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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裔:「濃眉大眼」的瑞典,怎麼也病了?

全球抗疫,瑞典的「群體免疫」策略屢遭詬病。粗放抗疫不僅拖累了疫情控制和瑞典經濟,還鬧出了抹黑中國試劑盒的烏龍。作為中國近代改良派的代表,康有為曾對瑞典讚譽有加。然而,如若康有為活到2020,又會怎麼看待在疫情中「躺倒」的瑞典呢?

2020-09-03 12:24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全球抗疫,瑞典的「群體免疫」策略屢遭詬病。粗放抗疫不僅拖累了疫情控制和瑞典經濟,還鬧出了抹黑中國試劑盒的烏龍。

作為中國近代改良派的代表,康有為曾對瑞典讚譽有加。然而,如若康有為活到2020,又會怎麼看待在疫情中「躺倒」的瑞典呢?本文作者便通過瑞典之行,與康有為進行了一次「穿越時空」的對話。本文為下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裔】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看斯德哥爾摩城區,而是探訪康有為在斯德哥爾摩城郊的故地。第二天,我留出一個上午的時間,去康有為買島建北海草堂的沙丘巴登(Saltsjöbaden,康有為稱稍士巴頓)。

早晨8點多,我從老城南邊的斯魯森(Slussen)長途客運站坐25B路巴士,到達Henriksdal站,換乘25號線輕軌到終點站沙丘巴登,全程半個鐘頭,交通還比較方便。而康有為當年是從斯德哥爾摩先坐汽船,再坐汽車一個小時,才到達沙丘巴登的,交通要比現今差很多。

沙丘巴登車站,南行過橋即為康有為島 (谷歌地圖截圖)

從輕軌站出來,向前走一小段路,就能夠看到海了。只見一個小島呈現在眼前,通過一座小橋,與沙丘巴登半島的陸地相連。這座小橋是與沙丘巴登這個半島相連的三道橋樑之一,另外兩道都是通往陸地。島上樹木茂盛,邊緣多巨石。這就是康有為1906年購買的島,現在叫做Restaurangholmen(「飯店島」),大概是因為「北海草堂」消逝之後,這個島上開過飯店而得名。

康有為在《避島詩集》中序曰:「瑞典島嶼百億,山水幽勝,有島在瑞京南湖中,萬松盤石。棲棲無所,買山隱焉,名曰避島,號曰北海廬。」這就是他對自己所居住的這個島的描寫。他作詩《北海廬》云:

結廬依北海,更在海中島;高想釣璜人,遁世心樂苦。

「釣璜」,指向周文王訪呂尚的典故。「釣璜人」指的應該就是明君。康有為在內心中,是將自己與中國古代的賢臣相比較的,在旅歐時,也時以俾斯麥自比。一位原本要為君主與國家建功立業的賢臣,如今遁世於北海,心境之鬱結,可想而知。

康有為島的位置 (谷歌地圖截圖)

如果不過橋,向右手邊走,就可以看到坡上有一個白牆黑頂、形如城堡的建築群,俯瞰著底下的水域,水邊一片金黃的蘆葦,停泊著許多小划槳船、小遊艇以及仿古的小帆船。上得坡去,建築群前面有一片綠色的草坪,豎著兩根旗杆。這個形似城堡的建築群,就是沙丘巴登的格蘭酒店。康有為帶著女兒康同璧和學生暨未來的女婿羅昌,在這裡居住了二十多天。

左為沙丘巴登的格蘭大酒店,右為康有為後來買下的「飯店島」 海裔攝

這也是一個相當有故事的飯店。1938年,瑞典勞資雙方的代表在這家飯店經過漫長的談判,達成劃時代的協議,開啟了瑞典的社會民主新時代。他們的協議,也被稱為「沙丘巴登精神」。而到了9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中國知識分子汪暉也曾下榻於此。

在格蘭酒店盤桓片刻,我下得坡去,踏上小橋,走向康有為買下的Restaurangholmen(「飯店島」)。海風在耳邊呼嘯,天氣非常冷,我的鼻子都凍得有點發紅,但心跳很快,按捺不住夙願得以實現的激動。

