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廣為人知的畫作如何串起了梵谷的一生

中工網 發佈 2020-07-16T23:46:38+00:00

在梵谷的畫作中,有一幅鞋子的油畫:兩隻鞋雖已穿破,卻仿佛彼此扶持著,要走完餘生的路。可以說,沒有提奧的經濟支持,就不可能有溫森特的藝術生命。

陸紓文

梵谷的畫作中,有一幅鞋子的油畫:兩隻鞋雖已穿破,卻仿佛彼此扶持著,要走完餘生的路。這幅作品,被視作溫森特和提奧兄弟二人的寫照。

可以說,沒有提奧的經濟支持,就不可能有溫森特的藝術生命。在一次雨中散步時,兄弟倆談到世界和他們的未來。兩人盟誓要超越親情,終生相助。正是這種誓言,為我們成就了藝術史上獨一無二的書信往來。

在最新出版的《梵谷傳》中,法國作家大衛·阿茲奧以梵谷兄弟二人的大量書信為證,重新梳理了畫家的一生。從中我們得以發現,那一幅幅廣為人知的畫作背後,是梵谷生命中的一個個重要片段。

——編者

《靜物:翻開的<聖經>》

是父子之間最後的對話,也是最後的爭吵

1853年3月30日,溫森特·威廉·梵谷出生在荷蘭一個毗鄰比利時的小村莊。父親提奧多魯斯是一位平凡的牧師。十一歲時,溫森特在母親的幫助下畫了一幅生動的繪畫,得到父親的大加讚賞。此後,他每次感到痛苦,就動手開始繪畫。這種由繪畫帶來的喜悅,成為畫家一生的避難所。

《向日葵》

多年之後,十六歲的溫森特啟程前往海牙成為一名畫商。他本可以在這條家族道路上順利地走下去,但一場失敗的愛戀攫取了他的靈魂。在極度的頹廢中,溫森特捫心自問,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命運?答案是否定的。他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情,來滿足心中的渴望。

在父親的斡旋下,溫森特前往博里納日,成為一名傳道士。一次下礦井的經歷,讓溫森特內心最深處受到猛烈的震撼,他決定投向藝術創造,創作一系列礦工寫實畫。他留在礦區不停地繪畫,在極端悲慘的景象中重新找到了真實。初戀失意的考驗,在這裡畫上了句號。

就這樣,溫森特不斷地進行著「一種為窮苦人的窮苦藝術」。大約1885年5月初,他完成了大幅油畫《吃土豆的人們》,宣告了毫不矯揉造作或多愁善感的大畫家的誕生。

在此之前,1885年3月26日,不幸降臨了他的家庭。提奧多魯斯牧師,這位溫森特曾無限崇拜,後來又無比激烈地鄙棄的父親,在一次心臟病後突然離世。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溫森特看到了倫勃朗和哈爾斯的作品,看到了「彩色」這條繪畫的新路。創作的狂熱牢牢控制著溫森特,但牧師的陰影始終在眼前。1885年10月,溫森特終於準備面對父親去世後一直壓在心頭的問題,他仗恃尋回來的這種自信,進展迅速,一下子就畫出《靜物:翻開的<聖經>》。

這幅畫很迷人,是父子之間最後的對話,也是牧師和溫森特之間越過墳墓的最後爭吵。翻開的《聖經》,提奧多魯斯牧師的《聖經》,赫然居於構圖中央,像職責一般咄咄逼人;右側立著一個燭台,蠟燭已經熄滅,標誌生命離去。後面黑色的背景,像生命之謎一樣黑暗,那是誰也把握不住的未來;而在翻開的《聖經》前面,有一本小書斜放在閱讀架上,那是左拉的小說《生活的樂趣》:那檸檬黃的書皮宛若一聲吶喊、一束陽光,或者高出樂隊的一聲小號。黃色,就是生活快樂的顏色。這種顏色即將登上溫森特的繪畫,一直到黃色向日葵的畫作上,宣告一個新世界的來臨。

《戴草帽的自畫像》

身處極端逆境中,他看到了愛的大光明

《靜物:翻開的<聖經>》完成後,溫森特的繪畫仿佛解放了,他的調色板也隨之「解凍」了。他畫出了一系列富有激情的風景畫,隨後前往安特衛普,以便在美術學校完善他的技法。

他開始只為繪畫活著了,畫得越多,顏料花費就越多,也越要餓著肚子。就這樣,溫森特給自己的身體製造了一場災難。他的牙齒接連崩斷,掉了十來顆;一陣一陣咳嗽,嘔吐出來「一種灰不溜秋的物質」……診斷出感染梅毒後,畫家領悟到自己的生命正走向夭亡。他因此畫出《吸菸的骷髏》。這幅畫在溫森特的生命進程中很重要:死亡不再是一種抽象的意念,而是近在咫尺。

