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弗洛伊德的大名你早已經熟知，他的劃時代的理論你也多少了解一些，但是他自己的婚姻生活呢？下面這篇文章的介紹，不知道你是否會哦感到意外。比較一下其他的大師，例如人本心理學的羅傑斯，你會感覺到他們有巨大差異。羅傑斯的婚姻生活，開端美好，最後卻未能善始善終，羅傑斯開始了婚外戀。——當然，這篇文章的說法也有質疑者，其他人且不論，另外一位大師榮格對此就有疑慮。榮格曾經與弗洛伊德共事多年，後因思想分歧而決裂。榮格對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有好奇。他發現，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研究上，更多地說與自己的妻妹明娜分享，而不是對妻子。一次，榮格一家在弗洛伊德家裡做客聚餐時，榮格問起弗洛伊德妻子關於丈夫的事業，她顯得不是很了解，而開朗與活潑的明娜卻不一樣，她更理解弗洛伊德的事業。據說，這讓榮格吃驚不少。至於榮格「吃驚「的是什麼？他為什麼會吃驚？我對此是有興趣了解的。但我目前上網隨便瀏覽到的，只有這麼多，希望能夠看到更加豐富的、嚴肅認真的相關研究。可能會有一些人會覺得，對於心理學的研究者，研究大師們的思想，以及他們的思想史才是正事，是重要的課題，我卻認為並非如此。心理學家的生活，與他們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優秀的傳記，就是優秀的研究成果。最近，我讀《卡爾·羅傑斯傳》就有如此感覺，它大大增加了我對羅傑斯的理解。——許金聲。）
《弗洛伊德和瑪莎：完美關係》
作者：曾焱
「弗洛伊德是一個忠誠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夠一生守護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別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樣選對了對象確實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但是這種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這個問題只有社會心理學家或者人類學家能夠解答。」
青年弗洛伊德與瑪莎·貝爾奈斯訂婚後的合影（攝於1883年）
偉人身後的瑪莎
與弗洛伊德有過幾十年交往的英國著名心理學家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評價他這位老友擁有絕不動搖的道德觀念，根深蒂固得就像他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1915年寫給《人類的動機》的作者、哈佛精神分析學家帕特南的信中，弗洛伊德解釋了他所說的這種道德觀到底是什麼。他寫道：「我的道德觀是通常所說的具有社會意義的道德觀，而不是性道德觀。社會眼中的性道德似乎很卑鄙下流，正如極端的美國那樣，我個人在自己認可的範圍之外很少濫用性的自由，但我同樣支持那種全然自由的性生活。」
精神分析學說之父洞悉人類性的隱秘，諸如潛意識（Unconsiousness），或者本能（Instinct）和阻力（Resis-tance）。大概正因為如此，他將自己的婚姻生活保持單純。歐內斯特回憶：「弗洛伊德通常會說愛與恨的改變會輕易地改變他和男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幾次，但是這種令人頭疼的感情矛盾卻從來沒有影響到他和女人之間的關係。他對女人的態度比較穩定，或者說他的感情是非常傳統的。」
「我們可以從他的信件和對愛人的選擇上看出，他心中愛慕的對象只有一種，那就是溫柔的女性形象。雖然通常來說女性屬於弱者，但在他看來，女人卻比男人更細膩，更具有高貴而且值得尊敬的氣質，有一些表現顯示出弗洛伊德希望能夠從女人身上學習這種氣質。」
