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濤:徐乃昌影刻《玉台新詠》考

古籍 發佈 2020-07-16T13:49:50+00:00

徐乃昌影刻明崇禎趙氏小宛堂本《玉台新詠》自從面世,近百年來被藏書家公認為民國時期第一流刻本,其寫刻精良,版風雅致,是近現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

徐乃昌影刻明崇禎趙氏小宛堂本《玉台新詠》自從面世,近百年來被藏書家公認為民國時期第一流刻本,其寫刻精良,版風雅致,是近現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

《玉台新詠》書板甫一刻畢,就受到傅增湘、李紫東等人的追捧,紛紛以官冊紙、開化紙附印。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中說:「南陵徐氏以宗賢之故,始影寫小宛堂本,付黃岡陶子麟精雕傳世,並參考各本撰為校記。此本既出,風行一時,從此昌平覆本不得專美於前。」[1]又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說:「民國徐乃昌覆刻趙均本,以原書上版,鏤刻甚精,所謂下真跡一等也。後附校記。余以舊文書紙附印一帙。」[2]傅氏讚譽此刻的兩段話,顯然有矛盾。前面一段提到「影寫」付刻,後面卻又說「以原書上版」,有欠妥帖。林石廬在其藏本跋曰:「此南陵徐積餘丈乃昌景明重刻本,春間積丈以初印見貽,鏤版精絕,洵晚近家刻之冠,殊可寶也。」[3]魏隱儒在《中國古籍印刷史》評價:「陶氏一生刻書很多,其中以劉世珩的宋小字本《五代史記》和徐乃昌的《玉台新詠》為代表作。」[4]王漢章在《刊印總述》中評價徐乃昌:「近三十年來,木板家刻之最精者,……其在上海,劉翰怡之嘉業堂、求恕齋,徐積餘之積學齋……皆為近代中國木刻書之代表者。」[5]也正因為其影刻之精,在徐氏生前身後,不斷有商賈抽去羅振玉題寫的書名頁和徐乃昌札記等部分,以充宋版、明版。筆者目驗了國家圖書館所藏8部著錄為徐乃昌刻本的《玉台新詠》,有徐氏贈送張元濟之藍印本,有美濃紙印本,非常精美,令人愛不釋手。而其中有一部比較特殊,頗值得注意:即索書號79590本,開本略小,無書名頁、札記等,且無第74葉末行「太歲在元黓閹茂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禎吳郡寒山趙均小宛堂覆刻本重雕」一行,亦無第75葉末行「黃岡陶子麟刻」一行,經仔細比對,板篇斷裂情況與張元濟舊藏藍印本基本一致,而第75葉末行卻有明顯的挖板未徹底的現象,「刻」字下部的點畫仍然可見,而再回過頭來看74葉末行,其界欄則由基本完整變成幾乎不存,也應該是挖板所致(見圖1、2)。由此可以明確斷定,此本當為徐氏板片流出後被故意挖去翻刻痕跡後刷印以充明本者。

圖1:徐乃昌贈張元濟藍印本

圖2:挖去「黃岡陶子麟刻」而「刻」字下端未挖凈本

側觀近年的古籍拍賣市場,徐氏刻本《玉台新詠》也是長盛不衰。經粗略統計,此本在近年各大拍場出現40餘次,行情較好時達十多萬元,行情一般時也在三五萬元間,其中頗具特點的有:徐恕批校藍印本96800元(北京德寶2006秋拍,泰和嘉誠2010年春拍再次上拍,成交價436800元),乾隆官冊紙本154000元(中國書店2007年秋拍),林鈞舊藏、王真過錄紀曉嵐批校本230000元(上海博古齋2015年秋拍)[6],這些高額數字足以說明徐氏影刻本《玉台新詠》在當代藏書家心中的特殊地位。