1886年2月28日,兄弟二人在巴黎重逢。這是提奧期待已久的機會,他要讓哥哥睜眼看一看當代的繪畫,那些前所未見的強烈色彩。印象派畫家讓溫森特了解最大化的色彩震盪,日本版畫向他證實一種線條噴射似的、近乎「書寫」的藝術。巴黎的課程有了成效。現在他必須動手繪畫,將所學變成自己的本事。

溫森特於是動手開始畫花卉,根據花的顏色改變背景或者花瓶的顏色,製作他自己的色譜。他也畫靜物,例如那幅著名的《鞋》:兩隻鞋畫得就好像相互支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梵谷兄弟二人彼此扶持的形象。他還開始了一系列的自畫像,兩年間竟多達30餘幅。巴黎自畫像系列令人著迷,它們是這位藝術家身處極端逆境中,重申個人「我」優於世上其他人的吶喊——他做出了選擇,有理由繼續走自己選擇的路。

正值氣候宜人的季節,他開始郊遊,徒步從蒙馬特爾朝阿尼埃爾村方向行走。他畫出了出色的風景畫:麥田、森林內景、塞納河邊的橋,還有那幅著名的頭戴草帽的自畫像。自畫像侵入強烈的黃色,據溫森特一生的摯友貝爾納爾說,「他看到了愛的大光明」。

「就是這樣,我像一隻蟬似的在享樂」

大約1888年2月20日,溫森特坐火車離開了巴黎。阿爾勒是一種誘惑。它坐落在羅納河谷的盡頭,有著橫跨吊橋的水路,讓溫森特聯想到故土荷蘭。畫家在這裡開啟了一場驚人的智力冒險,不間斷地持續了十個月。「颳風天我也必須出去繪畫的日子裡,有時我不得不將畫布鋪到地上,跪著作畫,畫架根本就立不住。」

之後溫森特暫停了油畫,除了想專心素描,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旅館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他在拉馬丁廣場找到了一棟兩層四室的小樓——黃房子。

他終於有了一個家。溫森特開始裝修畫室,重新粉刷房子內外,還購買了必要的家具。他立刻著手靜物寫生,集中畫了剛買的咖啡壺、杯子和水罐,以及放在藍桌布上的橙子和檸檬,背景則用略帶綠色的黃色。這些靜物透露出一種寧靜、純粹的幸福,而我們也有機會看到,對於溫森特來說,黃藍配就是幸福和生活的和諧。正是在這些日子裡,溫森特畫了一幅《阿爾勒景觀》,近景畫了一排呈對角線的鳶尾,中景呈現一片接近成熟的麥田,「一片黃色的海洋」,這比什麼都更能表達溫森特的欣喜。之後,這種顏色將開始冉冉上升,一直侵入整個畫面,直到變得跟熔化的黃金一樣灼熱,一樣凝重。

1888年5月30日,溫森特來到地中海濱的聖瑪利亞,見證了一次大自然的色彩狂歡。這次旅行,將是一次蛻變。在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裡,溫森特猶如一輛「繪畫的火車頭」,創造出一系列數量驚人的傑作,可以說都是黃色大調。他全身心投入,沉浸於種種黃色和種種藍色,表現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顫慄。有時他不由地喊叫:「甚至大中午我還在干,頂著烈日,在麥田裡,沒有一點陰涼,就是這樣,我像一隻蟬似的在享樂。」

在這個八月,溫森特開始了向日葵系列。他畫向日葵,背景採用淡藍色,繼而,他像其他偉大的創造者那樣,明白不能打折扣,必須將心中的牽念貫徹到底。直到畫這些黃花時,插在一隻黃色花瓶里,置於黃色的背景中。在此過程中,溫森特還畫了坐落在集市廣場的一家咖啡館露天座夜景:黃色露天座映照著燈光和深邃而美妙的藍色星空——極少幾幅阿爾勒城中心的畫作之一。

9月16日,在一番整修、布置之後,溫森特終於搬進了黃房子。「這天夜晚,我就睡在這房子裡,儘管還得收拾,但是住進來我感到很高興。」於是,他畫了這幅著名的油畫——拉馬丁廣場的《黃房子》。遺憾的是,黃房子和溫森特在阿爾勒的那麼多記憶點,在1944年激烈的戰爭中悉數消失了。

《綁繃帶的自畫像》

這場滿懷期待的會面,被高更轉化為一場精神的騙取

如果在溫森特的藝術道路上,提奧是福星的話,那麼在一次相聚中,高更就能成為他的剋星。1887年底,溫森特在巴黎參觀「大沸騰」畫展,第一次同高更相遇。他視高更為大師、年輕的新印象主義畫派首領。而高更,不過看透了溫森特對弟弟的影響力,想要利用這種影響力,讓身為畫商的提奧多購買自己的畫作而已。

