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觀和藝術，到底誰更正？
文 | 清晏 編輯 | 沈小山
6月10日，HBO Max宣布把《亂世佳人》暫時下架；日後重新上架的版本，會對觀眾解釋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黑人被南方種植園主奴役的歧視與不公。
在政治正確面前，商業總能迅速找到最妥帖的應對方式。
作為《亂世佳人》的絕對女主，經歷南北戰爭、家破人亡卻毅然挺立的斯嘉麗，怎麼也不可能想到，她的故事會在81年後，成為反種族運動的炮灰之一。
不可否認，講述斯嘉麗波瀾壯闊一生的《亂世佳人》，確實存在美化黑人奴隸處境的情況，甚至它的哀傷和悲涼，都源自於對那種文明的歌頌與緬懷。
這就能解釋，該片下架前兩天，《為奴十二載》的編劇約翰·萊德利，為什麼會在《洛杉磯時報》上這樣撰文抨擊《亂世佳人》：「它是一部歌頌南北戰爭前南方生活的電影，它雖然沒有忽略奴隸制的恐怖，卻僅僅停留在延續一些讓有色人種深感痛苦的刻板印象上。」
萊德利說的這些，確實毋容置疑：那些關於黑人就要好好做奴隸的反應，屬於時代的產物，不僅當時是錯誤的，現在看也是錯誤的。
但事情卻也不全如萊德利所說，因為拋卻特定時代的特有思想和現狀，《亂世佳人》里對黑人的人物塑造，也有更加人性化的審視成分。但如果堅決貫徹萊德利的說法，電影的這些處理就會變得很擰巴，比如：
在這種觀點下，那個憑女管家角色，榮獲史上第一座奧斯卡的黑人女演員海蒂·麥克丹尼爾，就不該臃腫肥胖，更不該在斯嘉麗家接管過三代女孩，她也不該卑躬謙遜、通曉人情，甚至不該為白人家庭孩子的意外去世而傷心落淚；
在這種觀點下，黑人山姆不該在大街上對斯嘉麗溫和謙讓，更不該在斯嘉麗路過棚戶區被流氓搶劫時出手相救；類似還有怕槍炮飛彈、沖天大火的女僕，不該在戰爭面前表現得那麼畏縮怯懦，更不該在善良的性情上埋下撒謊的種子……
這些設定，是對有色人種的族群性侮辱，因為他們就不應該是那樣的。換句話說就是——
《亂世佳人》傷害了黑人兄弟姐妹們的階級感情。
這看似有的放矢的觀點，在全球文化越發民粹的當下，相當具有代表性：即用最簡單粗暴的道德標準，去衡量錯綜複雜的人性藝術。這種把不同事物等同混淆的基礎，在於沒搞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概念：
三觀正不正，其實是道德甚至政治問題；
電影好不好，卻是個藝術甚至人性問題。
這兩者當然有相同之處。但它們的差別，卻遠大於這些相同點，甚至應該說，這兩者有很大的對立成分：藝術就是對三觀的反抗。
作為道德或政治標準，三觀實質上是一種貼標籤的歸類方法，諸如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高雅與庸俗、高尚或猥瑣、渣男或渣女……它像準繩，讓我們在理解世界的時候能更加快速地定位和分辨——但壞處就是，對人與世界的理解簡單粗暴，泯滅了那些幽暗不明且暗流洶湧的灰色地帶。
比如《亂世佳人》的絕對女主斯嘉麗，用「三觀論」歸類她再簡單不過：
精明又自私，為了弄到錢，連妹妹的未婚夫都可以搶；做作又虛偽，分明沒理解過甚至是很討厭瑞德·巴特勒，卻還可以在第二任丈夫死後立馬就接受他的求婚，因為那能讓她過上富足奢華的生活；不忠又貪戀，享受著瑞德給她的奢侈生活，卻貪戀著別人的丈夫……
倘若用簡單粗暴的世俗三觀去審視斯嘉麗，她絕對是板上釘釘的討厭鬼、毫無辯駁餘地的綠茶婊。
可就是這樣的人設，居然成了世界文學史上最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倘或有人揪著這種「三觀論」鞭笞《亂世佳人》，就像《為奴十二載》的編劇約翰·萊德利因黑人問題發微的那樣，恐怕《亂世佳人》應該被放在反人類的禁書名單里。
