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酒吧（2002年）攝影/安娜伊思·馬田
張瑋瑋在北京霍營家中（2004年）攝影/安娜伊思·馬田
《流浪之歌》排練中，（左起）郭龍、小河、萬曉利、安娜、張瑋瑋
（上接10版）
我們的脈絡
其實可以往身後伸很遠
張瑋瑋：我和郭龍，我們倆都參加過新疆的樂隊。我們差不多是中國獨立音樂圈裡對哈薩克人的音樂了解最深的。包括歌詞，你要知道哈薩克音樂，它民歌那個敘事，那真是一個寶藏。
我覺得我們的脈絡其實可以往身後伸很遠，遠到四五百年前。我們以前有個樂隊叫IZ，馬木爾唱的一首歌是500年前哈薩克人的，我倆最喜歡的那個《撒馬爾汗山》。那是二戰時候，蘇聯人把好多哈薩克人組了一個軍隊，一個哈薩克士兵在前線想起他家的一座山，寫了這首歌。對我們來說民謠就是這個東西，它的來源，它呈現的東西，是真正和廣袤大地、和人的關係要更近一些。
郭龍：哈薩克唱歌的人叫阿肯，直接翻譯過來，首先是「詩人」而不是「歌手」。游吟詩人，所以它文學性、敘事性特彆強，他只是用音樂來襯托他那個東西，他並不是現在意義上的音樂工作者。
張瑋瑋：阿肯還有一個翻譯是「傳遞信息的人」。因為古代在草原上，牧民沒有報紙、電台這些東西，你怎麼把新聞信息傳遞過去，是靠這些人。這些人他是流浪的，他靠這個來生活。他們會唱歌，會彈琴，唱的都是固定的、各個部落大家通用的一些曲調。他從這個部落去下一個部落的，下一個部落很自然地就問那個部落現在怎麼樣，我的哥哥在那兒，我姐姐嫁到那兒了。
他就用他的手法，用這些曲牌，用他處理文字的能力，把那個部落的事情傳遞給這個部落。用彈唱的方式，因為你光坐在那兒說沒意思，你一唱出來就不一樣了。到現在阿肯還在哈薩克人的世界裡存在，每年還有阿肯大會。
回族人有花兒大會，你誇一個姑娘，你要把她唱到最好，用詞用到最好。我們小時候特別喜歡的一個花兒歌子，說「姑娘你可以，穿了個健美褲，褲子上還繡了一個OK」。這一句歌詞一下子把上世紀90年代初某個回族女人的形象給定義了。它的詩意不是文字的詩意，它是情境的一個更深的詩意，這才是民謠該追求的東西。
阿肯那個世界就廣袤得無邊，因為語言不通，咱們沒法完全了解到，歌詞瑪木爾也翻譯不了。它本來是一個充滿大地的力量，人生特別大的一個東西，但是是用最直白的話來描述的。你想想它如果變成「民謠與詩」「詩和遠方」，有點可惜。
它被符號化了，被城市的青年定義成了逃離城市生活的一個小小的東西。當你懷有這個東西，路過地下通道看見一個賣花老頭的時候，你產生不了任何感情。因為賣花的老頭、地下通道和這個城市一樣，是你要逃離的東西。你真正希望的是「詩和遠方」。
但如果你是按照民謠的角度，當你站在地下通道看著這個賣花老頭的時候，整個世界就在你的面前，最大的悲憫、最大的感動、最大的美就在那一刻。我覺得這才是我理解民謠應該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一直沒做好。
停下來就是為了
把身上的壓力都卸掉
北青報：正想問呢，您怎麼不跟「野孩子」在一起了？
張瑋瑋：我離開已經一年八個月了。主要是自己的狀態需要調整。
北青報：您說過「野孩子就是兩個字——排練」。
張瑋瑋：做音樂的人，每天去練習樂器、練習嗓子是應該的。就像唱京劇的人，每天早上他都要練那些動作、吊嗓子什麼的，其實一樣。我們每天下午排練，二點半到六點結束，中間還休息半個小時，每天其實就排三個小時。這對於一個工作來說很輕鬆啊。
搞藝術的人總是給人感覺很散漫，稍微有一個正常工作的感覺，別人就老說你們怎麼這麼勤奮。你看每一個人都是大清早工作到晚上，我們沒有幹什麼，我們過程其實挺舒服的。
北青報：就是說不是因為訓練太枯燥了？我就說嘛，看紀錄片里你對排練還挺享受的。
張瑋瑋：你每天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和大家在一起，其實還挺好。我離開主要是自己的問題，這些年創作有點瓶頸了，就想自己得改變一下。
最主要原因是連著好多年了，嗓子嚴重的吃不消。我從19歲開始工作，進這行開始唱歌，一直到前年我42歲，20多年從來沒有停過。到最後一演出一唱歌嗓子就疼，前年一查是聲帶黏膜脫落。然後它也沒有辦法，也不可逆轉，只能節約用了。
北青報：那休息這一年多，主要就是寫作和創作音樂嗎？
張瑋瑋：我一直拉手風琴，可這一年半我手風琴一下都沒有碰過。本來想著好好寫東西，做公號。結果一開始寫，發現又還是一個模式，就會有人提醒你公號要定期更新。
北青報：要經營它。
張瑋瑋：對，不然就沒有人看。過了一個多月我就覺得又是一個壓力。我停下來就是為了把身上的壓力都卸掉，所以我就公號也不更了。但是我一直在寫。
北青報：您寫得很好。
郭龍：別當作業寫，有了就寫。
