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學者戴錦華和王炎合著，集結兩人圍繞電影議題所做七次深度對談的《返歸未來》一書，雖然談論的是「銀幕上的歷史與社會」，其書名卻正好可以用來作為本屆上海書展的註解。
18日晚，2020年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落下帷幕。與往年不同，今年的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在疫情防控要求下，尋求更智能與人性化的辦展模式。除主會場與全國約150個分會場之外，主辦方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搭建網上平台，線上線下同步、圈內圈外共享的「未來書展模式」由此初步成型。
而從書展內容上看，「未來」誠可謂頻頻出現在各大新書分享會、讀者見面會上的關鍵詞，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因為疫情背景下，未來似乎多了一些不確定性，也就更有了談論和研究的必要。在與戴錦華所做的題為「回首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的對談中，王炎表示，《返歸未來》這本書可以說是全球化催生的產物，在過去幾年裡，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全球化必將順利推進的樂觀氛圍里，但通過這次疫情，包括後續越來越多的事情，我們都發現全球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我們不能因此以為，《返歸未來》這本書，或者我們過去乃至現在圍繞全球化話題展開的討論已然失效。因為，對歷史的敘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未來的勾勒，歷史是打開未來想像的鑰匙。借用王炎新書的書名《穿越時間的縱深》，我們亦可以「穿越」為期一周的上海書展，在回望和打量中「返歸未來」。
01. 返回歷史方式的多樣性，對應著歷史的複雜多元
當然，所謂「返歸未來」，首先在於「返歸歷史」。而返歸方式的多樣性，也對應著歷史的複雜和多元。
舉例而言，作為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唯一一次獲全勝的大規模進攻作戰，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作戰理當如戰史作家余戈所說為更多人所知。但長期由西方主導的「二戰」史敘事中，中國戰場始終處於被刻意貶低或忽略的地位；戰後美國和國民黨政府對滇緬戰場的軍事合作均採取「冷藏」態度等等原因使得這段歷史不為許多人所知。正因為此，余戈潛心十餘年，以「微觀戰史」的研究方法，先後完成並出版了「滇西抗戰三部曲」《1944：松山戰役筆記》《1944：騰衝之圍》《1944：龍陵會戰》，並在此次書展上集中亮相。余戈運用戰場「日記體」讓敘述按日推進，以有評論的說法，其描繪的精微程度稱之為「戰爭考古學」亦不為過。
「滇西抗戰三部曲」
與此相仿，作家海飛的小說寫作大多也是以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戰爭為背景，他的寫法自是不同。他於本次書展上推出的長篇新作《醒來》，講述了一名照相師為祖國和信仰而戰的故事。在與浙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王曉樂的對談中，他聲稱，很多時候，他寫小說和劇本都是概念先行的，如果說不出一個概念來，他根本就不會去動筆。「一部抓眼球的諜戰劇需要好的概念和故事架構」。
這並不意味著海飛的小說是對戰爭的圖解。事實上，海飛寫作向來追求細節飽滿，讓文字有畫面感。在他的諜戰小說中，「城市」向來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上海、杭州、重慶都是其作品中的重要地標。城市不僅是人物活動的背景，其本身也是小說的主角之一。《醒來》的故事起於大雪之夜的杭州，在孤島時期的上海達到高潮，海飛細緻地描繪了那個年代的城市風貌，那些重要的建築物、市民活動的場所，以及種種風土人情和物質生活細節……在這細膩的歷史復原中，那個特定年代裡的城市影像和各式人物呼之欲出。
《醒來》&《隔離帶》
同樣是寫上海，攜中短篇小說集《隔離帶》《和你一起讀卡佛》亮相書展的作家唐穎寫的是當代上海。唐穎素以擅長書寫都市文學而著稱，她的作品也被認為是了解當代上海的「必備指南」。在唐穎的小說創作中，城市書寫，乃至以多城為背景的書寫，既包含了她對城市文化的自覺建構，同時又融入了都市女性形象的書寫。作家金宇澄如是評價：「唐穎的寫作，試圖將城市不同角落的細節和人物性格、聲音乃至味道保存起來，就像給這片區域、這種生活蓋上一個玻璃罩子。如果沒有這種寫作，當時的交際言談、場景就很難復活了。」
這一評價也在某種程度上適合用來形容作家王松的長篇新作《煙火》。小說從天津老城的北門外一個叫「侯家後」的胡同開始。各色小人物，從拉車的夥計、做小買賣的和手藝人，到外國殖民者、買辦；從革命黨、地下黨，到漢奸、地痞流氓等等粉墨登場，在歷史風雲翻卷的背景下，天津的民俗、風俗亦如一幅長長的圖卷徐徐展開。在書展現場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王松這樣表達他對天津這座城市的熱愛。他說：「我在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隨著『穿越』回過去的一百多年，在北門外的侯家後一帶穿大街鑽胡同，和曾經的這些人一起生活，我漸漸發現，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城市，也喜歡瀰漫在這個城市街巷裡那種特有的煙火氣。」