這個小島,環島有一圈小徑,中間則是一個小坡,松樹掩映著一座三層的樓房,這肯定是康有為的「北海草堂」破敗之後,別人所修建的房屋。我登上坡,細細觀察這套樓房。它環抱一個小院,居高臨下,俯瞰東南的海域,然而當下樓中似乎空無一人。站在這小院的開闊地帶,往下看,海風撲面而來,三面都是海域,海域之外,又可以看到陸地,看到岸邊零星的度假別墅。

「飯店島」上的小院 海裔攝

陸地環抱一個海域,而海域又懷抱一個島,這是何等奇妙的空間嵌套啊!而斯德哥爾摩的老城,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結構呢?我到此處才悟出,康有為「北海草堂」所在的「飯店島」,從地理空間布局上說,就類似於斯德哥爾摩老城所在的城島,被湖水環繞,並通過橋樑通向湖外的陸地。他盛讚斯德哥爾摩山海形勝,但在此,他可以獨自擁有一個這樣的城。

康有為島俯瞰圖,島上的小院清晰可辨 (谷歌地圖截圖)

居住在這個島的小山坡上,有海中之山的感覺,然而此海又非汪洋恣肆、無邊無涯的水域,而是被幾面陸地所環抱,平日可見扁舟泛於其上。海風吹拂,頓覺自身如同水邊的蘆葦一樣,融入這山河景象之中。耳邊松風拂耳,腳下松徑散發著松針的清香。康有為有三首詩描寫松林之下的感受:

廖一天

松風何寥寥,絕頂俯萬壑。長天浩無窮,望極蔚藍幕。

松浪崎

石磯盤平曲,晏坐落花深。下有碧浪聲,上有青松陰。

松徑

長松二百株,鬱郁濤不靜。碧水青山中,扶筇行此徑

松風、松浪、松濤、松徑,碧水青山,長天無窮。怪不得康有為1904年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就對女兒和未來的女婿說:「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頓為第一,而吾得之。」徜徉在山水之間,可行莊子之逍遙遊,得佛家之解脫。

康有為島的松林 海裔攝

然而,康有為始終無法忘記自己的流亡者身份。在來到沙丘巴登的前一天,他在斯德哥爾摩以東的申堪(Sandhamn)聽到光緒帝師翁同龢於6月底去世的消息,「大盤陀石上,望北海哭之。海風怒號,海浪洶湧,青天慘慘,若助吾哀。」康有為是帶著一種沉重的被流放的挫敗感,來到沙丘巴登的。這種挫敗感,讓他有在山水之間了此殘生的思緒,但始終又無法放棄內心中的責任感。觀其這段時間的詩文,入世與出世之間的張力始終糾纏難分。

康有為聽到翁同龢噩耗的Sandhamn (谷歌地圖截圖)

下島之後,我沿著水邊走了一程。這片水域確實是度假勝地,海邊經常能看到富人的別墅,住宅色調潔白或明黃,建築華美。康有為買島於此,與眾多瑞典權貴相鄰,瑞典國王也有行宮在沙丘巴登。這是康有為遁世之地,但也可以說是在瑞典的入世之地——即便僻在北海,他仍然生活在一個上流貴族社會的氛圍之中。在斯德哥爾摩,他與瑞典國王和外相見面會談,還讓外相為他訪問土耳其撰寫介紹信。

親臨斯德哥爾摩之後,我讀過的康有為遊記的許多細節,就被激活了。我注意到,他坐著格蘭酒店的馬車,到處觀光,去過瑞典的劇院、養老院、濟貧院、浴場、圖書館、鑄幣廠、監獄、大學、木工廠,等等。讓他特別感到驚奇的是有幾點:

——斯德哥爾摩城裡沒有貧民窟,臨湖的房子,「衢道廣潔,崇樓六層,五色相間,白沙垂窗,吾東方之王公不能望矣」。康有為原以為都是富人住的,卻考察後發現窮人也是住這樣的房子。他了解到的原因是,瑞典對城市規劃控制比較嚴格,不允許窮人自己亂蓋房子,而是由富人造房子,租給窮人住,因而有比較統一的建築風格,斯德哥爾摩窮人的居住條件遠勝過英、法、德等國的窮人。康有為感嘆「此政干涉太過,於民或有未便者,然於國體之壯觀則甚美矣。」康有為認為,既然世界還沒有達到大同太平之世,目前還處於「萬國競爭」之中,瑞典這種限制自由的做法,有可取之處;