張瑋瑋：我一定要從工作那個狀態中出來。就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年，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不論是樂隊還是個人，大家都開始把經營自己變成一個更重要的事情了。不是說不能經營，而是它變成了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有公司或者有什麼，這個肯定沒問題，有一幫人在做這些事情。而我們其實都是個人的，一旦心思變得比重偏到這上面，就好奇怪。這幾年我們不知不覺進到這個東西裡面。因為所有人都進到這裡面了，然後你也覺得它是對的，應該這樣子。
本來我們都是一個人演出，或者兩三個人，朋友在一起。現在全都開始團隊化，燈光、音響、VJ，樂隊一定要是大編制，鼓、貝斯、吉他什麼的，因為有了音樂節對你的需求。這幾年，對於我們這些獨立音樂人來說變化特別大。一個是內部的變化，還有外部的變化。
我不能被動地
一直跟著世界運轉
張瑋瑋：創作遇到瓶頸有好多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年紀到了一定階段，過去熟悉的那套東西，你已經用過的手法、表達方式，都已經厭倦了。所以怎麼寫歌都覺得不好聽。不是歌不好聽的，是那套東西厭倦了——寫詞的方式，用的和聲，用的所有的這些。
再有一個就是人、事給人帶來的那些紛擾。好多時候人是在應付事兒和應付人。人和人的關係變了，不像以前那麼單純，大家好好唱歌就行了。就開始有好多麻煩的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好好想過，它到底符不符合我們自己的需求？我們在這樣的時代裡面該何去何從？其實我們沒有時間，並沒有仔細想。然後有時候是有點被動，不是你在帶著一個事兒走，而是事兒在帶著你走。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的選擇，我要儘可能把該摘掉的東西都摘掉，不論是人的關係還是事的關係。我要把我自己給摘到一個相對早期一點的狀態。然後這樣我能自己想一想，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不能被動地一直跟著世界運轉。
北青報：很好，很好。
張瑋瑋：是吧？我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但是我有能力改變我自己。我只有這一個能力，所以我必須把這個能力拿回來。這一年半我就是在幹這個事。現在基本干成了，所以我現在很開心。
北青報：那就好，我怕您又抑鬱了。
張瑋瑋：沒有。前年有點抑鬱，很抑鬱，站在台上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那麼熱愛音樂，從小小年紀就在做的，到最後我站在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幹什麼，然後有時候跑神。但是台上的演出經驗什麼的又很豐富，跑神別人看不出來。底下的孩子在鼓掌，用我們當年小時候看我們喜歡的人演出的那種眼神看著我們。然後你就會覺得特別羞愧，你覺得你騙了別人，那個特別難受。
我前年就是停下所有的演出，我就給自己一個任務——如果再站到台上演出，一定要自己是釋放的，不是在完成工作。如果是完成工作的那種，就不要在台上站著，不要在這上面丟自己的臉了。不要欺騙別人，不要騙自己。
北青報：那明天晚上的演出，算是您這一年半之後重新又站上舞台嗎？
張瑋瑋：重新站上舞台是上周。上周我們在上海，三天。
北青報：我看到有人公號寫了，標題是「中年民謠男歌手們：童謠，民謠，以及修補生活」。
張瑋瑋：那是這一年半第一次正式演出。是我跟小河的一個計劃。我唱了自己的三首歌——新寫的兩首，還有《米店》。翻唱了一首小時候的兒歌《小白船》。然後跟大家合唱了兩首歌。又給小河他們「尋謠」樂隊的一些歌當了伴奏樂手。特別好。
三天特別累，每天早上九點就得到劇場，它全是當天的演出當天完成，流程特別複雜。因為是好多人拼場，最後還要大家一起唱，還要排練。但那三天一直沉浸在一種舞台的美妙中。
完全沒有任何預期
突然那兩個夏天就來了
北青報：你們和小河、萬曉利、安娜五個人這個「河」樂隊2018年就成立了，這兩年之間沒有演出也不排練嗎？
張瑋瑋：如果沒有這個戲，「河」是一個全世界最輕鬆的樂隊。因為這些歌都是我們特別熟悉的，是我們年輕時各自的歌，或者以前大家都喜歡的一些歌。所以唱這些歌、演這些歌不需要去排練，排練反而會讓它下降。
