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五十一：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
西歐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宗教改革到17世紀中葉已大體結束，此後，基督教西部教會分化為天主教和新教兩大支系。
中世紀末期，羅馬教廷的影響力已大大衰落，它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的行為，招致普遍的非難，革除其弊端幾乎成了整個基督教的共同呼聲。
以羅馬教廷和各修會(其中主要是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力圖以禁欲主義、苦行生活來克服道德衰落的現象，恢復基督教的理想形象。這股勢力常被稱為反宗教改革運動，也稱天主教宗教改革運動。這是堅持中世紀的傳統卻又想清除這個傳統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所以，相對於新教的宗教改革，它確實是" 反宗教改革" 運動。
" 新教" 概念包含的範圍很廣，凡是反對羅馬教廷的都可以稱為新教。但是，在教義、教儀、教會組織制度方面，新教內部存在著差異繁多的派別，有的甚至是尖銳的對立。因為這些派別背後有著十分不同的完全現實的階級利益。按照英國歷史學家赫.喬.韋爾斯的說法，" 王侯的新教" 和" 人民的新教" 是新教中兩個最明顯的分野。宗教改革後，那些民族國家的國王和地方諸侯把持的國教會屬於前者，英國的安立甘宗是其典型代表；而那些不從國教會派，例如英國的清教徒，則屬於後者。所以，這個時期的西歐似乎形成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天主教的神權國家，王侯的世俗國家，各國的人民大眾，而反映在宗教上，就是羅馬教廷，王侯的新教，人民的新教。
王侯們與羅馬教廷的積怨由來已久，兩者的爭奪，主要集中在財富和世俗權力上。自命為" 天國" 代表的羅馬教廷並不滿足於對人們精神的控制，它像世俗君主一樣覬覦最高權力，包括宗教的最高權力和世俗的最高權力。
羅馬主教視自己是集宗教和教會一切大權於一身的唯一主教，即普世主教，教士集團的其他成員，只不過是為了行政需要而由他挑選出來的代表。教皇有權任免各地主教，並理所當然地占有全部的教會和民間的財富。即使對各地王侯，教皇也認為有權操縱他們的命運，可以廢黜國王，解除臣民對國王的效忠誓言，可以將國王的土地贈與其他人。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侵犯了王侯們的利益，令他們不能容忍。這正是王侯們反對羅馬教廷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故而他們要從羅馬教廷手中奪回自己領有屬地和臣民的權力。王侯們反映羅馬教廷染指他們的勢力範圍，反對它君臨其上的要求和道德束縛，反對它無休止的徵稅要求和解除平民對國王的效忠義務。這種反抗在實質上即是反對羅馬教會統治世界的非宗教運動，其中政治的色彩更濃一些。那些打著新教旗號的王侯們，就很難說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還是財富的掠奪者和政客。王侯的新教所持的目的，就是以王侯取代教皇，從而使之成為他們的臣民的宗教首腦和精神的支配者。王侯們只允許以切斷同羅馬的聯繫為目的的宗教改革，這是他們的極限。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要求，王侯們都毫不猶豫地堅決予以抵制，且毫不手軟地予以鎮壓。
關於人民的新教，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中是這樣描述的：" 人民對教會的反抗本質上是宗教性的。他們反對的不是教會的權力而是它的弱點。他們要求一個非常正義和無畏的教會來幫助他們和組織他們去反對有權勢的人的邪惡。他們在教會內部或外部所進行的反對教會的運動，不是要求從宗教控制下得到解放，而是要求獲得更充分更深遠的宗教控制的運動。他們不是要減少宗教控制，而是要更多的宗教控制——但是，他們要得到保證這些控制確是宗教的。他們反對教皇不是因為他是世界的宗教領袖，而是因為他不是這樣的領袖；因為他本應該是他們的精神領袖，而他卻是一個富有的世俗君主。" 王侯的新教與人民的新教，嚴格說來，只有後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教。王侯的新教，像英格蘭安立甘宗國教會，在教義、教儀、組織制度方面很難說與天主教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它們在政治和社會實際活動中仍有密切的聯繫。從階級背景上看，王侯的新教可算是封建階級的宗教，天主教會實際上也是中世紀大封建主階級的集中代表，兩者看來有著" 血緣" 上的聯繫。而人民的新教則帶有濃厚的新興資產階級的色彩。
