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帝」之黃帝時代至漢武帝執政時期司馬遷親身經歷的歷史，是《史記》的記述對象。《史記》對這一長久歷史進程中的多種文化現象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和說明，除了人文現象，還包括自然現象，其中多有其他史學論著不予關注的信息。例如，先秦兩漢文獻已經出現關於人和其他動物皮膚汗腺分泌液體—— 「汗」的相關知識的記載。
《史記》有關「汗」的文字，也是生理史、勞作史和鹽史的寶貴資料。《尚書》《春秋》和《春秋》三傳以及《國語》等先秦史籍均未見「汗」字，《逸周書·太子晉》有「汝聲清汗」之語，研究者多以為「汗」字衍訛（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31頁）。即使「汗」字不誤，也與我們這裡討論的「汗」明顯不同；而與《史記》大致同時成書的多數漢代文獻也並未出現「汗」字。比照這一情形，可以認識司馬遷考察歷史的視角和理解歷史的心懷。
一、「汗馬之勞」和「馬汗之力」
在正常情況下，「汗」是辛苦勞作的身體表現。《史記·晉世家》有這樣的記述，晉文公重耳流亡時始終追隨他的「賤臣壺叔」，在晉文公執政後頒賞功臣時有所抱怨：「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晉文公回答道：「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其中說到根據功勞「受上賞」「受次賞」「復受次賞」等的等級差異。所謂「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是「以力事我」即為效忠君主而付出艱辛的表現。這裡雖然「汗馬」連說，但一如通常語言習慣，所謂「汗馬之勞」是說大臣「以力事我」的艱苦付出。
漢代「功勞」制度，規定了「上賞」「次賞」「複次賞」的標尺。《史記·蕭相國世家》中有關於漢初劉邦與其戰友和屬下分享勝利果實的故事。「論功行封」，同時又出現「爭功」的現象。「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於是引起了劉邦屬下的普遍不滿。「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劉邦於是有「獵狗」「獵人」的比喻：「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這裡，「汗馬之勞」是諸將自以為「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其「功」在「上」的依據，然而開明的政治家則認為「汗馬之勞」只相當於「復受次賞」的等級。
公孫弘病重，「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有「佐明主填撫國家」，促使人們遵循「臣子之道」的責任，然而時遇淮南王、衡山王謀反，認為「宰相奉職不稱」，如果病死，「無以塞責」，於是上書請求辭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述了公孫弘如下一段話：「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這裡所謂「汗馬之勞」，也被看作「擢」「封」的基本條件。
與「汗馬之勞」語義相近，司馬遷筆下又有所謂「馬汗之力」。《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記載，越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原之國爭鋒。「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面對越國的威脅，齊威王使人說越王，希望越軍「轉攻楚」，建議策動韓國和魏國合力攻楚：「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又說：「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
「馬汗之力」與「汗馬之勞」相同，雖然有醒目的「馬」字，但只是借「馬」為喻，其實說的都是軍人們克服艱險而付出的辛勞。
陶彩繪舞馬，唐，故宮博物院藏
二、「流汗相屬」：底層士卒的艱險苦難
起初，唐蒙經營西南夷，政策頗有嚴酷偏執之失，引起了巴蜀地方民眾的恐慌。漢武帝令司馬相如前往解釋，告知是地方行政失誤，並非朝廷本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了「喻告巴蜀民」的文字內容，其中寫道：「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司馬相如的文句生動，說處於戰爭緊張局勢下的「邊郡」軍人，遇有敵情則奮勇赴敵，「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其中「流汗」二字，讀來平易，卻具體而細緻地形容了底層士卒艱險苦難的生活。司馬遷《史記》的引錄保留了「流汗」字樣，成為中國文獻典籍中出現「流汗」一語的最早實例。這是史家保留的在戰爭環境中底層士兵生活場景和個人表現的極其真切的文化記憶。
曾有史家高度肯定司馬遷《史記》的「國民思想」和「人民性」。尚鉞寫道：司馬遷「在少年時代」「就接觸了廣大人民群眾」，「他注意到社會的發展和下層人物的動態」，「體會到了人民群眾的痛苦及其對歷史的巨大作用」（《尚氏中國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87頁）。翦伯贊說，「他的眼光能夠投射到歷史上的社會的每一個側面」，「投射到社會的每一個階級」（《中國歷史學的開創者司馬遷》，《中國青年》1951年總第57期）。侯外廬指出：「司馬遷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記錄了普通人民的生活，這正表現了司馬遷是把人民的生活作為歷史主體和研究對象的。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貢獻。」（《司馬遷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報》1955年12月31日）有關「邊郡之士」面對敵情奮勇赴戰之英雄主義精神的表現，所謂「流汗相屬」的形容，也可以理解為對「下層人物」、「普通」士兵生活的關注，雖用司馬相如語，亦可體現司馬遷的社會「眼光」和史學著作「史無前例的貢獻」。