因為它更像是民歌的那種表達方式，開心了，它就是開心的樣子；喝完酒，它就是喝完酒的樣子；下午喝茶，它就是喝茶的樣子。只是這回要變成一個劇，舞台需要很確定，所以我們排練了一個月。
郭龍：我們這個樂隊，它不是以事業為導向的，它是以情感為導向的。我們在一起就是為了這幾個人在一起開心，那份關係，大家一起做事特好玩。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把「河」樂隊做成什麼什麼……
張瑋瑋：郭龍說得對。包括這個劇，別人我不知道，至少對小河、曉利、安娜、郭龍我們五個人而言，它不是我們事業的一部分。我對這個東西沒有事業上那種功利心，或者是任何那種企圖。
北青報：那就算是個青春紀念品？
張瑋瑋：不是，是我們友誼的一個延續。這一輩子你不可能再重來一個20年。今年是2020年，到2022年我們和安娜、小河、曉利，我們認識就20年了。
現在40多歲，你現在認識的朋友，沒法像20多歲時那麼完全沒有任何障礙地，互相把自己所有的優點缺點暴露出來，並且還互相接納。現在交朋友也不會再往那麼深地走。
北青報：昨天彩排時安娜也提到了，她說「離這兒不遠的，當年的那個小酒吧」。幫我回憶一下你們當年在「河」酒吧的時光吧。
郭龍：火熱而混亂的青春。
張瑋瑋：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沒有經過任何設計，在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預期的情況下，突然那兩個夏天就來了。其實很短，2001年、2002年。2001年我們在「河」酒吧待著，安娜就進來。不光安娜，一堆人。小小的一個酒吧，當時開它完全是因為那會兒在北京做樂隊太難了。現在的樂隊太好過了。那會兒是完全沒有演出機會，獨立音樂對於那會兒的中國是不存在的一個東西。
那個酒吧當時只有10個平方，開那個酒吧就是為了賣點酒、掙點錢養活樂隊。完全沒有給它任何預期，結果它在那兩年裡面，最後發展成了一個當時北京文藝青年的聚集地。
它是碰巧變成了一個這樣的地方，因為當時沒有這麼一個地方。最早只是因為「野孩子」樂隊的人是蘭州人，當時我們出來到北京，身上帶著那個濃濃的地方氣息，就是招待朋友。今天你進了這個門，那怎麼樣我也得讓這個地方熱氣騰騰的，讓你感覺到那個氛圍。而且自己也喜歡那種，到晚上就想跟朋友說話、玩、開心。
不毛之地，已高樓林立
昨日如夢，似流星划過
北青報：我被朋友帶著去過一次，一直想知道它是在現在三里屯南街的哪個地方？
張瑋瑋：就是現在的朝陽SOHO。SOHO中間不是一個廣場嗎，旁邊有好多飯館、各種店，就在欄杆邊上。
7月份正好有朋友叫我們去那兒吃飯，喝大了，半夜三點鐘我們就一直找。那個天橋還在，我們就順著那個天橋定了個位，拍了一張照片。周圍已經完全跟當年沒有任何關係了，我們在那兒站著，集體念了一個朋友（石頭樂隊）的歌詞：「不毛之地，已高樓林立。昨日如夢，似流星划過。」
當年那兒都是破破的家屬樓，然後有樹、修車的自行車攤，然後小飯館，飯館裡面的菜都又難吃又便宜。
郭龍：在那兒經常吃一夜。往往這種，你當時身在其中是根本不知道的，覺得很自然地天天那樣玩。等突然「哐」結束了，再過一陣子回頭看，哦，原來那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張瑋瑋：可能它好就好在你是不自知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它是在那樣一個很特殊的時期，大家都沒有什麼可玩的東西，大家都比較地下的那種狀態，無名無利。所以碰到一起很輕鬆，誰對誰都沒有要求，僅僅是為了開心而已。唱歌就是唱歌而已，沒有任何表演，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都年輕，荷爾蒙旺盛，每一個人都急著表達自己。又亂又炸，又對未來充滿了希望。碰到一起就是一個特別熱烈。
其實只有兩年，就兩個夏天。感覺短暫而璀璨，就像「砰」三里屯上空放了一個大煙花。我們都是那煙花裡面一顆小火藥苗，「咚」一炸，就過去了。
北青報：你們說的讓我很感動。我得承認，我最早對《流浪之歌》這個劇是低估了，我甚至想它就像你們捧著安娜玩的一個堂會一樣。現在我了解了你們之間的感情和當年共度的時間，安娜當年拍的那些照片，其實是你們青春的見證。
張瑋瑋：其實我們也沒有說一下就相信這個戲了。我現在是在，我要把它給提煉出來，我要相信它。相信它就是要用我的感情，用我的期望，用我的嚮往去美化它。我要從裡面找出東西，然後來說服自己。只有說服自己了，我才能站在台上，才能說服別人。
采寫/本報記者 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