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住膩了城市的板樓，我突然開始喜歡民居，尤其是中國各地的古民居。比如徽式鄉村，蘇浙小鎮，麗江古城，版納竹樓，陝西窯洞，北京四合院，以及草原上的蒙古包。在我看來，如今最值得千里萬里去看的風景，只有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古民居。它們是活著的化石，儀態萬方，譜系各異，可以當古書讀，可以當方誌看。它們是一種在野的建築，沒有皇家宮殿那樣的奢華鋪張。它們是普通人的家，裡面包圍的是普通人的日子。經過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年年歲歲的屋接瓦替，它們的面孔已經被洗磨出青銅色的光芒，越發給人一種安詳之態，似乎就是在慫恿著我去投奔。我知道，這樣的古民居已所剩不多了，以後還會更加稀少，所以，每一次的看，我都感覺是一場愁腸百轉的告別。
我喜歡看古民居，可能與我的出身有關。我的老家在遼南鄉下，老家的房子是北方鄉村常見的那種農家小院，石砌的底座，青磚壘的牆面，窯泥鋪的平屋頂，木格子窗戶糊著白色的高麗紙。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它低矮而寬敞，秋天的陽光似乎全被它收到院子裡，把曬在院子裡的穀草和苞米穗照得金黃一片。進城之後，我再也沒住過那種有院落的房子，當然再也沒感受過老家院落里的那種明快和溫暖。也許是害怕在城市裡走失，我每年都要回鄉下住幾天，那座金黃色的農家小院，雖算不上古老，可它是我的祖屋，在我心裡，它仿佛是一盞風燈，總在提示我別忘了自己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
我喜歡看古民居，還因為現在的城市過於俗艷。這是一個大興土木的時代，街道兩旁幾乎所有的舊都被掘挖機碾碎推倒，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匆促而膚淺地把自己裝扮成新，於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彼此重複，相互模仿，越來越變得影像模糊，難以分辨。城市以為這樣做會讓居住在這裡的人對它更加依賴，實際上卻是對它更加懷疑。城市不但在大興土木的高潮中糟踐了自己，還帶壞了原本樸素寧靜的鄉村。如今的鄉村正在盲目地追隨城市，鄉村的天然和自在，已經被水泥鋼筋混凝土這種粗糙的工業符號一點一點地支解或修改。記得某年夏天，我坐在由紹興去寧波的火車上，鐵路兩側的原野就是聞名四方的江南水鄉，我卻不幸看見，古人用美學和詩意創造的粉牆黛瓦，居然被一片片金碧輝煌的大理石和琉璃瓦所替代，那種在天地間流傳了千百年的和諧，那種讓江南人享受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感，已經被撕扯得支離破碎。我就想，不用多久，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就將再也找不到蹤影了。
正因為如此，我去閩西看土樓的心情，既雀躍，也沉重，甚至還有一些恍忽。羅哩羅嗦，竟寫了這麼長的開頭。
其實，我沒去過閩西，但我很早就知道閩西土樓。它那神秘的造型，它那聚族而居的熱鬧，在我心裡始終是一個謎。我還知道，閩西最著名的土樓在永定。它地處閩西的西南，那兒是山嶺里的山嶺，偏僻里的偏僻。或許正是這種遙遠，這種深藏，讓它完好如初地保留到了現在吧？
記得，去永定的路十分難走，中午時分從龍巖出發，直走到太陽西下，我們才來到因土樓而著名的洪坑村。坑即是川，川即是水。洪坑果然坐落在一條狹長的山谷里，山谷的中間就是一條清流汩汩的河溪。那是能讓人一下子想起童年的流水。水上的橋，橋兩邊的岸，岸邊的柿子樹，以及在岸上錯落著排列的土樓，拼在一起就像一幅說不清年份的油畫。
最搶眼的當然是土樓。它們或圓或方，圓如巨倉，方如圍城。我第一眼看見它們的時候，既像從傳說中被一下子拉進了現實，又覺得時光在向後流轉，人恍如走在夢境裡。因為我出生在鄉村，我曾經走過許多地方，所以我對村莊的形態並不陌生。在我看來，村莊的屋舍應該是半掩在樹木的後面，應該是一家一戶的，星星散散的。可是洪坑村讓我看見了村莊的另一種圖景。你不能叫它們屋舍，它們是一幢幢各自獨立的土樓。雖然每一幢土樓都是一個龐然大物，可你又不能說這裡是紐約那樣的城市。我只能說，這麼多的土樓擁擠在一起，使它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村莊，更像是一個王國了。
