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疆域的變遷總是體現在那些具有界別意義的地方:國界或邊界。
古代中國疆域的概念是帶有濃厚的華夷色彩的,《尚書 • 禹貢》中將的疆域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其中要服和荒服為蠻夷居住的區域,它們的價值是屏藩「中國」,起保護作用。
禹貢的這種劃分是一種理想化的疆域劃分,在現實中並不可能實施。不過這也使得古代中國對「國界」的概念極為模糊。
到了宋代,宋人的國界意識極為強烈,他們對國界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明了。
這依舊與華夷觀和華夷力量的消長有關。
一、宋代的蠻夷和國界近在家門口
大一統王朝,國界之所以模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等同於「天下」,而「天下」是無限的。
不過即使是這樣,如漢朝、如唐朝,國界也是遙遠的事務,因為國界遠離都城,也遠離大家的關注,那時的邊界是真正的「極邊」,空前遙遠。
如盛唐時期,西北的國界線遠至中亞,東北的國界線也到達了遙遠的庫頁島。
不管是東北的國界還是西北的國界,與盛唐的政治中心長安都是相當的遙遠。
這樣的「極邊」,沒有清晰的劃分國界也是正常的,那時真正的「天下」,而非「國家」。
然而宋代的國界線就在家門口,蠻夷就在家門口。
無限的「天下」和有限的形成強烈的衝突,蠻夷(契丹、女真)的強勢存在,讓宋代無論是高居廟堂的君臣,還是遠在村野的百姓,都能深刻感受到那條國界線的威壓。
「夫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而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亘萬里,蓋天地所以限華戎,而絕內外也。……自飛狐以東,重關復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
宋人張洎的這番話道出了幽雲十六州丟失對中國的影響。
幽雲丟失,長城失去了作用,宋代的國界線從長城一帶向內壓縮推進,「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讓宋人寢食難安。
宋人為此構築了一個由眾多塘泊、林地構成的緩衝帶。在宋遼澶淵之盟後,國界基本穩定下來。
然而這樣的緩衝帶在漢唐邊境之上的「塞」、「堡」、「關」面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宋人仍時刻擔憂國界的安寧。
北宋名臣包拯就曾上書擔憂道:
「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為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徑平坦,絕無蔽障之所。」
就這樣的擔憂中,首都開封最終淪落,北方半壁江山丟失,國界線再度南移壓縮,變成了大散關淮河一線。
國界線的南移,更是讓宋人強烈感受到國界的概念,何況更夾雜著華夷觀念。
二、國界意識與宋人文化心理折射
漢唐廣闊的疆域,雖然很多國界是模糊不清的,但折射在漢人、唐人文化心理上時,漢唐人表現出無比的自信自豪和建功立業的渴望。
從漢到唐,唐人不但守住了漢代疆域,而且還大大開疆拓土,因此漢唐邊境上出現的一些地理名詞早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如陽關、玉門關,不單是華夷之間的界線,更是代表漢人、唐人建功立業、開拓進取的民族風骨,無數詩文對陽關、玉門關這類邊關的描寫往往都是帶有豪邁雄壯的一面。
這是邊關國界折射出的氣象。
漢唐的「極邊」折射出漢唐人空前絕後的文化心理。
然而宋代就在家門口的邊境,使得陽關、玉門關、漢塞等漢唐疆域文化滋養出的地理詞彙在宋人看來似乎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成了回憶。
因為這些地方早就變成了「胡地」、「胡天」了。
宋遼國界上,宋人最長提及也是感受最明顯的是白溝。
白溝又名拒馬河,是宋人去遼的必經之地。
宋代使者在筆記詩文中大量記載白溝,使其具有和陽關玉門關一樣的文化象徵意義,儘管其文化象徵意義沒有像陽關玉門關那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符號。
白溝是「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它無雄關矗立,無盛兵駐守,雖是邊關,卻渾無陽關玉門關那般氣勢。
宋人記載白溝,不是像看到陽關玉門關那樣像出關去建功立業,多是無盡的哀嘆,甚至是歌頌其帶來的和平景象。
出使過遼國的王安石留下一首《白溝行》: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馬常來射狐兔,漢兵不道傳烽燧。
萬里鋤耰接塞垣,幽燕桑葉暗川原。棘門灞上從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
范成大也有詩道:「一水涓流獨如帶,天應留作漢提封」,感嘆這樣的地方老天應該留給漢人。
這類詩詞無悲涼也無豪壯,宋人哪裡還有去邊關或者打出邊關去建功立業的志向和風骨了。
兩宋時期疆域的萎縮,邊界的壓縮,讓宋人深刻感受到國界的含義,更加華夷力量逆轉,使得國界與華夷界線都推進到宋人的家門口。
甚至是曾經的都城開封也淪為金人的「腹地」,「極邊」的概念不復存在。
對於壓縮後的邊界關山,甚至那些淪為胡手的險山要嶺,宋人只有無奈感傷。
在文化心理上,漢唐提及邊關時常見的建功立業、開拓進取等大氣昂揚的氣象也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