學者陳平原熱愛的未必是北京這座城市的煙火氣，他熱愛的方式與程度非同尋常。身為嶺南人，他卻是最早呼籲建立「北京學」的學者，並在北大開設「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主持相關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北京讀本」，指導北京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碩士論文，遊走於書齋與社會關懷之間，以諸多實際行動為依託，試圖藉由想像和記憶的碎片來重構一個精神的古都。近期出版的《記憶北京》一書，就收錄了他關於北京的二十五篇文化隨筆。不止於此，在書展期間於上海圖書館舉行的相關講座上，他聲情並茂推介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包含八部分共117圖的《北京風俗圖譜》，也可以算是愛屋及烏的一個佐證了。
《記憶北京》&《中國書寫：紫禁城六百年》
如果說陳平原熱愛的是宏大的北京城，作家、紀錄片導演祝勇則獨愛宏大的紫禁城。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宮（紫禁城）已經走過六百年的風霜雨雪。在書展現場，他感嘆，紫禁城的宏大不僅使營造變得不可思議，連表達都是困難的。「這讓我心底生起來的那股言說衝動，每次都鎩羽而歸。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我的講述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在紫禁城面前，話語是那麼無力。」但作為一名故宮文化的研究者，祝勇畢竟為讀者獻上了《故宮六百年》，他採用以空間帶時間的寫作手法，建構了一座王朝政治意義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園林、字畫、藏書和工藝品之精華於一體的文化意義上的紫禁城。
祝勇最終選擇以空間帶時間的結構來呈現，也因為不想寫得過於沉重：「在故宮，絕大部分建築空間都容納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風雲，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飲，面對每一個建築空間，我也只能選取一個時間的片段——當然是我認為重要的片段，讓這些時間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這樣，當大家跟隨著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宮的主要區域，從神武門出來，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完成了對故宮六百年歷史的回望與重溫。」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回望與重溫的是，如今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普通民眾都知之甚少的，迄今已有兩千餘年歷史的中國古代天文曆法。他攜新書《西邊的太陽：秦始皇他爹的陽曆年》《天文與曆法》亮相書展，從一開始就謙稱，自己也是為給北大歷史系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的本科學生講課而自學了一點兒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知識，雖然他在新書里對商代曆法的推測和對二十四節氣早期起源階段一些重要環節的論述，但都是非常初步，也還非常不確定的探討。因為中國古代早期的曆法問題，由於數據太少，有些基本問題認識還很不清楚。
即便如此，他依然迎難而上，是因為與讀書做學問多強調方法相比，他更加強調知識的價值與作用的。「天文與曆法知識，在中國古代的總體知識構成中占有重要份額，更對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北宋中期以前，天文、曆法知識同社會政治生活的關係尤為深切。因此，若是完全不懂古代天文、曆法知識，學習與研究中國古代史，必然會有嚴重隔膜。其結果，輕了，是總隔著那麼一層，根本接觸不到實際；重了，還不知道順著這層隔膜滑到哪裡去了。」
書展現場
以辛德勇的觀察，在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研究的學術層面上，學者們的研究工作以及對相關知識的推廣工作，也存在一個值得注意的缺憾。這就是直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近代科學為標尺來構建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年表。「其缺陷，一是研究的內容缺乏與中國社會實際深切而又具體的聯繫，二是表述的形式大多沒有能從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出發，由內而外。」
歷史學者姜鳴所著《卻將談笑洗蒼涼》，雖非跨越長時間段的宏大敘事，卻稱得上是基於歷史事實的，由內而外展開的大敘事。在書展現場舉行的讀者見面會上，姜鳴就書里涉及的李鴻章、張佩綸與晚清政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做了闡釋。李鴻章是晚清重臣，洋務派代表；張佩綸是光緒年間的「清流」健將。然而在1880年之後，兩人開始接近，從交流官場信息、溝通上層關係，到籌劃鐵路、海軍等現代化建設，雙方各懷動機，逐漸構築起深厚而複雜的關係。張佩綸主張振興國力，需要得到疆吏之首李鴻章的支持；李鴻章也要在朝廷中埋設暗線，因而希望將張佩綸收入自己帳下。他們時而配合、時而齟齬，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運作一直延續到1884年「甲申易樞」。中法戰爭後，張佩綸被流放，李鴻章承擔了他的生活費用，還將愛女嫁給他，使張佩綸由「清流」變為「淮戚」，而張佩綸的孫女，正是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張愛玲……
今年，上海國際文學周也迎來了十周年的特別活動
02.