——康有為觀察,瑞典仍然是一個窮國,物價便宜,老百姓的收入很低,稅卻非常重。原因在於,雖然是個小國、窮國,君主和政府要維持一定的體面,一定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而這落到平民的身上就是沉重的負擔。這裡他又生髮評論,比較大國與小國,小國不僅民眾的負擔重,而且在國際場合,經常被大國俯視。康有為順帶著又諷刺了一下自己的學生梁啓超、歐榘甲一度持有的「分省自立」的想法,指出如果中國分裂成一系列小國,那麼這些小國的國際地位,必然是非常低下的。

梁啓超(資料圖)

——但瑞典作為一個進口大於出口的窮國,又如何能夠做到大興土木,讓窮人也住上體面的房子呢?康有為首先想到的是靠銀行來激活財富,他寫過《理財救國論》,主張清政府開辦官方銀行,發行紙幣,銀行向外貸款,即可激活社會流通,擴大經濟再生產。他甚至了解到瑞典銀行在房地產方面的操作——只要手頭有兩萬元付個首付,就可以與工匠簽訂十萬元的房屋建築合同,將房屋抵押給銀行,用銀行的貸款來償還工匠的工錢,再慢慢償還銀行貸款。房子還可以賣給別人,或出租,這樣可以以較小的成本,撬動更多的社會財富。康有為的《理財救國論》中寫到過如何發揮銀行作用,促進經濟發展。在瑞典了解到銀行運作,讓康有為對自己的《理財救國論》更為自得,在其《瑞典遊記》中多次自我推薦。

——康有為游濟貧院,看到裡面非常整潔,「浴廁皆如富貴家」,窮人每日由國家發給零用錢,照看病人的僕人也由國家發薪。這個恤貧院居然已經運作五十年了。這讓康有為感嘆:「仁矣哉!如見大同之世也。今雖未至,然美意良法如此,亦可謂昇平世矣。」

——然而康有為對於瑞典的學術水平評價不高,他訪問了斯德哥爾摩的大學,發現瑞典的知識分子通常是去德國留學,這說明本地的學術水平還沒有起來。這也進一步堅定了他的想法——如果要「物質救國」,就要考慮向德國學習,派人去德國留學。

康有為在《瑞典沿革考》中總結:「吾游瑞典,既艷既驚,既笑既怪,俯仰大地,百感交集,又未有若斯之甚也。」讓他十分感慨的是瑞典這個僻在北海的小國驟然崛起的速度。而一旦崛起之後,它就可以俯視許多文明古國。康有為又順便比較了日本與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在康有為眼裡,日本可謂晚近的「暴發戶」,然而一旦崛起,在歐洲人眼中就建立了文明的形象,蓋過了中國的風頭,以至於「吾以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告歐美人,皆不信,以吾為誇飾自譽其國也。」這讓康有為感慨「祖宗世閥不可恃,而白屋奮興更得榮也。」中國的過去讓康有為感到驕傲,而中國的當下讓康有為感到惶恐,而瑞典的迅速崛起經歷,讓康有為產生一種巨大的緊迫感。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資料圖)

康有為在歐洲每到一地,如有感慨,必作詩一首。探訪康有為故地後,我也心生無數感慨,成詩一首,茲錄如下:

