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電波》是人們熟悉的一部經典電影。凡是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為主人公李俠的英雄事跡所感動。在極其危險艱苦的條件下，李俠的機智、勇敢和堅毅，給後人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撥開歷史的迷霧，電影中的李俠的確有原型人物——他就是中共地下黨員、長期在秘密戰線從事通訊工作的李白。李白早期曾參加過秋收起義、紅軍長征，後因精通無線電通訊，被黨組織派到上海、浙江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7日，被國民黨特務殺害，英勇就義，年僅39歲。他用生命之光，踐行了自己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
「電台重於生命」
李白，湖南瀏陽人。原名李華初，後改名李朴，曾化名李霞、李靜安。1925年，他年僅15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成為紅四軍的一名戰士。1931年6月，在瑞金參加紅軍通信學校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畢業後，他調任紅五軍團紅十三軍無線電隊政委，從此與黨的無線電事業結下不解之緣。在任政委期間，他以紅軍紀律嚴格要求無線電隊的幹部戰士，使這支由國民黨起義軍改編而成的紅軍隊伍，成了一支屢建奇功的技術勁旅。在第四次反「圍剿」一次戰鬥中，當紅五軍團被敵人重兵圍困於楓山坡時，他冒著生命危險率領部隊奮力保護電台，並用電台及時將敵情報告給紅軍總部。紅一、三軍團的援軍迅速趕到，前線形勢發生逆轉，敵人被打得潰不成軍，四處逃竄。他因此受到總部的嘉獎。
紅軍長征開始後，李白任紅五軍團無線電分隊政委。當時，電台被譽為「千里眼」「順風耳」，是紅五軍團與紅軍總部聯絡的主要通訊工具。沒有了電台，部隊就會失去聯絡。在這種情況下，李白更加強調保護電台的重要性，提出「電台重於生命」的口號，並將這句話作為一生努力踐行的座右銘。為了保證電台聯絡暢通，每次行軍，他總是跑前跑後照顧部隊和電台。他有時組織無線電隊的戰士將發報機搬上懸崖，有時同戰士一起抬發電機。
為了保護電台，李白總是奮不顧身，沖在第一線。有一次，當部隊行軍至廣西的一個山村休息時，恰好碰到敵人在附近山頭用機槍掃射襲擾。由於擔心電台受損害，他先讓隊長周維帶領部隊和電台出村。而他卻跑到山腳下，帶領一部分紅軍戰士向敵人掃射。直到電台安全轉移到指定地點，他才撤離。聽說電台很安全，他把袖子一卷，又去修發電機了，一刻也不閒著。
雖然竭盡全力保護電台，但由於缺乏汽油和零件，在過草地時，電台還是出了問題，無法正常工作。李白和無線電隊的幹部戰士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聽說酒精可以代替汽油發電，他四處尋找，終於找到汽油的代用品——酒，使發電機得以開動發電。當乾電池沒電時，他又和幾個戰士一起實驗，在乾電池上釘幾個眼，泡在鹽水裡，可以使乾電池繼續使用一個小時左右。有一次，發報機上有一個真空管失效了，正好有一封緊急電報亟待發出，幾個報務員急得團團轉。李白反覆實驗，拔了收報機上的一個真空管，插在發報機上，才把緊急電報及時發出。
在保證電台安全的同時，李白還十分關心戰友的安危。當時，紅五軍團無線電分隊有100多人，其中有七八十人抬著各種機器和物資，包括發報機、發電機、內燃機、蓄電瓶和汽油等。除了長途跋涉的行軍之外，部隊還要利用休息的間隙架線、整理機器、收發電報。有時電報還沒有發完，部隊又要行動，不得片刻休息。李白與戰士們一樣堅持徒步行軍。上級給了他一匹馬，他從來不騎，主要用來馱機器或給病號騎。為了減輕戰士們的負擔，他經常抬機器，以替換疲勞的戰士。收發電報時，他同報務員一樣，輪流值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會師後不久，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行動。紅五軍團擔負左路軍前衛任務。李白及其領導的無線電隊也隨左路軍行動。有一次，紅軍行軍至四川蘆山，他勞累病倒，連日高燒，渾身乏力，戰士們要送他去治療，他堅決不同意，說：「我離不開電台，也離不開你們。特別是現在，我更一步也離不開呵！革命這些年了，什麼苦我都能吃，這點病又算得了什麼呢？」
儘管險情不斷，歷經曲折，但由於李白十分注意保護電台，視電台重於生命，並且他能夠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共渡難關，他領導的無線電隊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務，在長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的成績也得到黨中央的肯定。紅軍到達陝北後，他任紅四軍電台台長。