此外,對徐氏刻本的研究,學界也有長期關注。如林夕《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台新詠〉版本之謎》[7]、孟憲鈞《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徐乃昌》[8]、劉躍進《〈玉台新詠〉研究》(中華書局2000年版)、張敏慧《徐乃昌刻書的文化價值和意義》[9]、王海剛《近代黃岡陶氏刻書略考》[10]等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傅剛教授《〈玉台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刻印》[11]一文,細緻辨析了徐乃昌刻本與小宛堂本不同印本的區別,指出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所據底本並非徐乃昌影刻所用底本,切實更正了學界長期的誤會(詳下文)。

然而,由於對此書刊刻流傳細節研究尚不深入,關於此本的刊刻經過、刻印方式、印刷數量、銷售流轉等非常模糊,有些拍賣品的描述粗糙、乃至個別圖書館著錄等仍存在諸多疑點。因此,本文以整理《徐乃昌日記》[12]所理出的有關刊刻、校勘、贈送、銷售《玉台新詠》的詳細記錄,結合近年披露徐氏相關信札以及相關研究成果,試圖對其進行全面細緻地梳理,以期釐清影刻本的相關問題,還原這一民國刻印新善本的清晰面貌。

嚴禁有序的刊刻準備工作

徐乃昌對《玉台新詠》一書版本流轉情況有廣泛的調查和充分的研究,於1920年二月廿六日和1921年五月十三日先後兩次購買「寒山堂」本《玉台新詠》,並通過向友朋借閱善本,補鈔趙跋並且走過了一段「描潤」彎路後,徹底更換底本。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一)對藏本進行「描潤」,最終撤換底本

徐乃昌與著名寫手魏小溪對補鈔趙跋和「加墨」經過在日記中有記錄:

一九二一年七月朔(8月4日),至王雪澄處譚,假閱《玉台新詠》,亦無趙跋,雖鈔趙跋,實假自翰怡,即向翰怡假出,系葉林宗石君校本,遂交魏小溪影鈔(魏在蔥石書寫書樣。饒星舫已辭翰怡,就董授經處事)。

初四日(8月7日),晨,魏小溪來,將《玉台新詠》劉本取回,另將繆本交其,字之殘缺及模糊者一一描摹,又以舊藏本付之,以便查勘(付車費一元)。

初七日(8月10日),還翰怡《玉台新詠》(趙刻本)。

十五日(8月18日),魏小溪來交《玉台新詠》繆本,已將舊藏本比對繆本,字模糊者一一加墨,費工十二日,連前給一元,再給九元,共十元。

據上文記載,徐氏本舊藏小宛堂本缺趙均跋語,借王雪澄本補鈔,發現王本也系鈔配,而原跋存者劉承幹處有藏,即向其借用。其內文有殘字模糊者,以借來「繆本」(繆荃孫藏本)比對描摹,共計用時12天,費用10元。但是,這個本子後來沒有成為徐氏影刻的底本,卻成為了後來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底本[13]。

由於文學古籍刊行社在1955年影印明小宛堂本《玉台新詠》所用底本為徐乃昌舊藏,學界多據以利用,並相當一段時間以之為徐乃昌影刻之底本。後來陸續有學人發現二本不合之處,但認為是徐氏描改者居多。近年來,傅剛系統研究了國家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多家單位的十數種趙氏覆宋本,釐清了小宛堂本的初刻初印、初刻修字、修板後印等幾種情況,並認為徐乃昌影刻所用底本,並非北大藏徐氏舊藏本,而是另有一個「二印本」[14]。其實,在《徐乃昌日記》1924年五月廿九日(6月30日)中,清楚記錄了這個本子的來歷:

趙刻本初刻(翰怡藏是初刻,棉紙印)卷四廿一頁無誤字(此本,繆氏藏本,後歸。余以此上板重刻),後刻(此本今藏於家,為振綺堂汪氏舊藏)有誤十五字,七十四頁花間作花苗(初刻作花間),紀容舒曰此一板宋刻訛舛特甚,乃出補刻,疑紀當日所見非真宋本也。