一個人的島嶼

他曾面對波羅的海嚎啕大哭

連維京海盜的幽魂都在巨浪中心生惻隱

祭罷故人,他登臨沙丘巴登半島

在松林里盤坐於石頭之上

身後蘆葦變黃,秋風漸起

他從半島動身前往北極

看埃奇島的太陽在地平線上循環往復

北極的太陽還要兜多少個圈子

他挂念的東方星斗才能結束下墜

從曲線的谷底折返銀河的王座

他一擲千金,買下海中的巨石

通過一道橋樑與半島的陸地相連

海水環抱著一個人的島嶼

他站在崖上仰視滿天星斗

一股無法遏制的力量,將他的目光

引向水域之外的重重陸地

在一個人的島嶼,人比島更為安靜

他坐成那塊比瑞典王宮呼吸更深的石頭

當國王透過堡壘的窗戶,用帶著尖鉤的目光

巡視著波羅的海與腹地湖泊的水道

他在島上凝視著國王的側臉,用毛筆

在紙上勾勒出一隻禿鷲的身影

這是驟然騰飛縱橫北方的禿鷲

和猛獸們撕奪世紀的殘存獵物

當歐亞大陸血肉橫飛之時,人們才知道

沙丘巴登的海面多麼平靜而幽深

從萬木草堂來到北海草堂

大同之音在黑暗中秘傳不宣

禿鷲的羽毛卻總是拂過滴血的傷口

勾起無以名狀的悲憤與哀傷

康有為在《瑞典遊記》和《瑞典沿革考》中注意到的許多特徵,在接下的一百年里繼續得到發展。比如說,康有為注意到鐵礦與木材資源豐富,冶金和木材加工業是當時瑞典的重要產業。事實上,鐵礦與木材資源,為瑞典工業奠定了重要基礎,瑞典先發展木材加工業和採礦業,後來發展起採礦冶金、特種鋼冶煉、機械設備、精密儀器和家具製造、造紙等產業。今日瑞典的六大支柱產業分別是採礦冶金、林業造紙、機械製造、製藥、電力和通訊,其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

瑞典發達的軍事工業,也得益於鐵礦與木材資源。瑞典雖然多年不打仗,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也在名義上宣布「中立」(實際上有很多小動作),但古斯塔夫建立的重軍傳統一直延續下來,今天的瑞典有著強大的軍事工業,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國之一,冷戰期間一度研究過核武器,現在仍有比較完備的核工業。

儘管康有為認為當時的瑞典仍然是一個窮國,但在其中看到了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一些特徵。這裡的窮人有著相當好的居住條件,與富人的差距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大,瑞典的政府收重稅,同時比較積極有為,舉辦了許多福利事業。這些特徵的繼續發展,就是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瑞典重視勞動力的再生產,從生育、教育、醫療、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到養老保險,從搖籃到墳墓,為公民提供了普惠的保障。公民從一出生就有大致平等的起點,不會因為家庭的貧困而導致他無法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當代瑞典也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動輒以人權高地相標榜,經常指責其他國家不夠民主,或保護人權不力。在2020年的疫情期間,瑞典就糾集了另外幾個歐盟國家,批評匈牙利議會給予歐爾班總理概括性授權是民主倒退。但瑞典的高調也並不全是嘴上的功夫,它實實在在地承擔了自己唱高調的許多成本。比如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瑞典一直在不斷接納從巴爾幹半島到中東和北非的難民。以人均計算,瑞典接收的難民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對難民的開放造成了瑞典的治安水平下降,其對瑞典人口結構和文化傳統的衝擊,也帶來了瑞典右翼排外勢力的上升。2018年瑞典出現的組閣危機,就與難民危機帶來的政局變化密切相關。

以上這些,大多是我訪問瑞典之前就已經知道的。在斯德哥爾摩的短暫駐足,加深了我對這個國家的良好印象。從瑞典回到法國南特之後,我一直反覆回看我在瑞典拍的照片,回味在那裡的點點滴滴。尤其是親至康有為居住的島嶼,讓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也和居住在英國的朋友策劃一起去康有為去過的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群島,看看北海以北的風光。疫情的爆發打亂了我們的計劃,最終未能成行。到了2月底,義大利的疫情已經日趨嚴重,引發了歐洲各國的關注。然而以中國國內的防疫措施作為對比,海外華人能夠感受到,大部分國家的應對混亂而缺乏章法。此時,我對瑞典抱有較大的希望:一個實行社會民主、製造業仍然強大的已開發國家,在疫情中應該能夠做得更好吧?

