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姝禕：移民與法國極右政黨的崛起
作者：彭姝禕，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二輯（總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人民大學國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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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世紀末期工業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曾經歷兩波以經濟為目的的移民浪潮：當時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法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但它自身的勞動力不足，出生率又低，於是周邊發展速度比較慢的國家的勞工便紛紛流入法國，構成了法國的前兩波移民浪潮。這些移民主要出自南歐的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等國，個別來自中東歐地區。這些主要來自歐洲的移民沒有對法國造成很大的壓力。
現在我們所說的法國移民主要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波移民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滿目瘡痍的法國在馬歇爾計劃框架下啟動了經濟重建進程，重建需要大量勞動力，但是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大量青壯年人口，同時出生率依然很低，只能考慮從國外引入勞工（當時政府預計要引進31萬勞動力）。當時西歐各國普遍進入經濟恢復期，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等法國傳統的勞工輸入國的選擇餘地多了起來，而且南歐自身的發展甚至吸引了大量在法勞工回流，因此法國被迫從其他地方尋找勞工，並把眼光投向了前殖民地——非洲，特別是以法語為官方語言的馬格里布地區，最終從那裡引進了大量穆斯林勞工。所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法國移民的主要構成是穆斯林移民，換言之，即穆斯林移民逐漸取代此前的歐洲移民，成為法國移民的主體。
穆斯林移民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方面，與信仰天主教的法國相差懸殊。法國移民的第二個特點是家庭團聚類移民比重大：到20世紀70年代，法國在引進移民勞工的同時出台了一個政策，允許移民家屬入境和移民團聚，從此打開了移民家屬入境法國的大門。統計數據表明，在1976—1978年入境法國的非歐洲籍移民中，家庭團聚類移民的占比高達95％。家庭團聚類移民的增加大大改變了法國移民的結構：本來法國需要的是青壯年勞動力，結果他們拖家帶口地把老婆孩子都帶來了，換言之，來了很多非勞動人口。此外，最初移民勞工是客居法國，賺點錢就返回原籍，過一段時間再來工作，像候鳥一樣在故鄉和法國之間往返。但家屬來了之後，客居就變成了定居，其結果是，移民後代的數量逐步超過移民，目前已經占到法國總人口的11％，使法國成為歐盟內移民後代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而且他們有一顯著特點就是高度年輕化，40％的人口不到35歲。
法國移民的上述特點給法國社會帶來了一些問題，其中主要是融入困難，甚至融入失敗。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第一是文化和宗教因素。穆斯林移民在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上跟天主教法國有很大差異，導致雙方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比如20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黨執政時放寬了對宗教的限制，允許成立穆斯林團體、修建清真寺，導致穆斯林團體數量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清真寺的數量也呈幾何級數增加，使原本默默無聞的穆斯林移民群體的可見性大大增強，並引發了本土民眾的恐懼。還有比較著名的穆斯林頭巾事件，20世紀80年代末，巴黎郊區一所學校的三名穆斯林女生戴著穆斯林頭巾去上學，學校認為她們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勒令退學。儘管後來法院做出裁決下令撤銷校方的規定，但該事件還是持續發酵，最終法國政府在2004年出台法律，禁止在公立學校穿戴「具有明顯宗教標識的服飾」。後來不僅不許學生戴頭巾到學校，甚至家長和保姆在接送孩子上下學的路上也不能佩戴具有宗教標識的服飾、飾品。凡此種種，使穆斯林移民問題在文化層面逐漸發酵，加劇了該群體和法國主流社會的互不信任乃至對立。融入困難的第二個因素是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於經濟重建目的引入的勞工主要在建築、紡織、皮革、機械、鋼鐵、採礦等部門就業，沒有多少技術和學歷要求。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法國在全球化進程中開始調整經濟結構，傳統行業日漸式微甚至關停，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移民成為結構性失業的主體。他們學歷低、技能差，加之得不到及時的再培訓，因此也難有機會再就業。統計表明，在經濟結構調整時期，移民的失業率大大高於本土法國人。在有些地方，例如東北部的法國傳統工業基地，移民失業率甚至高達50％—60％。移民一人失去經濟來源，往往導致全家陷入貧困，下一代也難以改善，陷入惡性循環，這是融入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和法國政府的安置方式有關。當年法國政府引進移民勞工後，在大城市的周邊、郊區建立了一些臨時性的工棚予以安置。移民家屬到來後，政府在郊區建了廉租房安置，致使移民在郊區自成一體，和主流社會相隔離，在經濟、就學、就業等方面的條件都無法和主流社會相提並論。