甚至可以說，假如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衡量，那世界上最經典的藝術品，都應該被放到垃圾堆里——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就充斥了太多性騷擾女性的段子，就像哈姆雷特不停地沖觀眾席擠眉弄眼，然後對奧菲利亞說：「請允許我把自己的頭，放在你兩個大腿之間。」
舞台上說著淫詞艷語的哈姆雷特，就是藝術的典型樣本。
所謂藝術，就是把不符合道德標準的慾望合法化的過程。
不同於三觀標準的簡單粗暴，藝術在面對世界和人性的時候，更寬容也更有彈性、更複雜也更有質感。它是在揭示真相，告訴受眾世界究竟能有多詭譎、人心到底能有多複雜、而世俗的眼光和評價究竟能有多淺薄。
也就是說，真正的藝術，從來都帶有強烈的挑釁意味。比如：
司馬遷的《史記》，對王侯將相和儒家傳統，帶有綿里藏針的蔑視和反叛；王實甫的《西廂記》，是對理學理念中男女授受不親的強烈衝擊；關漢卿的《竇娥冤》，甚至用六月飛雪的不可能，去質疑「善惡終有報」的傳統價值觀。
最典型的當屬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它用清河縣西門大院裡的勾心鬥角、酒池肉林和生老病死，不僅顛覆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觀念，甚至對「人到底為什麼活著」的終極意義發起攻擊。
這就是藝術的魅力。它讓我們與他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多的角度和可能，同時也讓我們有了更好的機會去反觀自身。這就像是愛德華·霍普筆下最著名的那幅《夜遊者》：它一如既往的清冷、灰暗裡，散發著透徹心扉的孤獨和寂寥——它用靜止的瞬間，勾勒出生而為人的悲愴。
《夜遊者》，愛德華·霍普，現收藏於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亂世佳人》也是如此。與其以偏概全甚至一廂情願地認定，它那緬懷南方種植園生活的可憐底色里潛藏著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不如跳出井底，用更藝術的眼光去審視斯嘉麗波瀾壯闊的一生里，到底隱喻著多少種生而為人的艱難和酸楚，又蘊藏著對生活多麼崇高的敬畏和堅毅。
斯嘉麗希冀著每個男人愛慕眼神的貪戀，不過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虛榮心；她不惜耍詐搶走妹妹的未婚夫，不過是為了讓破敗的莊園和窮困的家人，能有更好的存活機會；而她看似嬌弱柔嫩的身子，總能在最潰亂的時刻，迸發最富生命力的光芒。
這就是藝術的魅力。它彌合著因三觀的簡單粗暴導致的裂縫或溝壑，它讓我們看到一個卑劣之徒跟完美聖人之間，其實並無本質區別，所不同的無非是相同人性在不同環境下生長出迥異的結果而已——這就像是那些看起來高尚至極的詞彙如忠誠、正義等，其背後可能潛藏著不可言說的骯髒勾當。
所以反觀那些獨裁體制或社會，比如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就不難發現，異彩紛呈的藝術是被嚴格限制甚至是被堅決禁止的，因為它對大一統的三觀世界，有著潛力巨大的威脅——三觀，是用簡單粗暴的方式釐清世界；而藝術，卻是把已釐清的世界變得更加含混。它旨在打碎被三觀固化的世界，讓我們看到這三觀背後的局限、陳腐和虛偽，為更健康的世界營造可能性。
始終用三觀去審視他人與世界的人，永遠是那幫覺得手握真理、自詡正義、以為自身散發著渾然正氣的人。他們慣於給這個世界貼上標籤、分門別類，就像《為奴十二載》的編劇約翰·萊德利那樣，覺著《亂世佳人》呈現了刻板的黑人形象，卻以偏概全的忽略了它本該被認可的文學和藝術價值。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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