奮戰在凌晨時分
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敵我形勢錯綜複雜。為了詳細了解敵情，黨中央決定派李白前往上海從事黨的秘密通訊工作。1937年10月，李白到達上海，開始長期的潛伏工作。其間，為了掩護身份，他化名李霞。由於當時身處租界鬧區，並且電台收發報時，有燈光和電鍵的聲音，電波感應甚至會導致附近居民的電燈忽明忽暗。為了減輕對周邊的影響，避免被敵人發現，黨組織派精通無線電通訊的地下黨員塗作潮對電台進行改造，將發報機的功率由原來的75瓦降低到30瓦。在這種情況下，要將情報從上海傳遞到遙遠的延安，談何容易。為了解決這一困難，他們經過反覆實驗，發現只有在深夜零點時分，夜深人靜的時候，收發電報效果最好。這樣既可以避免房外嘈雜的聲音，也不容易被發現。鑒於此，為了安全地將情報發給延安，李白通常都會選擇在凌晨零點至四點這一時間段發報。發報前，他會把25瓦的燈泡換成5瓦的燈泡，並用一塊黑布包在燈泡外面遮住光線。然後，用一個小紙片貼在電鍵接觸點上，減輕電鍵聲。而延安方面的電台也按照這一規律，在午夜時分靜候。零點一到，李白向延安發出信號。延安方面的電台在收到信號後，也會發來呼號進行回應。這樣一來，上海和延安之間就架起了一座「空中橋樑」。
為了保證「空中橋樑」暢通，延安黨中央電台還專門派人負責同上海電台聯絡。時任黨中央電台2分隊報務主任的袁以輝，主要負責同李白聯絡。他說：「那時，我每天盼望零點快點到來。因為零點一到是我同上海李白同志通信的時間。當我戴上耳機一聽，好啊！準時地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了微弱的信號。對方呼叫後，問我電台有報沒有，情況怎樣，要求回答。我聚精會神地接收那微弱的信號，眼睛緊盯著抄報紙，迅速地錄著。我們一投入工作，就很緊張，常常是時間過了多久了，都不清楚，外面發生什麼情況也不知道。當我收完電報一看，已經通報好幾個小時了。」由於電報比較多，有時收發報會延長到黎明。考慮到李白在上海是秘密收發報，門窗關閉，分不出白天黑夜，因此，袁以輝在發報結束時，經常會說：「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見！」然後，李白也回答：「再見！」他們通過這種緊張的工作，保證了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橋樑」暢通無阻。
1939年，為了避免引起敵人懷疑，上海黨組織讓李白與中共黨員、綢廠青年女工裘慧英假扮夫妻，共同擔負保護電台和發報任務。李白和裘慧英配合十分默契。每天凌晨零點到四點期間，當李白聚精會神地向延安發報時，裘慧英總是警惕地注意著周圍的情況。一有異常情況，就立即中斷髮報。有時，他們還假借一起散步的名義，將一些情報送到附近交通站。在共同的戰鬥和生活中，兩人彼此愛慕，產生了純潔的愛情，1940年經過黨組織同意，他們結為真正的夫妻。在他們共同的守護下，黨在上海的電台將許多情報源源不斷地發報給延安。
在這期間，為掩護身份，黨組織在上海威海衛路338號開設了一家福聲無線電公司，塗作潮當「老闆」，李白當「帳房先生」。白天他們對外營業，負責維修收音機。晚上，李白抽時間向塗作潮學習電台的組裝和修理。一到凌晨時分，繼續堅持用電台與延安通報。裘慧英在旁邊望風。經過不斷摸索和學習，李白的無線電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他不僅能夠在電波微弱的情況下嫻熟地收發報，還能夠熟練地組裝和修理電台。
與敵鬥智鬥勇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為了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及時告知廣大民眾，延安黨中央電台不斷呼叫各地電台，告訴他們黨中央有重要電報，請他們抄收。敵人已經掌握了延安和上海的通報時間是在凌晨零點到四點之間這個規律，就在這一時間段採取集中干擾措施，所以上海電台一時無法收到延安的呼叫，形勢十分緊急。在這種情況下，延安黨中央電台決定在零點時刻暫時關閉電台，採取無線電靜默措施，以躲開敵人的干擾。等到敵人疲憊難忍、失去耐心時，再突然打開電台進行發報。負責發報的袁以輝回憶說：「當時針指向兩點時，我就向上海電台呼叫，不等他回答，就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和黨中央的指示，連續發了兩遍。凌晨五點鐘，我又連續發了兩遍。發完後，我集中精力等待回答。」對於延安這種特殊的處置方式，李白髮覺情況異常，但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他靜下心來，全神貫注地盯著電台，隨時等待延安的消息。等收到延安發來關於皖南事變的消息和黨中央的指示之後，為了確保電台安全，他用比平時還微弱的電波進行了回答。由於能夠隨機應變，李白及時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和黨中央的指示傳遞給上海黨組織。這對於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發揮了重要作用，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暫時表面上停止反共。