在這裡,徐乃昌透露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後印本有誤字,並舉出「七十四頁花間作花苗(初刻作花間)」的例證(這也是後來魏隱儒、傅剛等研究者注意到的明顯特點之一),此本即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北大藏本;二是劉承幹原藏的趙刻本為棉紙初印本(實際為初刻修字印本)正是他重刻所據之底本。按,劉承幹藏趙刻本《玉台新詠》二部,均見錄於《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集部,其關於此部云:「《玉台新詠》十卷,明寒山趙氏刻本。……又崇禎癸酉吳郡寒山趙均刻書序。……此本為葉石君舊藏,復過錄京山李維楨用朱筆校宋本異同於眉端,石君復借馮二痴校本、道人法頂校本,以墨筆過錄,亦著其異同於上。並補潘黃門一首、昭明太子四首。其可寶貴,豈減宋本哉。」[15]與徐乃昌日記所記劉藏本特徵相合。據傅剛調查,此本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書前附書影一頁,正是此本)[16]。檢《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八號工作報告》(1941年5月3日)所購劉氏書,有:「《玉台新詠》一冊(趙氏刊本,葉石君校並跋)。」[17]可知其流轉入台之經過。更早一些,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1916年八月廿六日,亦載有幫劉氏審定此二部《玉台新詠》的情況[18],特徵與《藏書志》相合,可知劉氏得書大致時間。又,劉承幹所藏另一部趙刻本《玉台新詠》今在浙江大學圖書館,蒙張鴻鳴先生賜示書影,與《緣督廬日記鈔》《嘉業堂藏書志》所載吻合。這些史料無疑佐證了當下學界研究的成果,並可理出清晰定論:劉承幹曾有二部《玉台新詠》,後一歸浙大;一通過文獻保存同志會收購歸台灣「中央圖書館」,即徐氏影刻底本[19]。同時,也可以看到徐乃昌在影刻過程中的嚴謹態度。

(二)與刊刻方陶子麟的細緻溝通

徐乃昌決定翻刻《玉台新詠》後,於1921年六月初六致信陶子麟,詢問工價等,到全書刻完,1923年七月初三日收到書板,印前工作持續兩年有餘,茲將日記中相關條目迻錄如下: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六日(7月10日),致陶子麟書,詢刻《玉台新詠》工資,……另交瑞陽丸帶去贈子麟宣紙《徐公文集》(連合),又明本《玉台新詠》。

廿六日(7月30日),陶子麟交瑞陽丸帶來明刻《玉台新詠》二本,雲是書約五萬四千字左右,翻刻連板約二百十元,若影寫付刻,酌給寫價,能以原本翻刻,較寫刻為佳,可以不走樣也。

廿八日(8月1日),覆陶子麟書(《玉台新詠》決定翻刻)。

九月十一日(10月11日),寄陶子麟《玉台新詠》,屬其影刻。

廿一日(10月21日),至陶子麟(詢《玉台新詠》已否收到)書。

十月初九日(11月8日),陶子麟來書,明本《玉台新詠》收到照辦(九月十七日發,廿六日到)。

廿五日(12月23日),函陶子麟,詢《玉台新詠》已否刻竣。

十二月初十日(1月7日),陶子麟來書,寄《玉台新詠》刻樣(陶移居平湖門正街十八號)。

十五日(1月12日),覆陶子麟書(《玉台》刻樣收到,尚欠精神,須選好手精刻)。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3月9日),致陶子麟函,催覆刻《菉斐軒詞韻》三十九葉並《玉台新詠》(十七日在魏小溪處取到補刻《詞韻》一葉)。