身處人間，寫人間的作家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式充滿魅力
如張愛玲這般文化名人的傳奇身世與人生經歷，總是能激發讀者的強烈興趣。評論家周立民在他於書展上首發的《星水微茫駝鈴遠》里，就為我們呈現了一批「巴金的朋友們」的肖像。本書以沈從文、卞之琳、李健吾、梁宗岱、方令孺、蕭乾等六位作家、學者的人生重要片斷、思想發展的軌跡為經，以他們和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之間的聯繫為緯，旁及巴金、鄭振鐸、沉櫻等的交遊和精神唱和，藉此觀照五四之後新文學作家的精神風貌以及他們與時代間的契合、摩擦與衝撞，反思一代文人所走過的道路，並以此為觀照，探尋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之路。
與沈從文有師徒淵源的汪曾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贏得越來越多讀者的熱愛，以至於如今很多孩子都成了「小汪迷」，也著實值得做一番探尋。在《汪曾祺別集》讀者見面會上，「別集」主編、汪曾祺長子汪朗把其中原因歸結為：一，汪曾祺的作品不端著，他不會擺著一副文人的架子高高在上的，而是給人家常的感覺；二是不裝，就是他知道多少東西，他就告訴我們多少東西，他和我們來共同認識這個世界，共同欣賞美好的事物，共同做平等的交流和探討。三是「蔫壞」。「他的文章好多地方是『使壞』的，但是他藏得比較深，我們讀他的東西讀到一定程度，發現他在那兒悄悄地犯壞，就會心一笑。我們慢慢地讀，一遍又一遍感受和體會，就發現他的東西比較耐讀。」
《汪曾祺別集》
顯而易見，汪曾祺即便是如汪朗所說在文章里『犯壞』，他也是透著誠實的。「別集」編委之一、學者楊早認為，年輕人之所以喜歡閱讀汪曾祺的作品，首先就在於他肯跟我們說老實話，願意跟我們分享他真實的世界。其次，汪曾祺是能夠把這個世界描繪得好玩的有趣的人。第三，汪曾祺的文字和他的生活，還能我們帶來了濃濃的詩意。「他總是時時提醒我們說，我們的生活不是我們看到的這麼灰暗、沮喪，或者是平庸，在這個生活裡面還有美，還有可愛的、美好的人性，還有希望在人間。」
從七歲開始就讀汪曾祺的作品，已與汪曾祺作品結緣30多年的編委李建新就喜歡汪曾祺作品裡的「人間味」。在他看來，汪曾祺是身處人間、寫人間的作家，熱愛生活的讀者定然會喜歡他作品裡這種人間味。編委之一、作家蘇北則把汪曾祺作品備受年輕群體中追捧歸結為「靈性」。他說：「所謂靈性，是汪曾祺面對同樣一個事物有自己的方式和眼光，他看到了我們沒看到的地方。閱讀汪曾祺的作品，翻到任何一頁，都能很快就讀進去。他的書、他的文字，可以反反覆復去讀，每一次讀就像第一次讀的狀態。」
究其實，汪曾祺作品讓人喜歡讀，首先是他寫出了好的漢語，其次歸結到一句話就是，他看世界的眼光和方式是充滿魅力的，讓我們感到舒服。作家孫甘露喜歡讀諾獎得主、波蘭作家托卡爾丘克的短篇小說集《衣櫃》，也因為他覺得那樣的寫作很有魅力。「她從具體的時空里抽離出來，但讀者會感到許多與現實息息相關，卻無法一一對應。」 簡言之，托卡爾丘克的作品有現實感，同時富於超現實色彩，體現在她作品裡的那種與現實若即若離的感覺，確實會讓人著迷。