讀《史記》中載錄的司馬相如「喻告巴蜀民」的文字，應當注意司馬遷也曾奉命前往西南方向行進，深入「邊郡」多民族雜居地區的經歷，即「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有「巴、蜀以南」和「邛、笮、昆明」的行旅實踐，以及「接觸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體驗，對於司馬相如筆下有關這一地方民眾生活的文字記錄，應當是有切身感受的。
三、「汗出」的異常表現之一：
心理學現象
由於受高度緊張等精神因素的影響，神經衝動從大腦皮層通過交感神經傳遞到身體的各部位，從而促進汗腺分泌活動的增強，往往也會有「汗出」的表現。
據《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周勃由於對於司法和財政事務的生疏，不能回答漢文帝的詢問，作為丞相，不知「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不知「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於是心懷「愧」意，以致「汗出沾背」。
《史記》中的「汗出沾背」，是對緊張惶恐狀態的真實而生動的描繪。「汗出沾背」作為心理學觀察的表象，《史記》的記述可能是最早的。
古代文獻所見和「汗出沾背」相關的表現，有《韓詩外傳》卷一〇：「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而與所謂「汗出沾背」頗為接近的體徵表現，後世史書或寫作「汗流浹背」。這一說法仍然存留在現代漢語中。《後漢書·皇后紀下·獻帝伏皇后》寫道：曹操專權，議郎趙彥只因曾為漢獻帝分析時政，即被殺害，「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有一次，曹操因事入見漢獻帝。「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面對這一直率的表態，曹操大驚「失色」，恭敬辭退。漢家制度，三公如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曹操退下，「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汗流浹背」一語，又見於《隋書·盧思道傳》《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下》《宋史·豐稷傳》等。
有必要說明的是，《後漢書》中曹操面對危機「顧左右，汗流浹背」的情節，不見於《三國志》。
四、「汗出」的異常表現之二：
病理學現象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關於診療病歷的記錄。其中具體病理的表現，多有涉及「汗」者。
如「齊王太后病」，「病得之流汗出㵌。㵌者，去衣而汗晞也」。又如，「得之汗出伏地」，「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病得之流汗數出」，「蹴鞠，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等。這裡所謂的「流汗」「汗出」，都是患者症狀的記錄。
齊國中御府一位名叫信的長官患病，症狀包括與「暑汗」有關的現象。而醫家在治療過程中，也有與「汗」相關的現象發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樑頗壞，信則攬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淳于意診斷，「暑汗，脈少衰」病狀的原因是「當浴流水而寒甚」。果然，「齊中御府長信」，「冬時」渡河，「馬驚」車墮，「身入水中」，險些溺死，致使「身寒，已熱如火」。於是淳于意「為之液湯火齊逐熱」，療效顯著，「一飲汗盡」，再飲即退燒，三飲則病癒。
「齊中御府長信病」的因由是交通事故，「莒橋樑頗壞」，「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病狀包括「暑汗」，治療中可見「一飲汗盡」。在發病與痊癒諸現象中，都有與「汗」相關的記錄。
《扁鵲倉公列傳》中有關「太倉公」的部分，有學者認為是褚少孫補述的。但即便如此，也可以反映漢時的醫學理念。據《史記會注考證》滕惟寅引《素問》：「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可見，「汗」是判斷病症的重要體徵。
五、「汗血馬」的故事
上文說到「汗馬之勞」和「馬汗之力」語言的使用情況，體現出了古人對「汗馬」「馬汗」的熟悉。這使我們想到《戰國策·楚策四》記載的汗明與春申君的對話，其中說到鹽運程序中驥「服鹽車」，「白汗交流」的情形：「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借驥「服鹽車」比喻「士不遇」者，又見於《韓詩外傳》卷七、賈誼《吊屈原賦》、《鹽鐵論·訟賢》《鹽鐵論·利議》《說苑·雜言》、《焦氏易林》之《夬·井》和《艮·夬》、《論衡·狀留》等。稱驥「服鹽車」「挽鹽車」「引鹽車」，或驥「罷鹽車」「疲鹽車」「窮鹽車」。
《史記·樂書》中有關於西域寶馬的記述：「沾赤汗兮沫流赭。」這裡說的是產於西域大宛的「汗血馬」。「神馬」「赤汗」，體現了對馬匹「赤汗」的特殊關注。
關於大宛「汗血馬」的早期信息，可能來自張騫對西域國家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觀察。《史記·大宛列傳》寫道：「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裴駰《集解》：「《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據《大宛列傳》記述，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維護其實和漢武帝謀求西北優良馬種有關。「初，天子發書《易》，雲『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雲。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有關特殊「馬」種之特殊「汗」色的信息，令漢朝的最高統治者矚目「西北」。「天馬」西來，所謂「徑千里，循東道」（《漢書·禮樂志》），所經行的正是張騫使團「鑿空」（《史記·大宛列傳》）的路徑。追求「天馬」與開發草原戰爭的交通動力直接相關，而「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也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西交通並取得空前成功的歷史時期。當時，據說「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賂遺贈送，萬里相奉」（《漢書·西域傳下》）。