「弗洛伊德是一個忠誠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夠一生守護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別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樣選對了對象確實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但是這種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這個問題只有社會心理學家或者人類學家能夠解答。」
弗洛伊德選對了的妻子名叫瑪莎·貝爾奈斯（Martha Bernays），和他一樣，也是猶太人。如果從訂婚那年算起，她和弗洛伊德相伴57年，養育了6個孩子。
弗洛伊德幾乎從不向外人主動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這是他嚴謹個性的一部分。在《我的自傳》中，也沒有專門的章節留給妻子瑪莎。他只是提到給瑪莎信中與研究有關的隻言片語，也簡單說到曾為了和分別兩年的未婚妻見面而中斷了手頭即將完成的古柯鹼研究，但他從未後悔丟失這次年少成名的機會。但是瑪莎保留了900多封他們早年的情書，讓人看到弗洛伊德那些熱烈的愛。在瑪莎於1951年去世後，歐內斯特有幸讀到了這些信，他毫不懷疑地告訴人們：
「在弗洛伊德的愛情生活中，瑪莎的確是他唯一的對象，甚至被他視若珍寶。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夠超越瑪莎。雖然他在婚姻生活中熱情的部分比大多數男人都結束得早，但卻用他一生的奉獻和全心全意的理解彌補了這些遺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熱烈的愛情
少女時代瑪莎的樣子，有一張半身像留存下來：長發中分，光潔地束在腦後；面龐柔和輪廓清晰，眼睛大而深邃，目光十分專注。
照片拍攝於1883年，也就是他們訂婚後的第二年。1882年4月，從維也納大學拿到醫學學位不久，弗洛伊德在自己家中邂逅了妹妹安娜的朋友瑪莎，兩個月後，兩個年輕人做了訂婚的決定。這次訂婚其實是他們私自呵護的秘密，直到半年後才讓雙方的家人知曉。這對戀人經歷了所有戀人都有過的因深愛而來的敏感、嫉妒、試探、誤解、和好，他們準備了一本「秘密記錄」，輪流執筆寫一些他們訂婚前後發生的事情，有日記、學習筆記，也有自我反省之類的話語，他們設想的是以後兩人在一起生活的時候能夠讀出來，提醒彼此那些值得紀念的日子。
瑪莎比弗洛伊德小5歲，出身於一個地位很高的猶太家庭：她的祖父伊薩克·貝爾奈斯曾是駐漢堡的猶太正教領袖，也是詩人海涅最尊崇的朋友。瑪莎嬌小聰慧，弗洛伊德第一眼就喜歡上她。幾個星期後，他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追求攻勢，每天送瑪莎一朵紅玫瑰，再用拉丁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在附送的卡片上寫一句箴言。後來他在一封情書中寫道：你的外表透露出你內心無比甜蜜、溫柔和理性的特質。我對外表的魅力總是不太在意，但我要告訴你，很多人都說你很美麗，我對這點毫不懷疑。他的追求過程，十分符合19世紀末那種中產階級的「精巧複雜的求愛儀式」，所有浪漫關係都在客廳或前廊里發展，並受到女孩家長的嚴密監護。
訂婚後有兩三年時間他們分隔兩地。弗洛伊德幾乎每天寫信，有時一天三封，向瑪莎傾訴思念。他們用瑪莎喜歡的哥德式文體通信，篇幅沒有少於4頁的時候，有時會長達十幾、二十來頁。他也和瑪莎分享自己各種轉瞬即逝的想法，訂婚兩周後，他在信中跟她說到了夢的事情：「我有很多不能解釋的夢，我從來不會夢到那些白天心裡所想的事情，在我夢中的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閃而過的事物。」這就是後來夢的解析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時的弗洛伊德已經進入到維也納總醫院精神病科工作，隨後拿到一筆獎學金前往巴黎師從法國神經學家沙爾科，但他仍然是一個清貧的住院醫師，父母家的生活環境也極為困難。在訂婚後長達三年的時間裡，他都無法娶回未婚妻瑪莎，因為他沒有穩定收入可以保障婚後的生活。在那個時期的維也納，夫婦一年的生活費用至少需要2500基爾德（約合1000美元），可弗洛伊德全部存款也只有1000基爾德。瑪莎的母親不願意接受一無所有的女婿。