然而,陸續傳來的消息,讓我的期待不斷受到挫敗——瑞典不僅沒有做得更好,而且可以說是「躺倒」了,真正將「群體免疫」作為應對疫情的指導理念,放任病毒在人群之中傳播,只是強調要保護好脆弱人群,不造成過多傷亡。

為什麼瑞典乾脆「躺倒」了?我從3月15日開始,自我隔離到4月19日離開法國,在此期間觀察疫情的重點還在於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與德國。離開法國回到北京之後,我才開始系統地思考瑞典的表現。在多方考察之後,我大致形成這麼一些判斷:

第一,與其人口規模相比,瑞典確實是相當強大的工業國,但是,它並不像中國一樣,有著全面的工業門類。瑞典的檢測試劑一開始是嚴重缺乏的。「躺倒式抗疫」的一個基本前提的確是缺乏檢測試劑,因而瑞典政府在3月12日確定了非常保守的檢測方針,不測輕症。直到5月19日,社會部長雷娜• 哈倫格倫(Lena Hallengren)才宣布瑞典將恢復大規模檢測。我們目前看到的瑞典的確診數據,是瑞典很長時間內所持的保守檢測方針的結果。事實上,很可能在很早以前,瑞典的感染人數就已經超過了中國。

8月25日,瑞典公共衛生局宣稱從中國深圳華大基因進口的新冠檢測試劑盒存在缺陷,抽樣調查後發現了3700份「假陽性」報告,認為該試劑盒「無法區分低水平的新冠病毒和陰性樣本」。

第二,瑞典的確是社會民主體系,公民享有免費醫療,該國的醫療水平也比較出色。中文網絡上有很多帖子稱瑞典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體系」。然而,由於老齡化的加劇,瑞典醫療體系的的開支在不斷增加,對財政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醫療服務的質量也出現了下降。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瑞典的醫療體系沒有足夠多的人手,即便在平時預約看病都很緩慢,更不要說疫情降臨後了。

瑞典也是歐洲人均重症監護病床數量最少的國家之一,部分原因在於,由於財政投入跟不上需要,醫護的工資水平比較低,許多有護理技能的人都前往鄰國就業了。

2014年瑞典廣播電台就有報導,稱2013年有1300名取得職業資格證書的護士前往挪威就業,而這是當年通過職業資格考試的全部人數的三分之一,而這種人才流失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將近十年。受訪談者稱瑞典護士收入低,工作壓力大,工作環境不如鄰國挪威理想。瑞典醫護人員越短缺,既有醫護人員工作壓力就會越大,對於新畢業的醫科生就越缺乏吸引力。這導致本國的公立醫療體系本身就在臨界點運作,其規模甚至在進一步收縮。在2018年11月就有瑞典媒體報導,因護士和醫療保健相關人員短缺,2018年秋季瑞典共關閉2600個醫護點,占總數的13%。

在這種情況之下,瑞典不得不僱傭大量外籍護工來補充缺口,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會說瑞典語,與病人溝通當然會出現很大問題。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瑞典甚至臨時調動空乘人員(反正他們也是閒著!),經過簡單的醫療培訓,從事醫護工作。同時,瑞典醫療系統的個人防護設備也非常少。與法國政府類似,由於相信全球化供應鏈,瑞典政府不斷清理庫存而不作補充,疫情爆發時候,醫療系統並沒有多少口罩可用。如果說醫療體系平時可以勉強維持,到了醫療需求突然暴增的時候,很快就達到臨界點,被迅速擊穿。

第三,在政治體系方面,瑞典當下擁有一個執政黨比較弱勢的政府。

社會民主黨是瑞典長期執政的老黨,但由於2015年以來的歐洲難民危機,瑞典右翼勢力崛起,衝擊了社會民主黨的地位。來自社會民主黨的時任首相勒文在2018年9月下旬一度遭遇新興的瑞典民主黨聯合其他中右翼政黨發動的不信任投票,被趕下台。根據瑞典選舉制度,議長提名新首相人選,但新人選也遭到議會投票否決。