三月廿一日(4月17日),致陶子麟書,催刻《玉台新詠》。

閏五月廿四日(7月18日),昨,陶子麟寄新刻《玉台新詠》樣本廿三葉。

八月初九日(9月29日),寄陶子麟《玉台新詠校記》。

十月廿一日(12月9日),致陶子麟書(催寫《玉台新詠札記》樣)。

十一月廿九日(1月15日),昨,陶子麟寄新刻《玉台新詠》樣本全。

十二月廿三日(2月8日),函陳少舟,托匯陶子麟洋貳百元。

致陶子麟書(告由漢口黃陂街財神廟下首對門義康隆陸德澤先生轉交刻資二百元。又催《玉台新詠札記》寫樣)。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2月28日),陶子麟寄來《玉台新詠札記》寫本。

二十日(3月7日),函陶子麟,寄《玉台新詠札記》寫樣,又《徐公文集校記》《補遺》稿本,請饒星舫寫樣並行格樣。

廿九日(4月14日),致陶子麟書(催寫《玉台新詠札記》稿樣、《徐公文集校記》稿)。

三月二十日(5月5日),致陶子麟書,寄《玉台新詠札記》《徐公文集校記》寫樣,並告蔣孟苹刻書,為之紹介。

六月初十日(7月23日),致陶子麟書(寄《玉台新詠》卷十第七十四頁刻樣,補末一行。約期瑞陽丸船取書版。快信)。

七月初三日(8月14日),覆陶子麟書(收到《玉台新詠》板片)。

這20多條記錄雖然簡短,卻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一是明確記載了陶子麟刻書的價格,是研究民國刻書史的珍貴資料(詳見下文分析)。

二是明確地表明徐乃昌是影寫翻刻,傅增湘所言「以原書上版」有誤。對翻刻古籍的著錄,前人多用仿刻、影刻、覆刻加以區別,藉以表述翻刻本相較於原本的忠實程度。但是,在具體使用中又比較隨意,給讀者造成不少困擾。今人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黃永年[20]、姚伯岳[21]、郭立暄[22]三種。綜合三人的闡述,我認為在具體案例上區分覆刻與影刻還有必要參考姚伯岳先生的界定,簡單地說就是:覆刻是以原書葉上版雕刻;影刻則指臨摹原書寫樣後上版雕刻。在徐氏日記中,1923年「十月十四日(11月21日),函劉翰怡,交還《玉台新詠》趙刻本」,證明其所用原本完好無損。他所翻刻《玉台新詠》,顯然是後一種做法。這一點提示我們,在過去大家認識裡面的「覆刻」古籍,不可輕易地認為就是將原書拆開上版,更多的屬於「影刻」「仿刻」範疇。這個原因可以想見,被「覆刻」的本子一般都是比較珍貴的,原書上版意味著將其毀掉,需要翻刻者做出巨大的利益犧牲。由於高超「寫手」的存在,雖然說民國時期照相技術和珂羅版印刷已經比較廣泛的應用,但在將其用於「覆刻」古籍的實例,鳳毛麟角。無怪乎一些「覆刻」古籍一旦與原書比對,即可發現兩者的差別。

三是徐乃昌對刻書質量的嚴格要求,躍然紙上。在十二月十五日(1月12日)收到陶子麟寄來的刻樣後,徐乃昌評價為「精神欠佳」,要求陶子麟「選好手精刻」。從九月收到底本,到寄來刻樣,過去三個多月,側面反映出陶子麟刻書業務的繁忙。陶子麟是近代四大刻書家之一,所設書坊除了他作者主人外,職員尚有陶雨麟、陶倉郎、陶長發等二十多人[23]。徐、陶二人的合作,至少從清光緒十三年(1887)徐乃昌刊刻《南陵徐氏隨庵叢書》之《離騷》[24]就開始了,到刻《玉台新詠》,已經有30多年歷史。按常規推理,刻樣是最需要贏得僱主傾心的環節,需要由技藝精湛的刻工來操刀,加之二人數十年的交往,陶子麟不會草草應付,起碼應該達到「形似」的水平。即便如此,徐氏還是認為精神不足,令其換更好的刻工操刀。從後來印刷出來的書看,徐氏的嚴格要求顯然是起到了作用,讓這一刻本成為近代「神品」。

(三)與陳乃乾校勘眾本,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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