但他和瑪莎的感情愈加深刻。有一次瑪莎在信中開玩笑，說她幻想自己洗澡時淹死了，弗洛伊德就很鄭重地給她回信：「肯定有人覺得失去愛人跟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相比簡直微乎其微，但我承認，我的態度和看法與他們截然想法，在我看來，失去愛人就像是世界末日，即使生活仍然繼續，但我卻仿佛置身於黑暗之中，什麼也看不見。」
1886年4月，弗洛伊德終於在維也納開業行醫。這年9月，他和瑪莎結婚了。為了籌備婚禮他們花光了幾乎所有的錢，而且主要是瑪莎姨媽和叔叔贈予的嫁妝，卻還是差點連家具都買不起。
弗洛伊德和女兒蘇菲的合影
沉靜的婚姻
對於他們的婚姻生活，年輕的弗洛伊德曾形容為：「從抒情詩時代進入到敘事詩時代。」他喜歡恬淡的日子，為此向瑪莎描繪過一幅理想圖景：
「我們只需要兩三個房間就可以了，足夠我們生活起居和招待客人，另外還要有一個不停弄著食物的爐灶，房間裡的擺設應該有桌子、椅子、床、一面鏡子、一個記錄著快樂時光的掛鐘、一個可以讓我在白天香甜地睡上一個小時的安樂椅，地上鋪著幾塊地毯，讓主婦能夠更輕鬆地保持地板乾淨……總之，每一件東西都應該像一個充滿著幸福和快樂的世界，或者可以看作是我們安靜的朋友，又或者象徵著一個讓我們敬重的人性。」
從1887到1891年，他們有了三個孩子，好在弗洛伊德的診所生意一天天好起來，每天的診療費已經可以支撐家人生活。瑪莎是永遠把丈夫放在第一位的主婦，也是願意躬身去干傭人工作的女主人，但對於瑪莎在家簡直成了洗衣做飯的保姆的說法，朋友歐內斯特·瓊斯是堅決駁斥的。他說瑪莎是一位能幹的主婦，但絕對不是保姆型的人。「她實際上是一位注重生活格調的高級知識分子，每天晚上她都看書，並且總能趕上最新的學術潮流，直到她死前依舊如此。」在她戀愛和結婚的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歐洲女性的法律地位正在逐漸改進，女權運動贏得自己越來越多的追隨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正是上演於1879年。但是，瑪莎顯然無意於接受這些信息，她只是在管好家庭之餘，表現出對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格外喜愛，而後者也恰好是她丈夫的朋友和支持者。
1891年，他們從市政街搬到租金更便宜的柏格街19號，租下兩層樓：樓下房間是弗洛伊德的書房和診室，樓上用作家人居住。弗洛伊德在這裡又多了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也是在這裡，他創立了影響整個20世紀思想史的精神分析王國。柏格街19號變成了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門牌號碼。
只要在維也納，弗洛伊德的生活極其規律：早上8點開始接待第一位病人。中午13點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用午餐的時間。他從來不說話，專心享用食物，如果發現哪個孩子沒在座位上，他會用眼神詢問瑪莎，然後指指空位，瑪莎就會告訴他為什麼孩子沒有出現。下午15點到晚上21點是他下午的診療時間，繁忙時會拖延到22點。
每年夏天，他和全家人一起離開維也納出外度假。他會在年初就討論旅遊路線，復活節的時候自己提前走一遍，然後回來向全家人做個報告。他們對於旅行地的要求非常特別：必須是一棟遠離名勝古蹟的舒適的房子，裡面有一個可供弗洛伊德隨時寫作的房間；必須要在陽光充足、空氣新鮮的地方，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附近有森林可供散步，還要有蘑菇可采——采蘑菇是弗洛伊德度假時最大的消遣，在這方面堪稱高手。女兒安娜曾向友人描述，當他們的父親發現一個蘑菇時，會像捕捉蝴蝶一樣，飛快地用帽子把它蓋住；他還會哄著安娜每天採摘鮮花供奉到樹林附近的聖母像那，保佑他們有所收穫。
瑪莎很少有機會或許也沒有興趣去從事純學術性的研究，對丈夫事業的具體情況也不是很清楚，但她始終是他最好的完成夢想的夥伴。在她和弗洛伊德戀愛時期共同撰寫的那本「秘密筆記」里，弗洛伊德曾寫到這樣的願望：「我會和瑪莎一步一個腳印地完成我們的一個個心愿，雖然遠大的理想遙遙無期，但我們會同心協力地度過這一生。」很顯然，他們做到了。
