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外地非遺在京傳承傳播」——這是《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實施方案》中特別亮眼的一條。方案說，要充分發揮首都全國文化中心的凝聚薈萃、輻射帶動、創新引領、傳播交流和服務保障的重要功能，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其他地區省級以上非遺代表性項目在京開展保護傳承工作，根據取得的效果及影響力，可以按照規定享受相關政策。
這無疑是向致力於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傳統藝術的人們打開了一扇通往首都的門。從古到今，首都都是國家的文化中心，是多種文化的匯聚、交流、融合之地，是文化生產和消費的繁盛之地。唐代的長安，是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集中薈萃之地，是「盛唐氣象」的集中體現；宋代的東京，市民文化興起，說唱、雜耍等多種技藝在勾欄瓦舍中競相發展，其間產生的「化學反應」影響深遠。
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民間文學、傳統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等多種類別。這些不同類別的淵源、形態各有不同，其傳承發展的路徑也不相同，不可一言而概之。作為一個傳統戲劇人，看到方案我感到振奮，同時也在思考一個問題，以傳統戲劇為例，想在異地傳承發展，如何能夠找到合適的定位與坐標？
在傳統戲劇發展的歷史上，不乏異地傳承發展的先例。如清代中葉開始，當時的北京劇壇風起雲湧、聲腔林立，上至王公貴胄，下至販夫走卒，都沉湎於各種戲劇演出活動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徽班帶著南方的多種聲腔進京演出，最終在漢調西皮二黃的基礎上，融其他劇種之精華，形成了當今國粹之京劇。又如黃梅戲發源於湖北黃梅，流傳至安徽，在安徽發展壯大，最終走向全國。再如楚劇，本是發源於黃孝供農民消遣的花鼓戲，清末民初進入漢口，藝術形式逐漸完善精緻，成為了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劇種。
這些都是在「異地」發展得很好的例子。它們在「原生形態」的基礎上，發展壯大，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甚至產生出新的藝術形態。但也不能迴避的是，「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一定的文化根植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土壤，離開了特定的文化鄉土性，異地發展，會不會造成「水土不服」呢？
不得不承認，傳統戲劇種類繁多，地域性極強。任何一個地方劇種都是該地域方言、文化、風土人情的集聚和體現，秦腔之於西北，豫劇之於中原，粵劇之於嶺南，楚劇之於鄂東，荊州花鼓戲之於江漢平原等，都體現著傳統戲劇與發源地剪不斷的血脈聯繫。一個劇種真正的韻味、深層的堂奧，恐怕只有生長在其發源地的人們，才能真正地get到。比如楚劇史上的著名表演藝術家關嘯彬，他依字行腔都帶有濃厚的黃孝方言特徵，湖北特別是黃孝地區的觀眾，能真正體味其中的韻味，如食甘飴，回味無窮。若是換作旁人，恐怕很難品鑑出其中的「美味」。
地域性是傳統戲劇「胎記」，更是傳統戲劇的精髓。因此，怎樣保留地域性，又讓異地的觀眾體味、接受、認可不同劇種的地域性，是傳統戲劇在異地傳承發展需要面對的基礎性問題。
在我看來，從當今傳統戲劇的生存狀態、生長氛圍來推斷，如今傳統戲劇在異地傳承發展且產生新形態的可能性已經不大。而且在當今非遺保護的視野中，地域性是特別受到重視的。生硬照搬，或是消磨個性、追求共性，已然不是正確選擇和做法。我們應做的，就是儘可能保存精髓與精華，紮根新土，讓它們以傳統的模樣展示其從「娘胎」裡帶來的文化基因。
文/葉生
【編輯：賀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