議會中政黨勢力重新組合的結果是,儘管反對勒文繼續擔任首相的票數仍然占據相對多數,但沒有過半數,勒文「起死回生」,重新出任首相。但勒文顯然意識到自己處於弱勢地位,加之其執政風格一直是協調型的,並不樂於作決斷和承擔責任,於是在疫情到來之後,宣稱尊重專家的專業意見,號召瑞典人自覺自愿地執行政府非強制性的防疫建議。可以設想,如果瑞典議會中的政黨格局沒有那麼碎片化,瑞典社會民主黨能夠掌控局面,瑞典的抗疫格局可能會非常不同。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

第四,瑞典社會缺乏緊急狀態的經驗。瑞典憲法中缺乏對於和平時期出現重大危機時政府進入緊急狀態的應對機制,要進行抗疫就需要修改一系列單項法律(如教育法、規劃與建築法、疾病防控法)給予政府的授權。

不過,議會修改單項法也未必就不可能實現。在疫情期間,瑞典議會將通過法律修正案所需要的議員數由原來的349名降為55名,只要有55名居住在斯德哥爾摩的議員投票就可以修改法律。因此,法律上的障礙不是大的問題。

關鍵還是,瑞典自從1814年捲入最後一次戰爭之後,就缺乏社會動員的經歷。它的民主化和工業化是通過漸進的改良實現的,造成的社會震盪比較小。瑞典限制50人以上集會的防疫政策,已經是兩百年來未見的限制,對於瑞典人已經是比較大的心理衝擊,要採取更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民眾在心理上會有相當大的障礙。

第五,瑞典前些年對於公共衛生和保健機構的改革,也分散了權力與責任,降低了體系的協調性。瑞典的公共衛生和保健主要由各自治區域負責,在中央政府層面由專門機構來負責,如瑞典公共衛生機構和瑞典民事應急機構。衛生保健部門的權力下放,導致各區域各顯神通,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檢疫政策難度變大。而專門機構的權限較大,使得政治家可以較為容易地將政策制定的責任推給專家。

而瑞典衛生部門依靠的專家顯然不是那麼靠譜,瑞典「鍾南山」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從一開始就對疫情持悲觀態度,認為最終只能依賴於群體免疫,或者免疫與疫苗相結合。因此,可以放任病毒緩慢傳播,關鍵是壓低重症患者的增長曲線,降低醫療系統崩潰的風險,讓更多人產生抗體。當醫院和養老院裡病人一批批死去,安德斯•特格內爾表現得十分冷靜,他說:我真的不認為還有什麼事是我們能做的。

第六,瑞典經過福利改革,養老服務管理的權力也下放到了地方,中央政府只負責制定政策以及監督地方政府相關服務的提供與實施。290個市負責照護老人的具體事宜。一些地方將養老服務設施私有化,委託給民間資本經營,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私營養老院比例高於百分之五。但一些養老院的設備和服務質量堪憂,而中央的監督能力完全跟不上需要,更不要說中央政府自身的對疫情的反應是多麼滯後了——疫情爆發後,到4月1日,政府才在全國範圍內下令封閉養老院,禁止家人探視,但當時病毒已出現在斯德哥爾摩的養老院中出現。

老年人護理部門也缺乏資源和培訓來應對這場危機。瑞典最大的工會之一Kommunal在3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其在斯德哥爾摩的養老院工作的工會成員中,有40%是簽短期合同、領時薪的非熟練工人,23%完全是臨時工。許多人同時做好幾份工作。即便養老院已經禁止家人探訪,護工也會成為疫情防控的缺口——這些人不戴口罩往返於不同的工作地點,造成感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還有報導稱一些養老院死亡率偏高與許多工作人員不懂瑞典語有關。

面對這一局面,瑞典政府亡羊補牢,宣布將撥錢僱傭一萬名護士助理和護工,同時給予已有的人員在崗培訓,已接受培訓者將獲得更穩定的僱傭待遇。但怎麼在短時間內完成人員的擴充,顯然也是個很大的挑戰。

而這一切都提示我們,瑞典的社會民主模式,面臨著國內與國外的多重矛盾,其本身處於不斷的演變之中。社會的老齡化,以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新自由主義大潮,不可避免地對瑞典執政精英產生影響,使得他們擔心原有的社會民主模式的可持續性。

