的易徽甸修築了九座城池，將這一地區納入自己的國土，緩解了女真人給高麗帶來的壓力。
高麗的兩手外交
高麗對宋、遼採取的是"兩手外交"策略。
遼國與宋的長期爭霸，使得兩國的國力都不同程度的有所衰弱，他們與高麗一樣都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時期恢復。高麗也並不是只採取利用一方、牽制另一方的消極策略。
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高麗發展出適應環境的務實的外交政策 。高麗對宋、遼外交政策是以現實利害為根本出發點，他們對遼朝保持形式上正常的外交，對宋朝則維持實質外交。 這種實質外交包括內心的認同和政治、經濟、文化深層次的交流。
高麗自稱「 小中華」，對中原文化十分尊崇。中原的禮樂制度和文化淵源都讓高麗傾向於宋朝。從高麗與北宋建交至北宋滅亡的 166 年中， 高麗向北宋派遣使節53 次，北宋向高麗派有 31 次，頻率十分頻繁。
高麗向宋朝派遣的使臣除了正常的禮儀交聘外，在它受到遼朝威脅時，還多次向宋朝請求政治、軍事支援。就是在高麗被迫與遼朝建立藩屬關係後，高麗還不忘與宋朝通交，吸收引進宋朝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而高麗與遼朝之間的來往，主要是獻方物、祝賀、謝恩、弔喪、會葬等禮儀性活動，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只是高麗在不得不臣服於遼的情況下做出的一種禮儀外交的形式，並沒有什麼政治、軍事方面實效的合作。
小國"兩面結盟"的原理
小國與大國的同盟是一種非對稱性同盟。在此類同盟中，大國與小國的結盟動機是不同且互補的。
一般來說，小國的動機主要是獲得大國的安全保證，大國承諾幫助小國抵禦來自第三方的安全威脅，並承諾自己不威脅小國安全；而小國則須犧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對於大國而言，這種同盟更多地是一種對小國施加控制的工具。而小國與大國結盟是則為了實現一種利益的交換，即小國將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權讓渡給大國，以此換取大國對其提供的安全保證。
如果同時有兩個大國有實力也有意願與某小國結盟，那麼通常的結果是該小國會倒向其中的某一個大國，而不會"兩面結盟"。這是因為相比只臣服於一個大國，小國同時臣服兩個大國的成本與收益並不對稱。在已經有一個大國願意並能夠為其提供安全保證的情況下，再臣服另一個大國只會使小國承擔雙倍的臣服義務。所以一般來說，小國缺乏同時與兩個大國結盟的動機。
對大國而言，獨占對小國領導權更加符合其利益。通常情況下，只要其中的一個大國認為自己有把握擊敗另一個，那它往往會選擇用戰爭等方式從另一個大國手中搶奪對該小國的壟斷領導權。
只有小國須僅存僅靠自身無法滿足的需求，而兩個大國客觀上又不能完全滿足小國需求的情況下，小國才願意同時與兩個大國結盟。這個結盟的前提是，兩個大國之間必須是一種沒有必勝對方把握的僵持狀態。只有這樣，兩個大國才會相互遏制，小國也才能獲得相對寬鬆的行動自由。高麗與遼、宋的兩面結盟，恰好滿足以上條件。
高麗的國家安全需要依賴大國，它的政權正統性也需要依賴大國。如果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國和提供政權正統性的大國不是同一個國家，高麗就有動機與這兩個大國同時保持同盟關係，以保證兩種需求均得到滿足。
如果中原漢族王朝有能力為高麗提供安全保障，那高麗無疑會倒向中原政權。如果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足夠強大，在生存安全受到直接威脅的情況下，高麗則必須臣服而獲得安全保證。但是少數民族政權始終無法滿足高麗對政權正統性和政權安全的兩種需要，所以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再怎麼強大，高麗也還是想通過中原漢族王朝來取得政權的正統性。這是高麗與遼和宋同時修好的根本原因。
高麗外交的戰略思想和價值觀念
高麗對宋、遼的外交政策區別很明顯。它對遼朝的臣服是鑒於武力，對宋朝的嚮往才是源於傳統、發自內心。
在兩個強大的政權面前，高麗正確處理了與這兩大政權間的關係， 使其在近 80 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和平發展的目的，出現了內政外交共盛的局面，說明他們對宋、遼的外交政策還是非常成功的。
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國家，包括高麗在內，奉行的是一種「 事大主義」 政策。 高麗方在地理上與遼朝近與宋朝遠，又是夾在兩大勢力之間，只能靈活選擇對策自保。他們無法抵抗遼國，只能奉遼朝為「上國」 。但高麗本身對宋朝還是有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在兩面外交期間，高麗向宋朝派遣的使節頻率、地位都高於遼國，且一直在千方百計吸取宋朝文化，不顧與遼朝的朝貢關係而與宋朝維持朝貢關係，並隨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換外交策略。在與遼朝關係緩和時就與宋朝聯繫較多，在與遼朝關係緊張時，便通過民間力量進行實質交流，說明高麗對宋朝的文明是發自內心地嚮往的。
但是外交政策始終是要服從政治的。高麗的外交政策，仍然還是要以現實利害為基礎的，他們不願意也不敢觸怒大國。
宋朝與遼締結「檀淵之盟」後，雙方的實力都有所下降。高麗便在此時恢復了與宋朝的朝貢關係，而遼國也無力採取實質性的干涉，僅以口頭形式表達了不滿。但是在高麗表面上奉遼為正朔後，也沒有再深究下去，出現了高麗"兩面結盟"的局面。
1116年，高麗看到遼國進一步衰落，於是停止了奉遼為正朔，並棄用遼國的年號。所以說，高麗外交政策的轉變，還是以周邊局勢為基礎的。
從高麗與遼、宋的關係可以看出，雖然高麗在文化上認同北宋，但它的基本國策還是以現實利害為基礎的「以小事大」，主要目的還是使自己能在兩方勢力中求得生存。這種「事大主義」也是歷史上朝鮮半島保全國家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