張平《生死守護》
相比而言，如張平這般有志於書寫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與現實之間更應該說是存在著一種短兵相接的緊張關係。他的長篇新作《生死守護》從一項市政建設工程講起，把各種複雜的矛盾由暗地裡推到明面上，讓各方矛盾突如其來地空前激化。如評論家閻晶明所說，張平在他的書寫中直面現實中的矛盾鬥爭，在展現的過程中最終彰顯社會正義、良知。「但張平的作品不斷引起各種反響，獲得廣泛聲譽，僅靠『鮮明主題』是做不到的，在藝術上他的作品有許多可以稱道之處。」在他看來，《生死守護》就是一部特別能顯示張平在藝術上值得稱道之處的作品。「小說的故事性很強，由複雜線索構成，入口又很具體，在進入故事之後，把社會在政治文化各個層面的複雜性展現了出來。這種展現，不是貼標籤，也不是喊口號，而是通過充滿懸念的故事，生動立體地展現出來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好作品的題中應有之義。愛爾蘭「90後」作家薩莉·魯尼的長篇小說《正常人》展現了年輕人初入社會內心隱秘的情緒波動。在對於階層關係的微妙展現中，作家走走更為關注小說中對於階層、金錢、原生家庭、暴力等問題的深刻揭示，以及人遵從內心和本性去生活究竟有多難。即便如此，難能可貴的是如評論家孫孟晉所說，這部作品在處理男女情感的矛盾關係中展現了每個人身上向善的一面，而不是讓你頹廢或沉淪。「薩利·魯尼特別想去建立一種更有意義的、更特別的視角關係，這個關係其實基於一種平等。它超越了愛情，超越了性愛，這可能是薩莉·魯尼更想表達的一些東西。」
影響了雷蒙德·卡佛、安·比蒂、愛麗絲·門羅等後輩創作的美國作家約翰?契弗更想表達的或許是人類在精神層面上那種具有永恆意義的居無定所，那種漂泊、流散甚至流亡的狀態。他追尋這種狀態，在某種程度上也因為他就像作家趙松說的那樣「對深陷日常困境的那些焦灼心靈，有感同身受般的深刻體會」。這種深刻的矛盾性，也或許使得契弗沒能像塞林格、卡佛那樣受中國讀者關注。如此，自1980年《世界文學》發表《巨型收音機》《綠陰山強盜》等短篇小說後，雖然國內出版過他的短篇小說集，但一直到今年譯林出版社完整譯介出版首版於1978年，收錄其61部短篇小說的自選集《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我們才得以一窺契弗短篇創作的全貌。事實上，一旦我們深入閱讀契弗的作品，是很有可能「一見傾情」的。在被問到「你最喜歡的當代外國外國作家是誰」時，作家王蒙曾提到了約翰·契弗的名字。因為在他看來，契弗的小說寫得非常乾淨。「每個段落，每一句話，每個字都像是經過水洗過，清爽、利落、閃閃發光。」而契弗的特殊之處，還在於像本書譯者之一馮濤所說，一生掙扎於酒精與性愛之中的他一直對從未曾見過的國家充滿鄉愁，他一直渴望去往無法前往的地方。「或許人類天生就有這樣的嚮往，用契弗的話說，我們天生就有這樣的『遊牧血統』。但在他身上無疑表現得更為強烈。」
03.