經過國內勢力的博弈,瑞典大體上堅持了社會民主道路,但也採取了很多改革措施,以減少財政負擔。比如醫療和養老院管理權限的下放,私營服務提供者的引入,就與「財政減負」的考慮相關。但「財政減負」的副作用,可能是養老體系的「散裝」特徵更為突出,各地養老院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這在平時不是特別明顯的問題,在疫情期間,就可以成為致命的問題。

瑞典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沒有像許多其他歐洲國家那樣走得那麼遠,同時政府對福利體系的投入跟不上需求,這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瑞典的醫護工資不如一些鄰國那樣更具競爭力,這直接導致了人才外流,醫療和養老體系出現人手不夠的情況,於是一方面關閉醫療點,一方面僱傭許多不懂瑞典語的外來勞工,而這都成為控制疫情的不利因素。瑞典仍然是社會民主國家,但其公共服務質量的短板,在疫情期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康有為沒有這樣的機會看到他所讚賞的瑞典的內部問題。不過,在他還活著的時候,他已經目睹了他讚賞的另一個歐洲強國命運的戲劇性反轉。

在20世紀初,康有為最為推崇的列強其實是德國。在《德國遊記》里,康為有稱「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在政治上,康有為認為德國擁有一個權力比較集中的君主立憲制,與英國的議會制相比,更適合於帝國主義爭霸時代,而德國的聯邦制也具有很強的中央集權傾向,適合在這個「萬國競爭」時代,實現對周邊國家的吞併。在20世紀初,康有為甚至預言,德國會在不久之後打敗英國,統合歐洲大陸。

一戰爆發之後,康有為竭力反對中國加入協約國一邊作戰;1917年,長居青島(時為德國租借地)的康有為支持了張勳復辟,而德國政府也寄希望於通過支持張勳,換取中國不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然而,一年之後,德國就在一戰之中落敗。康有為的判斷,遭到了現實無情的打臉。

在《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中,我曾經分析過康有為的德國觀察遭遇失敗的原因。他雖然對德國考察甚勤,親訪數十個德國城市,但過快地在德國的當下制度和德國的崛起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並認為這種關係是可以複製的,而沒有去關注和分析德國當時面臨著的深重的內外危機:從外部來看,德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本來就非常脆弱,威廉二世放棄了俾斯麥的結盟政策,四處樹敵,導致德國地緣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在國內,容克貴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三股勢力競爭領導權,威廉二世缺乏政治領導能力,無力將三股勢力整合起來。德國政制集權於一個缺乏政治領導能力的君主,在當時已經在醞釀著巨大的危機,而一戰只不過是讓這個危機集中暴露出來而已。

康有為並沒有真正總結過他的德國觀察的失敗原因。但他的視覺偏差,其實正是過去一百年中國的西方觀察者常犯的錯誤——看到對方國力強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即心生羨慕,進而追問該國何以達到繁榮,而現存的制度,就被想當然地當成其繁榮的原因。這同時也是許多西方的許多輝格派歷史敘事常見的思維模式,這種敘事的實踐目的在於確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具體的做法是從當下的成功進行各種「倒推」,論證本國「自古以來」人種高貴、文化繁盛、制度優越,等等等。一旦其他國家的精英聽信這套論述,建立和維護國際體系中的支配關係的成本就會低得多。

然而一個國家的繁榮可能有著非常複雜的原因。其現存的制度完全有可能在前一個時代促進了國家的發展,但在發展環境發生變化之後,就不再有那麼大優勢,甚至一些方面還可能成為消極的因素。比如說,一個對美國作粗略觀察的人,一方面看到美國的強大,一方面看到了美國華爾街代表的這套金融體系的強大,很容易得出一個因果關係:華爾街代表的這套金融體系是美國強大的根基,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然而這從根本上是一種「短路」式的思維方式。對美國作更深入的研究,就會發現,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過於強大,已經是一個抑制美國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對美國社會的健康運作和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了深刻的威脅;退一萬步說,即便將美國的金融體系稱為美國強大的重要因素,這也是一種無法複製的經驗,因為全球金融霸權只能有一個,美國不會允許任何國家通過複製它的經驗達到霸權地位。