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有「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這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胸襟。「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體現這一時代中西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標誌性符號。三國魏人阮籍的《詠懷》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唐人王維的《送劉司直赴安西》詩：「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清人黃遵憲的《香港感懷》詩：「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汗血」「天馬」作為一種文化象徵，體現著以英雄主義為主題的，志向高遠、視界雄闊的時代精神。
漢與匈奴軍事戰局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如陳序經《匈奴史稿》所說：「歐洲有些學者曾經指出，中國的修築長城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以為中國修築長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發展，後來乃向西方發展。在公元四、五世紀的時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歐洲，攻擊哥特人，攻擊羅馬帝國，使羅馬帝國趨於衰亡。」「長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當然，做好了防守同時也為進攻做好準備。長城不一定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因，然長城之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天馬來兮從西極」（《史記·樂書》），這一影響世界史走向的馬種引進，作為中國畜牧業進步的表現，通過《史記》的記述，可知與人們對馬的汗腺的觀察有密切關係。這也是生物發展進程中很有意思的跡象。
《史記》中所謂「大宛」「千里馬」「沾赤汗兮沫流赭」，裴駰《集解》引錄應劭的解釋說：「大宛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所謂「沾濡」「流沫」「汗從前肩膊出如血」，都是通過細緻觀察而獲得的知識。有英國學者說，「在佛爾哈那地方自古產有英譯亦稱『汗血』的馬種」。謝成俠說：「汗血英譯名為Swented blood。」又指出，英譯「汗血」之說「還是根據中國歷史才有這樣的論據」（謝成俠：《中國養馬史》（修訂版），農業出版社1991年，第73頁），而「中國歷史」最早的記述，來自於司馬遷的《史記》。
六、「揮汗成雨」：城市史的記憶
戰國時期，城市的發展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和文化進步的突出表現。《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說齊王語，涉及齊都臨淄的繁榮：「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這是關於戰國城市史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記述。
大致相同的記載又見於《戰國策·齊策一》。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寫道：「在各國的國都中，以齊國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北）規模為最大，也最繁華。」又說，「有人曾這樣描寫臨淄的繁榮情況……」，隨後引了「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這段話。關於「揮汗如雨」，楊寬寫道：「大家一揮汗就好像下雨一般。」引文的出處，楊寬注為「《戰國策·齊策一》《史記·蘇秦列傳》」（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頁）。王育民《中國人口史》也採取了這種方式註明這段引文的來源（王育民：《中國人口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頁）看來，他們並不因有人認為《戰國策》的成書早於《史記》，就否認司馬談和司馬遷對這段文字的著作權。
關於《戰國策》和《史記》的關係，金德建說：「班固說司馬遷作《史記》時曾采《戰國策》，但是《史記》中卻並沒有提起過《戰國策》的名目。《史記》中記述了許多司馬遷所見過的書，何況這是曾經採用過的呢！」他又指出：「不過《戰國策》的名稱乃劉向所定（見劉向《戰國策序》），在較前的《史記》時候，當然還沒有產生。」他還分析道：「如是便得發生一個問題：司馬遷所見過的《戰國策》，在當時叫什麼名稱？依我的假設，即《蒯通書》。」金德建進而指出：「蒯通齊國人，所以《戰國策》中紀事亦以齊為多。」（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8頁、第331頁）現在看來，無論金德建的「假設」—— 《戰國策》為《蒯通書》，或者《戰國策》另有作者是否成立，如果我們承認司馬遷「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創造性功績，如果我們注意到他對於蘇秦事跡的態度：「世言蘇秦多異」，「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史記·蘇秦列傳》），即強調撰寫《蘇秦列傳》時進行過梳理甄別的工作，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再創作，那麼，我們將《史記》中「揮汗成雨」之說看作司馬遷對於「汗」的歷史記憶的重視，想來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本文原載《月讀》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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