1921年末，追隨精神分析之父多年的俄國女作家露·安德里亞斯－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e）拜訪弗洛伊德一家，在日記里她寫到對瑪莎的印象：「我還很欽佩弗洛伊德夫人，她總是把自己份內的事料理得好好的，總是充滿慈愛，拿主意做決定時十分果斷，但她從不會幹涉屬於她丈夫責任範圍內的事務；總是充滿自信，絕不是一個旁觀者。……不管怎樣，他的家庭生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開始思考人們通常在『自由』和『有了家庭牽絆』之間做出的錯誤區分。想打破自由和社會義務（其中包括家庭責任義務）間潛在的平衡，這常常是病態的。」
在這個報紙專欄作家都在懷疑「婚姻破產了」的20世紀20年代，踐行婚姻和性愛分離的莎樂美覺得自己在弗洛伊德家裡看到了平衡的完美關係。
弗洛伊德的病人、學生和忠誠的保護者瑪麗·波拿巴
莎樂美和瑪麗·波拿巴
弗洛伊德並非對異性沒有魅力的男人。歐內斯特描述過，通常那些對弗洛伊德只是稍有了解或者完全不認識他的女人也會覺得他那種包含著體貼、親切、自信的樣子非常吸引人，會覺得他可以信賴和值得託付。
對弗洛伊德和婚姻之外其他女性的關係，不止一次有人做過揣測，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的妻妹明娜。在他們一家搬到柏格街19號的第五個年頭，不幸失去未婚夫的明娜就搬過來和姐姐一家人同住了，從此成為家庭一員，終生未嫁。和溫柔安靜的姐姐相反，明娜伶牙俐齒、開朗幽默，對於學術也表現出比瑪莎更多的興趣。她偶爾會替忙碌的姐姐陪弗洛伊德去旅行，由此帶來一些謠言，但是對弗洛伊德十分了解的密友說，明娜不過是有趣的夥伴和家人，他們之間並沒有性的吸引，說她取代了瑪莎在他感情中的地位完全屬於胡說八道。弗洛伊德在和朋友的通信中會提到她，就像提及兒子恩斯特或女兒安娜。其實弗洛伊德一家只是延續了19世紀的標準婚姻形態：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紐帶和夫妻之間的一樣，所以未婚姐妹和寡母可以心滿意足地和已婚夫婦一起生活。
在不同階段被傳言波及的，還有一些引入矚目的女性，比如：愛瑪·埃克施泰因，勒·卡恩（LoeKann），露·安德里亞斯-莎樂美，瓊·里維埃，瑪麗·波拿巴（MarieBonaparte）。在她們中間，莎樂美和瑪麗·波拿巴是兩位如此有名的貴婦，她們在不同時期出現在弗洛伊德的學術研究和生活中，和他保持長時間的交往和通信。在歐內斯特看來，她們都是那種「聰明而有男孩氣質的女孩子」。「這種類型的女孩在他一生中出現過好幾次，但她們與弗洛伊德的關係類似於男人和男人的關係，沒有半點色情的成分在裡面。」也就是說，她們和弗洛伊德只是分享對智識的熱愛。
莎樂美被稱為19世紀晚期歐洲大陸知識分子所共享的「玫瑰」。尼采、里爾克和弗洛伊德，三位偉人在不同時間都和她的名字緊密相連。她於1861年生於彼得堡一個貴族家庭，祖輩來自德國波羅的海沿岸，據說最早還是法國南部的胡格諾教徒，所以她的家族以德語為第一母語，然後是法語和俄語。她19歲即赴歐洲求學，一生大半時間住在柏林和哥廷堡，俄國只是她地理的故鄉。1882年結識尼采是莎樂美進入歐洲文化界的開始，那時她已經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擁有了批評家的身份。12年後，她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尼采與其作品》為她贏得了心理學小說家和隨筆作家的名聲。
在回憶錄《回顧我的一生》中，莎樂美將她和尼采的交往稱為深厚的友誼，主導了她生命的第一個階段。和里爾克，她保持了長久的愛情，在詩人去世後，她寫了一本私人回憶錄《賴內·馬利亞·里爾克》。而在1931年寫給弗洛伊德的隨筆文集，她取名為《感謝弗洛伊德》。對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她是如此堅定的守護者，主導她生命最後一個階段的人可以說是弗洛伊德，也可以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依據她的日記，她可能是在1911年初的魏瑪精神分析學大會上初次見到弗洛伊德，並開始學習精神分析，她那年已50歲，卻在好友的陪伴下專程前往維也納完成了6個月的冬季課程。