第四是法國對待移民的政策。法國是不大承認多元文化的，對外來移民施行的是「共和同化」，即「法國化」政策。凡是進入法國的移民都要放棄自己的宗教和語言信仰，融入法蘭西大熔爐中。這個傳統可追溯至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法國正處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革命政府認為多元文化蘊含著分裂國家的危險，所以拒絕承認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大革命還強調人人平等，反對按照宗教、語言、族裔等標準把人劃成少數族裔和多數族裔。基於這兩方面因素，自大革命以來，法國在移民問題上始終奉行「同化」政策。該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對主要來自歐洲的移民還是奏效的，因為歐洲移民和法國基本上是同樣的宗教信仰，語言差別也不大。但是面對宗教信仰差異懸殊的穆斯林移民就不奏效了，很難同化，進而導致了移民的融入困難乃至失敗。
移民融入法國社會失敗帶來了兩方面的後果。一是身份認同危機。特別是移民後代，法國的移民後代已經占到總人口的11％，且高度年輕化，他們生在法國、長在法國，學著法語，讀著「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的課本長大，但是不少本土法國人不認同他們的法國人身份，說他們只是「身份證上的法國人」，和法國人不同心不同德，對他們對法國的忠誠度表示懷疑。二是移民對主流社會的疏離和對抗。身份認同危機使一部分移民青少年走上了社會的對立面，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原來並不積極踐行宗教活動的移民青少年開始通過拒絕在學校食堂用餐、頻繁去清真寺做禮拜等方式來特彆強調其宗教屬性和認同，以示對主流社會的不滿和對抗。個別人甚至受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誘惑，變成激進分子，並出現暴力化傾向，引起主流社會的不安和警惕，進而致使移民和主流社會之間的裂痕日益加大。
移民及其引發的種種問題是法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崛起和勃興的主要推動力。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期間，法國有關機構做過一個「哪些因素影響投票」的問卷調查，其中排名第一的是購買力，排名第二的就是「移民」問題。國民陣線就是通過拿移民問題大做文章來吸引選民的，它的主要議題有四個：一是經濟安全。宣揚移民搶了法國人的飯碗。這其實是個偽命題，實際上移民的失業率遠高於本土法國人，特別是移民從事的基本上都是髒亂差、本土法國人不願意從事的職業，迄今法國在這些行業依然缺人，每年都要為此引進一兩萬移民。二是文化安全。宣揚法國在文化身份上受到了穆斯林移民的嚴重威脅，法蘭西行將伊斯蘭化，成為「法蘭西斯坦」，穆斯林將消解和顛覆西方文明。相比較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問題更讓法國人擔心，這實際上是對移民的感知問題，事實並沒有那麼可怕，但通過國民陣線的不實宣揚，人們覺得這個問題很可怕。三是治安問題。移民聚居區的治安問題確實嚴峻，不容忽視。四是搭福利便車。法國的福利制度是非常慷慨的，特別是有著慷慨的家庭政策，孩子從出生起直到上大學，會得到國家的各種補貼，且孩子數量越多，補貼越多。然而本土法國人的生育率不高，相比較而言，移民的生育率較高，特別是有些穆斯林移民奉行一夫多妻制，有不止一個老婆和一大群孩子，所以被國民陣線指責為搶法國人的福利。近些年，法國經濟形勢不好，政府債台高築，便開始削減福利，把不少原來普惠性，即面向全體居民的家庭津貼改成了「家計調查」型，即只面向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居民。國民陣線刻意誇大了這些話題，宣揚錢之所以不夠花，是因為被生很多孩子的穆斯林移民領走了，挑起法國人對穆斯林移民的不滿。
近些年，國民陣線一直呈上升之勢，2017年總統選舉進入第二輪投票取得佳績後，2018年更名為國民聯盟，並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上戰勝了執政黨。分析表明，國民陣線的選民大致是同時位於兩個「邊緣」地帶的群體，一是地理位置上邊緣，即生活在遠離經濟發達的城市中心地帶的郊區或鄉下；二是在社會地位上邊緣或相對邊緣，或相比此前有所下降。這些人基本上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因此易受到拿「全球化」和「移民」問題說事的國民陣線的吸引。如2015年的大區選舉結果表明，國民陣線得票率最高的地區，一是法國東北部的老工業基地，這些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外遷或倒閉現象，失業率高企；二是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區，這是移民入境的主要地區，移民在全體居民中的占比較高。不過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還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即原本沒有或鮮有移民的地區因為害怕移民進入也轉去支持反移民的國民陣線。
從與極左政黨的對比中也可以看出移民在國民陣線勃興中的重要作用：由於左翼在移民問題上普遍持有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立場，因此法國的極左政黨在移民問題上立場比較尷尬，既不能反對移民，否則便違背了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原則，但放任移民入境的後果是移民跟本國的勞工階層——左翼的群眾基礎——構成了競爭（至少後者是這麼認為的，姑且不論真假），致使左翼失去了支持，所以極左翼政黨近兩年在法國呈現出消退趨勢。反之極右政黨則堂而皇之、大張旗鼓地反對移民，因此一路高歌猛進。此外移民問題還導致了法國政治的右傾：為和極右翼國民陣線爭奪選民，傳統的中右政黨出現了嚴重的極右化傾向，這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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