對帶有終極性問題的思考和探討，將指引我們在摸索中前行
那些偏愛科學幻想的純文學作家，想來身上帶有更多「遊牧血統」的因子。他們熱衷於表達目前還不存在的事物，或是有可能無法抵達的遠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在寫於1980年代的小說《使女的故事》里，將故事設定在距小說寫作時間兩百多年以後。小說以幾名歷史學家的發現，讓一位僥倖逃出的，曾在基列國不幸淪為「使女」的女性，通過錄在磁帶里的聲音，向讀者講述之前發生的故事，其間夾雜著大量主人公對上世紀80年代生活的回憶與反思。在續作《證言》里，阿特伍德呈現了一個發展變化後的世界。《使女的故事》結局十五年後，基列國的統治從內部顯露出衰腐的跡象。在巨變將臨的關鍵時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運開始交錯，進而引發了顛覆性的後果。用作家毛尖的話說，某種意義上，這部小說是為《使女的故事》的讀者和觀眾量身定製。「在這層意義上，它很獨特。每個讀者都能通過它找到看《使女的故事》時留下的那些疑問的回答。阿特伍德用一本書的結構來答疑，幾乎是一種文本實驗。」
《證言》&《我這樣的機器》
英國作家麥克尤恩的長篇新作《我這樣的機器》，又何嘗不是一部答疑之作或實驗之作。其部分作品的中譯者黃昱寧透露說，作為一個對科技有著強烈興趣的文科生，麥克尤恩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了第一台個人電腦。而且他還曾經在演講的時候講到，他在本世紀初寫《贖罪》時就設定裡面有機器人。他沒法把這樣的設定進行下去，就把裡面的人物和情節提煉出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贖罪》。「直到十八年後，他才終於寫成了這部有關機器人的小說，可見這個問題在他腦子裡縈繞了多久。」雖然人工智慧到現在也還談不上高度發達，在麥克尤恩設定的那個1982年平行宇宙中的倫敦，卻不僅有我們很熟悉的過往，也有高度發達的人工智慧。就像作家小白說的那樣，把技術嵌套在過去的歷史節點的設計，在科幻小說里並不罕見，如蒸汽朋克的小說，可以用技術決定論來結構故事。「但麥克尤恩做這樣的設計，顯然帶有他對自己的反思，對人類社會的反思，他藉助於一個機器人的故事來表達他對歷史、倫理等方面的一些思考。」
事實上，很多具有前瞻性思考的科幻作品，即使不像麥克尤恩那樣設定現實、未來和過去的三重複調，也多少包含了這三重維度。回顧世界科幻小說的發展歷程，科學史研究學者江曉原表示，其歷史可分為兩個主要階段。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創作了《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海底兩萬里》等一批膾炙人口的科幻作品。在以他為代表的時代，科幻小說展現的大多是科學的美好。但1895年，威爾斯因小說《時間機器》一舉成名，隨後又發表了《莫洛博士島》《隱身人》《星際戰爭》等多部科幻小說。此後，這種帶有科技反思精神的小說就成了科幻創作的主流。在江曉原看來，正因為科幻小說作家具有前瞻性，他們更有可能做出反向思考，也因此，也往往是科幻作品集中揭示科學技術的負面價值。在書展現場舉行的「恐懼與憂慮：科幻國際潮流與四大母題」對談會上，他把世界科幻創作分解成四大母題，一是地球環境遭到破壞，在很多科幻小說和電影中，地球已經被人們廢棄，成了遙遠的傳說。二是關於基因工程的前景，基因歧視是一些科幻作品經常涉及的話題。三是人類與外星生命的糾纏。四是造物主和被創造物之間永恆的敵意，這在有關人工智慧的科學幻想中有生動體現。「這四大母題幾乎涵蓋當代絕大部分經典科幻作品。」
無論是科幻，還是科學，都會觸及人類的終極問題。在《人類的終極問題》著者袁越看來，人類來自哪裡？我們為什麼會變老？創造力究竟是怎麼來的？這三個問題觸及人類的根本，因為只有了解了人類的過去，才能看清我們的未來；只有了解了死亡的本質，才能弄清生命的意義；只有了解了創造力的來源，才能明白人類為何變成今天的樣子。他藉助專業的科學背景、大量的閱讀梳理、實地的採訪調查，把目前已知的這三個問題的最佳答案和推理過程呈現出來，並藉此傳達這樣的理念：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是同一群非洲居民的後代。地球生態系統里每一位成員的利益都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進化絕不只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互助才是進化的主旋律。而創造力，正是從這種萬物相連的信息共享機制中誕生的。而我們「返歸未來」，或許最終也是為了達成這樣的訴求。儘管前路漫漫，但對帶有終極性問題的思考和探討，將指引我們在摸索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