從那時起，直到1937年去世，她始終都是弗洛伊德最堅定的追隨者，也是他學術圈子裡的核心成員。他們的第一封通信開始於1912年9月，最後一封信寫在1936年5月，平均每月一到兩封。莎樂美始終稱呼弗洛伊德為「尊敬的教授」，談論的話題主要是病例分析、彼此的最新著述，有時也在開頭或結尾溫情地提到家人。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弗洛伊德的兒子也應徵入伍了，他在寫給莎樂美的一封信中傷感地抱怨：「寫這封信時，我和我的妻子正過著一種通過不懈努力創造出來的田園般的生活，但卻不斷被這個時代的紛紛擾擾攪亂。」
1921年11月9日至12月中旬，莎樂美專程前往維也納拜訪弗洛伊德，在他家裡客居了月余，這是他們最近距離的一次交流。每天晚上，她都和安娜坐在弗洛伊德的小房間裡討論問題——安娜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兒，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學的兒童研究者，後來和莎樂美建立起非常親密的關係。每一個分析時段結束以後，弗洛伊德會過來待上幾分鐘，分享她們的討論結果。弗洛伊德在寫給兒子的信中也提到她的拜訪：「今天露夫人離開了……她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客人，也是一位出眾的女性。……你媽媽對她照顧得細緻入微，我每天有9個小時都在工作，根本抽不出很多時間來陪她，但她始終是那麼善解人意。」
比起莎樂美，瑪麗·波拿巴對弗洛伊德的崇拜更為熱烈。她生於1882年，擁有公主頭銜，因為她的父親屬於拿破崙家族，她自己也嫁給了希臘王子喬治。在巴黎，瑪麗是一名執業心理醫師，擁有自己的診所，但她狂熱地信奉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學，在她眼裡，弗洛伊德就是巴斯德和康德的綜合體。1925年，通過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富爾格（ReneLaforgue）的引薦，瑪麗公主曾作為病人向弗洛伊德尋求心理治療，後來變成他的學生、著述出版贊助人以及忠誠的保護者。他們通過書信交談，也許是因為感覺到瑪麗公主對自己過於執著的靠近，弗洛伊德有時候會拒絕拆看她的來信。
1938年，弗洛伊德（右二）從納粹占領下的維也納逃亡英國途中到達巴黎。圖為他的小女兒安娜（左一）、希臘王子喬治的妻子瑪麗·波拿巴公主（左二）以及波拿巴公主的兒子彼得王子（右）
但是，瑪麗公主並沒有因此消減自己的熱愛。精神分析學被引介到法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遭受冷遇，甚至是反對，弗洛伊德在他1925年撰寫的自傳中就說過，好像敏感的法國人受不了精神分析學說的專有名詞，認為這些詞會冒犯他們。作為「弗洛伊德理論的傳播人」，瑪麗不惜動用大量的金錢和社會資源，在法國推廣弗洛伊德的著述和觀點。
1938年3月，納粹入侵奧地利，反猶主義變成了直接迫害和抓捕。弗洛伊德的「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公司」被查封全部財產，他們全家也陷入危險境地。瑪麗公主動用大筆財產買通關係，為弗洛伊德一家打開了一條逃亡之路。1938年6月，在被迫簽署了一份曾被納粹善待的聲明後，在瑪麗公主和歐內斯特等人的幫助下，弗洛伊德攜家人經巴黎抵達倫敦。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病逝於倫敦。在遺囑中，他請家人用瑪麗公主從前送給他的一個古董骨灰盒來安放自己。
在弗洛伊德去世後，瑪莎又和孩子們一起生活了12年。弗洛伊德和瑪莎的最後一張合影攝於1939年，看起來像是在倫敦的住處前面，他們滿頭白髮，親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正微微側過頭去，和溫柔看向他的妻子目光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