1942年，為了加強對上海的控制，日偽加緊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形勢日趨嚴峻。為了保護電台安全，李白又降低了電台的功率。即便如此，他的電台位置仍然被日軍的無線電雷達測向儀測了出來。為了擺脫敵人追蹤，李白除了不斷更換住處之外，還與敵人鬥智鬥勇，不斷周旋。
有一天凌晨兩點左右，敵人突然到鄰居家「查戶口」。在旁邊放哨的裘慧英緊急通知了正在發報的李白。李白立即把發報機收拾起來，往門外走。待敵人到李白家「查戶口」時，李白已經離開家。敵人在李白家搜查一遍，什麼也沒發現。敵人不甘心，就在附近安排密探進行監視。天亮後，李白提著一個箱子回到家中。附近的暗探以為李白提的是電台，立刻衝上去檢查。這讓裘慧英也很擔心。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了兩部收音機。暗探查找一番，沒發現什麼可疑之處，才最終離開。
類似的危險，曾發生過好幾次，都被李白機智地化解。但是，隨著敵人變本加厲地追蹤和抓捕，李白最終還是沒能躲過危險。
1942年，在中秋節前的夜晚，當李白正在閣樓緊張發報時，突然有一群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和特務向他的住處衝來。裘慧英趕快跑到閣樓，告訴李白：「敵人來了，趕快收起電台。」見到情況危急，李白迅速發完電報，並向延安電台發了多遍「再見」，表示告別。對於這次不同尋常的「告別」，袁以輝在幾十年後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如在眼前。他說：「零點到後不久，我正集中精力抄收上海電台發來的電報時，李白同志突然中途停發，向我拍來『PSEQRX』（英語縮語，意即：我這裡有情況，請你等等）……過了十多分鐘，李白同志繼續向我發報，發完後，連續來『PSEGB』（再見），拍了七八次，最後一聲拖得特別長。李白同志中途停發時，我的心情就很緊張。此刻，他那聲聲『再見』，像把錘子一下比一下更重地敲在我繃緊的心弦上。」
當時情況確實十分危急。李白髮完電報後，迅速將發報機拆散藏在一塊活動的地板下的空格中。然後，把用於收報的收音機內的兩個線圈拔掉，放歸原處。剛剛收拾好，敵人就衝進房間，四處亂搜。當他們看到收音機時，拿起來仔細檢查了好多遍，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又放回去。這個收音機是李白專門改裝的一部特殊收報機，危急時刻，拔掉其中的兩個線圈，就同一般的收音機沒什麼區別。不巧的是，在搜查過程中，一個日本兵正好踩在那塊活動的地板上。只聽見「咔嚓」一聲，地板斷了，發報機零件露了出來。看到這些發報機零件，敵人如獲至寶，不由分說，立刻將李白和裘慧英捆綁起來，押上汽車，帶到日本憲兵隊，分別關押在兩個牢房裡。
在牢房裡，敵人對李白和裘慧英用盡各種酷刑，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李白堅稱，自己用電台是為幫朋友了解商業行情的，地板下所發現的電台是「私人商業電台」。由於敵人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個電台有其他用途，一個月後，裘慧英被釋放，李白則被轉到了76號汪偽特工總部。在76號魔窟，李白仍然堅稱所用電台是私人商業電台，於是該案成了「無頭案」。後來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李白得以保釋。經過監獄酷刑的折磨，他身體十分虛弱，臉色蒼白，然而戰鬥意志絲毫沒有削弱。他對妻子說：「敵人打斷了我的筋骨，但是沒有摧殘我的意志。想到敵人對我，對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的殘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責任。」
1944年秋，隨著身體日漸恢復，李白根據黨組織安排，化名李靜安，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公開身份，在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等地活動。其間，他利用國民黨的電台向延安發送了大量情報，為我黨在戰略反攻階段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犧牲在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刻