當然，人民的新教也並非鐵板一塊，其教徒的階級成分也相當複雜，有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小資產階級以及破產的農民、農奴和手工業者。他們" 除了共同抵制不管是教皇的或國家的官方宗教之外，毫無共同之處" 。不過，不管怎樣說，人民的新教還是基督教中最有生氣、最有活力的一支力量，在宗教改革以後的基督教舞台上，這支力量成了主角。那個歷史時代要求的資本主義精神，首先就是由這支隊伍闡發出來的，例如個性自由和平等意識，注重理性和知識的觀念等。
不能把新教看作是非基督教，更不能認為它是無神論。宗教改革首先只是針對天主教會的組織制度、教權制度的。宗教改革的領袖們認為基督教是個人對上帝的信仰，是個人與上帝的直接勾通，不需要有中介。天主教會利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將自己提升為教徒與上帝之間不可少的中介，並利用這種虛擬的地位和權力來謀取世俗利益，這是新教不能容忍的。
宗教改革的領袖們，例如路德，他們認為，所謂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必須懷著對上帝的真實信仰而直接依靠上帝。當教徒們懷有這樣的信仰時，眾信徒都是教士；教徒只要有這樣的信仰，用不著繁瑣的禮儀，用不著畏懼教士們，他就可以得到基督的救助，即因信稱義；上帝的聲音就在《聖經》當中，通過《聖經》，教徒們就可以直接了解上帝，用不著中世紀教會的那些信經之類的文件。可以看出，新教的重要原則就是反對天主教會的壟斷權力，強調個人信仰的地位。它極力反對天主教會，想回復到中世紀前的古樸基督教去。
另一方面，新教也不是完全能夠拋棄中世紀教會的傳統。中世紀教會的重要特點之一，便是它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建立起了自己的神學體系，雖然這是新教和近代哲學的攻擊目標，但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精華——理性精神，還是被近代人繼承了下來，並在新教中，例如自然神論中，有著深刻的影響。
這樣看來，可以從三條線索上把握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一個是教權與王權的鬥爭，王侯的新教和天主教會是主角；另一個是神權與人權的鬥爭，人民的新教與天主教會和王侯的國家教會構成這條線上的兩極；再一個是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自然神論和德國的虔敬主義運動、英國的福音奮興運動、美國的大覺醒運動是兩者的代表。
美國的基督教是歐洲母會的移植。在這裡，新教，特別是人民的新教，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一直到實現教會與國家分離，宗教信仰成為純粹個人的私事。基督教美國化了。
拜占庭帝國滅亡後，俄羅斯成了東正教的根據地。俄羅斯原是諸多個各自獨立的地方諸侯，各地信仰自己的宗教，行多神崇拜。基輔羅斯時代引進東正教，邁開了統一的步伐。17世紀，牧首尼康在沙皇支持下進行東正教改革，主要目的在於加強牧首的權力。尼康熱昏了頭，不但想統一全俄東正教會，還想對沙皇行使權力。沙皇罷免了他的牧首職務，將其流放。但是，東正教既已成為俄羅斯的全民宗教，也就成了維繫俄羅斯的精神紐帶，想建立統一的俄羅斯大帝國的沙皇，決不會放棄對東正教的利用、控制。18世紀初葉，彼得一世對俄羅斯東正教的組織制度進行改革，使其成為直接由沙皇支配的國家的行政部門。看起來，這有點兒像3 世紀時羅馬帝國控制基督教會的重演。
正當資產階級把西方帶進新的文明時代的時候，古老的東方仍在慢條斯理地在古代文明中徘徊。在資本的擴張性鼓動下的西方殖民主義闖進了東方世界，帶著他們的大炮、工業革命的成果和基督教。這對東方各國人民都是一個強烈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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