次年3月,高更寫信請溫森特在弟弟面前說說情:他已身無分文,病倒在床,準備低價出售自己的作品。溫森特說服了提奧,成為高更的資助人。在阿爾勒,他用一封又一封的書信盛情邀請,但高更總有這樣那樣的緣由推遲行程。等待的時間越長,他的現實感就越弱,於是對高更產生了一種危險的固戀。他把高更想得無比巨大,同時貶低自己的作品,仿佛開始自殘。溫森特操起筆,給高更寫下了他的《書信集》中最令人詫異的一封信——「我覺得比起您來,我的藝術創意太過一般了。我的胃口總像野獸那樣粗俗。什麼我都忽略,不會表現事物的外在美,只因我在作品中,把美的事物畫丑了,而我看大自然很完美,畫出來就粗疏淺陋了。」十年對繪畫的孜孜以求,就這樣幾行字一筆勾銷,化為飛煙。

1888年10月23日,高更終於抵達阿爾勒。溫森特樂不可支,高更卻沒有那麼興高采烈。在高更有意無意的影響下,溫森特在繪畫中逐漸拋棄了現實主義的世界,跌入抽象主義的深淵。他完全變了,無論看什麼都要通過高更的眼睛,通過高更的觀念、作品和判斷。這場滿懷期待的會面,被高更轉化為一場精神的騙取,並最終毀掉了一顆靈魂。

聖誕夜,高更離開阿爾勒的前一天,溫森特精神崩潰,隨後操起一把剃刀,從自己的左耳上割下一塊肉。幾周之後,他畫了兩幅自畫像——只見他颳了鬍子,頭上永遠戴著那頂皮帽,叼著和沒叼菸斗各一幅,耳朵包紮著,一副詢問的眼神,有一點點斜視,那神情仿佛在叩問自己如何走到了這一步。

兩位畫家一年的交往就此結束。這場交往,始於高更的索求,終於溫森特的沉沒。自此,我們所認識的那個溫森特,那麼自信,那麼全身心投入藝術的溫森特;色彩已經達到高度的張力,而且高度信賴自己,內心充滿必不可少的喜悅,以便搞好一項事業的溫森特,已經死了。從此,我們要追隨的,幾乎一直到終了,不過是一個影子。

《烏鴉亂飛的麥田》

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小徑,「我的路沒有前途」

溫森特的割耳行為,被診斷為「幻覺和階段性的神經錯亂」。一月初,他出院後給提奧寫信,對自己的精神狀態非常樂觀,稱數日前發生的一切「不過是藝術家的一時狂放」。

病情不斷反覆。就在溫森特陷入混沌的這段時間裡,聚集了一批前衛藝術家的「二十畫社」發來信函,詢問溫森特能否參加1889年的未來美術展覽會。其間,評論家歐里埃深受溫森特作品的吸引,撰寫了一篇關於梵谷藝術的文章,發表在《法蘭西信使》雜誌上。一時間,梵谷作品的發現成為轟動事件。

全巴黎的藝術家都想來看看這個昨天還不知名的溫森特。高更也來了,他看見了溫森特的畫作,在給後者的信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了自己的讚賞和肯定。這樣一種承認幾乎治好了溫森特的病。他康復的速度驚人,迅速完成了《杏花》,作為給提奧新生孩子的誕辰禮。

溫森特收拾行裝。他終於自由了。離開聖雷米精神病院之前,他畫了一幅神秘的《星夜中的柏樹》:柏樹居中燒成黑色,將夜空分割成兩部分,月亮在右側,左側是一顆星星,一條路好似激情在奔騰,遠處一座房舍,如同他發病中所畫的樣子。表面上病態的繪畫,其實是畫家同病魔的告別。

種種跡象表明,溫森特已經康復了,醫生也給出了「痊癒」的證明。然而命運又同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1890年6月30日,提奧給哥哥寄去一封信,訴說資金上面臨的困境。他一定沒有料到,不經意的寥寥數語,給畫家的人生按下了悲劇的秒表。溫森特開始憂慮不安,於是創作出那幅著名的《烏鴉亂飛的麥田》:田野還是阿爾勒的那種黃色,但鈷藍色的天空卻動盪不安。三條被青草鑲邊的紅土路從近景起始,卻不通向任何地方。黑壓壓一群烏鴉如同送葬飛向遠方,消失在畫幅的右上角。極度孤獨。生活當然是美好的,但是「我的路」卻找不到前途,紅色和綠色的搭配,給他的心帶去死亡。

於是,1890年7月27日,溫森特朝自身開了一槍。次日夜晚,傷口感染。29日凌晨一點半,他走完了三十七歲零四個月的人生。

可以說,溫森特是一個孤獨的人,但他的作品卻展現出一種希望,為野獸主義、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打開了先河。在我們回望他充滿苦難的一生時,同樣無法忽略他與畫作相伴時所沉浸的幸福時刻。繪畫帶來的喜悅,是梵谷一生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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