抗日戰爭勝利後，按照黨組織的要求，李白和裘慧英秘密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潛伏工作。為了掩護身份，他白天到國民黨善後總署救濟復興島漁業管理處修理漁船電器設備，晚上則在深夜與黨中央進行通報聯絡。為了防止被敵人偵測到電台位置，他幾經摸索，甚至將電台功率降到7瓦進行收發報。同時，他不斷更換住所。1947年上半年，李白夫婦搬到虹口區黃渡路107弄15號三樓。中間的小閣樓，就是李白的工作間。
三大戰役期間，特別是淮海戰役期間，李白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緊張忙碌。他曾將一封封標有「十萬火急」「萬萬火急」的情報發往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電台，為黨中央和前線指揮員制定作戰計劃提供了有效幫助。其中，包括國民黨海陸軍的部署、長江南岸的布防計劃等絕密文件。1948年12月30日凌晨，當李白正在發報時，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第二大隊突然包圍了李白的住所，開始挨戶搜查。看到敵人來勢洶洶，裘慧英催促李白趕快收拾電台。李白迅速發完電報，並連發了三個「V」字緊急信號。當時，蘇采青正在中共中央社會部電台工作，專門負責聯絡上海的電台。對於同李白的最後一次通報，她終生難忘。她說：「那是1948年深冬的一個夜晚，我與對方聯絡不久就遇到異常情況。先是對方發報給我時出現時斷時續的情況（估計是敵特採取分區停電的辦法搜索電台），然後用比平時更快的速度把電報發過來。緊接著，對方連續發了三個『V』字的摩爾斯電碼：嘀嘀嘀嗒、嘀嘀嘀嗒、嘀嘀嘀嗒。按秘密約定，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處於危急險境！再往下便音訊全無，連平時彼此的習慣語『GB』（英語縮略語『再見』之意）也沒有來得及拍發。」因保密原因，蘇采青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與她通報聯絡的就是李白，也不知道對方出現了什麼危急情況。而實際上，李白在這次發完報之後就被捕了。
被捕後，李白受盡敵人的酷刑折磨。他毫不畏懼，心情平靜。他深知革命即將勝利，敵人必然失敗。1949年4月22日，他給自己的妻子裘慧英寫了最後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備部解來南市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寄（羈）押。這裡房間空氣比警備部看守所好，但離家路遠，接見比以前要困難。你若來看我，要和舅母一同來，坐車時好照顧小孩。聽說這裡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時，下午三至四時可以送東西，因路遠來時請買些咸蘿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壞的東西。帶點現鈔給我，以便用時便利。炒米粉亦請帶些來，此外肥皂一塊、熱水並（瓶）一隻。我在這裡一切自知保重，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並好好撫養小孩為盼，祝好！靜安字，四月二十二晚（看守所是由蓬萊警察局大門進來）。」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得出李白內心的淡定、堅毅，以及他對妻子、小孩的牽掛和關心。
5月7日，裘慧英帶著孩子來探望李白。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李白對妻子說：「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對個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視。」「今後我回來當然最好，萬一不能回來，你們和全國人民一樣，能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後，他戀戀不捨地對自己的孩子說：「乖孩子，爸爸以後會來抱你的。」當天夜裡，國民黨特務機關按照蔣介石「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批令，將李白等人殘忍殺害。這個時候，距離5月27日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李白渴望光明、期盼解放，當勝利即將來臨時，他卻光榮地犧牲了。他用「嘀嗒，嘀嗒」的發報聲奏響了新中國成立的樂章，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為了紀念李白對中國革命勝利作出的貢獻，王苹導演以李白的事跡為基礎創作了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2009年9月，李白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