我聽說，土樓的主人大多是客家人，土樓也許就是客家人先祖的傑作。土樓既是客家人所建，我便明白了它為什麼如此碩大，如此堅固。在這片尋常的山嶺里，土樓們的確顯得突兀而奇異，仿如天外來客。可以想見，當初它們來的時候，對這片山嶺曾是一種怎樣的侵犯，這種侵犯雖然讓它們落了地，生了根，它們卻自此就失去了安全。這片山嶺原本是土著者的家園，當中原漢人以客家人身份由北方逃亡到閩西，也把中原的居住文化夾在包裹裡帶到了閩西。因為他們是一群無家可歸的逃亡者，所以，土樓從建造那天開始，對外界就是一種防範和拒絕的態度，看似威風，看似有尊嚴，卻在不經意間透露了無奈和惶恐。土樓既是客家人的居室和家園，也是客家人的掩體和工事。在我一幢一幢地走近它們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就揣起了敬畏和小心。
那個下午，讓我慢慢鬆弛下來的是土樓門上的名字。每一幢土樓都有一個名字：福裕樓，來升樓，奎聚樓，承啟樓，振成樓…..每一個名字，似乎都把字本身的意義放大了好幾倍，因為它們被赫然地雕刻在樓的正門上方，就像樓主人的眼睛或表情。有的土樓在大門兩邊還配有一副楹聯，樓的名字就相當於眉批了。它們加在一起，把意思傳達得就更加明確了，既可以看見這一幢土樓的意志，也可以看見這一個大家族的操守。我就想，將這麼多人圍攏在一幢土樓里，讓這麼多人世世代代住在一幢土樓里，總需要一種力量來凝聚，來呵護，這個力量只有門上那幾個方塊漢字遠遠不夠，實際上是方塊漢字後面的東西在支撐著土樓。土樓里的人，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帶著那方塊漢字後面的氣息。漢字在城市已經被簡化了，在土樓仍然是繁體時代。
再大的土樓，也只有一個大門，出口卻不止兩三個。每幢樓高有三層或四層不等，樓壁都一律用生土夯築。朝外的樓窗位置越高，孔越大，越低，孔越小，最後小得就像堡壘的槍眼。這樣就越發顯得樓的外牆面積大而厚重，在視覺上格外地突出了泥土的形象。也許這就是它之所以叫土樓的緣由。土樓將泥土豎了起來，立體起來，土樓將泥土變成了一種更有質感的大自然。與我一起來看土樓的人大概在城市呆得太久了，冷丁看見這麼親切、這麼香熟的泥土，所有的人情緒立刻都變得瘋狂起來，大家站在土樓前照相留念的時候，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體融進土樓的泥牆裡。
土樓的樓頂大都用黑瓦覆蓋，式樣也是傳統的大屋檐，整個架勢帶有很濃的中原官家色彩。它們其實與四周環境並不和諧，應該感謝閩西山裡的泥土，正是這粘稠可人的泥土，讓土樓在這片山嶺里成為一種美麗的安插，成為民間建築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我看見過上個世紀80年代發行的那一套民居郵票，其中圓形土樓在那套郵票里被推為福建民居的代表。後來曾有一次洛杉磯國際建築模型展覽會，洪坑村振成樓的模型與北京雍和宮模型曾在會上並列展出，這個情景，讓在這座土樓里居住過的海外遊子們驚訝不已。
我在一本畫冊上得知，永定土樓的紅蓋頭是在20多年前的一天被揭開的，由此引來了畫家、攝影家、作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俗學家以及各方旅遊者，他們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裡，幸與不幸，都不由土樓分說了。誰叫土樓這麼深厚呢，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土樓身上翻找出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讓一向封閉而規矩的土樓，就這樣沒有了隱私，就這樣變成了研究者翻來覆去的話題，變成了鏡頭前風情萬種百用不厭的布景。閩西土樓，從此就再也無法隱藏。
我發現，走進閩西的山嶺，土樓，客家人，絕對是兩個無法繞開的詞語。以前在別處也曾聽過客家人的故事，可是在閩西再聽，感覺竟不一樣，說話者的語氣和表情，有一種說不出的蒼涼和愁悵。
與客家人相對的當然是土著。閩西的土著是畲族人，他們原本就人口稀少，閩西的山嶺似乎故意留著大片的空白，只等著客家人來充填。客家人的祖居地原本在中原，據記載，歷史上客家人曾有六次南遷，其中規模最大的南遷有三次。第一次南遷始於公元317年，正值西晉之末，因為發生五胡亂中原的大事件，陝西、河南的漢人紛紛離鄉南下，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南北朝時代；第二次南遷始於公元1127年，金先滅了遼，繼而與宋交戰，結果是女真人將徽、欽二帝擄北，中原的漢人與宋高宗一起倉皇南渡，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南北朝時代；第三次南遷始於1645年，明末清初，努爾哈赤的子孫先是入主北京，接著滿旗南下，於是就有了更多的客家人流離失所。客家人，其實就是一群背井離鄉的中原人。客家人南遷的腳步並不是一下子就走到了南方，而是一次戰亂，向南遷移一下，漸漸走遠。南遷的路上不知走失了多少人，誰能走到最後，誰就做了客家人。
在逃亡者的隊伍中，數量最多的當然是平民百姓。但是，因為每一次大的戰亂都是非常時期，每一次南遷都與改朝換代的政治變局有關，所以逃亡者中既有失去江山社稷的天子陛下，也有為了躲過株連而隱姓埋名的皇親國戚，還有為了保全名節和財產的達官顯宦，貴族富戶。那是一場又一場舉族的逃亡，逃亡者的行李里有金銀細軟，後來只剩下了破衣襤衫，再後來就是對中原對故鄉的記憶了。
我總覺得，土樓其實是客家人對記憶的一次復原。現存的土樓最早建於明代。明朝末年是客家人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南遷。曾有人說，土樓始作俑者不一定是客家人，土著的畲族人也修築過土樓。可是，洪坑村土樓的確讓我看見了中原文化的影子。那種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那種天圓地方的信仰，那種耕讀傳家的意識，那種君臣父子的儒家風範，都包藏在土樓的內院。一幢土樓，最多居然可以容納五百多個小家小戶，幾千口人。這是一支大族群，一個大集體，這些人因為來自同一個方向，擁有同一種命運，同一脈血緣，彼此間骨肉相連，息息相通。從外面看，樓是用夯土築成的，從裡面看，樓是用親情鑄成的。
在「振成樓」門口，坐著一位半拄著拐杖曬太陽的老奶奶。她那佝僂的姿態，茫然的眼神，讓土樓顯得更加古老和寧靜。在老奶奶身後，是幾個年輕的女人，她們坐在院子裡，每人擺一個攤賣旅遊工藝品，或推銷介紹振成樓的畫冊，也有的在做飯哄孩子。商業氣息，煙火氣息，混雜在一起。在樓內院居住的人並不多，大部分房間已經被劈為家庭旅館，由於已經過了旅遊旺季，甚至有一點冷清。一個女人往我手裡塞了張名片，上面寫著林姓樓主的名字，服務內容和價格，還有手機電話、包車旅遊一條龍之類。「振成樓」是圓樓，建於上個世紀初。村裡還有一座林姓土樓，叫「福裕樓」，那是祖上早年修建的一座方樓，也叫「五鳳樓」。林姓在洪坑村是大戶，民初黎元洪當總統期間，林姓曾出過一個四品官，「振成樓」大廳里至今還掛著黎元洪贈題的匾額，上題「里黨觀型」四字。當年，黎大總統贊林姓樓主是鄉里楷模。如今，「振成樓」在洪坑村仍然是一個楷模，唯有它開辦成對外營業的旅館，為洪坑村作了彩色的封面。
我在這裡第一次聽說，客家人有個習俗，小孩子出生的時候，要把臍帶埋在土樓里自家的門前，叫把根留住，叫不忘根本。所謂尋根，原本是指飄泊在外的客家人回到家門口找自己當年埋藏的臍帶，後來泛指客居海外的客家人回鄉認祖歸親。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經歷和出身，客家人不論走到哪裡，身後都纏著一根臍帶式的故鄉情結。然而，那根臍帶卻並沒影響客家人的腳步，他們從中原到南方，從南方到南洋，從南洋走向世界。只要有土地，就有客家人落地生根。在當今世界，客家人已經是一個固有名詞。在許多地方，客家人已經不再是客，而是反客為主，創造了太多的奇蹟，積蓄了太多的財富，獲得了太多的榮譽。可他們仍然稱自己是客家人。既是客家人，就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土樓里，他們一定還要再走出去。對於林氏子孫，洪坑村口的「振成樓」，在他們回來的時候是家，在他們遠走的時候，便是揣在心裡的精神行囊。
那天直到傍晚的時候，我們才從村裡出來。出村必路過「振成樓」，那個老奶奶仍在門口塑像般地坐著。她應該是土樓里的祖宗，她也是永遠住在土樓里的阿婆。因為許多年輕人已經從土樓里搬出去另蓋房子住了，那房子不是土樓下的蛋，而是現在時興的混凝土板樓。我明白年輕人為什麼要搬出去，住土樓受約束，要遵守許多規矩，還有土樓太封閉，太嘈雜，太沒有私人空間，而年輕人需要的是自由。所以，只有老奶奶可以像土樓一樣凝滯不動，像土樓一樣習慣於原有的格局，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很快就會讓土樓變成空殼，他們的孩子也將因為不在土樓里降生，而不會把臍帶埋在某一扇門前。真到了那一天，土樓院子裡所埋的那些根，也將和土樓一樣，只能在文字和圖片里展示自己的風情萬種了。
然而，我好像並不擔心客家人忘了回家，而是擔心那條通向洪坑村的水泥路修好以後，當參觀的人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大，那些出了汗的腳，那些肆意的笑，會不會震落土樓外牆上的泥土。那泥土要是越來越單薄了，土樓的樣子就改變了，以後的人還能像我這樣，看見這麼密集、這麼本色的土樓嗎？土樓是閩西的古民居，它們已經是閩西最後一塊文化地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