所幸的是,新冠疫情無情地在瑞典神話上撕開一道口子,讓我們看到其社會治理的內部問題,從而避免當年康有為在德國觀察上犯的「短路」錯誤。我們可以看到,瑞典是一個承平日久、缺乏動員傳統的社會,從政府到民眾,兩百年來都沒有遭遇過嚴重的挑戰,良好的地緣政治環境讓許多人相信,和平是唾手可得的,自由和平等是理所當然的,瑞典政客和媒體高高在上,動輒批評這個國家不民主那個國家缺人權,缺乏一種同理心,去理解其他地緣政治環境惡劣、資源競爭的國家的生存處境;這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與其人口規模相比,其工業體系可以說是相當強大,但產業部門並不完整,無法生產足夠的測試試劑。在疫情持續期間,瑞典從中國進口了大量測試試劑,也毫無意外地發生了對中國測試試劑橫挑鼻子豎挑眼的事件。

CNBC此前報導:瑞典因自己的防疫策略,被北歐國家孤立

瑞典的公共服務體系面臨著財政壓力,經歷了一定的市場化和權力下放改革,成本得到了控制,但服務質量和整個體系的內部協調程度,卻在產生新的危機。最後,由於向中東移民開放所帶來的社會內部的政治分歧,瑞典右翼勢力強勢崛起,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被弱化,瑞典當下的政局是碎片化的,面對新冠疫情,缺乏有擔當的政黨和政治領導人。

事實證明,面對著全球形勢的劇變,不管是採取新自由主義模式,還是採取社會民主主義模式,許多已開發國家都需要認真地考慮自我改革。過去數十年中,已開發國家常見的改革是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向新自由主義模式靠攏。這種改革在減輕財政壓力、增強社會福利體系的可持續性方面或許是有一定效果的,但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在新冠疫情的挑戰下,一些走錯了的改革,也許就要老老實實地改回去。那種認為彼岸的已開發國家已經準備好了一個理想的制度等待著我們,只要向著彼岸前進就能夠獲得和平、自由和繁榮的想法,最終不過是一個幻覺。

2020年,如果我只是在斯德哥爾摩停留一天半,而沒有經歷過後面的疫情,我有很大的幾率成為一個「瑞吹」。然而疫情無情地撕下了各國為自己精心打造的妝容,幾乎每個國家都素麵朝天、狼狽不堪。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的堡壘美國,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堡壘瑞典,都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擊。偶像走向黃昏的時刻,也是「思想解放」的時刻。當各國一起卸掉妝容,人們才能夠實事求是地比較,哪些國家做得更好一些,在哪些地方做對了,在哪些地方做錯了。

在康有為的遊記中,跨國旅行被賦予「神農嘗百草」的意義——他要為病重的中國尋找一味治病的藥方。康有為並不是簡單地假定「中國有病,西方有藥」,他有一個以公羊學「三世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為基礎的解釋框架,在歐遊途中,其實也不斷地反思西方自身的疾病。

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重新打開國門,「中國有病,西方有藥」確實成了許多知識人的潛意識,即便像康有為一樣偶爾反思一下西方自身的疾病,也會被視為心態封閉的症狀。但在2020年的疫情中,樸素的常識就可以告訴我們,美國真的病了,不僅疫情控制一塌糊塗,其執政者在其他的許多方面都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特徵,並且將過去數十年中被我們是為「藥」的許多實踐視為「病」;甚至連「濃眉大眼」的瑞典,也病了,其引以為傲的社會福利體系在疫情期間的表現可以說是災難性的。究竟什麼是「病」,什麼是「藥」,過去40年里人們最為熟悉的那套認知框架,或許已經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了。

怎麼辦呢?在姜文2018年上映的電影《邪不壓正》里,「前浪」藍青峰對不斷「找爹」的「後浪」李天然說:「你該找個自個兒的兒子了。」在影片的最後,李天然站在屋頂上極目遠眺,背後是藍色的天空,風吹起了他的長衫。二十世紀中國有一幅著名的油畫與這個畫面非常相似,只不過年輕的主人公的右手夾著一把紅色的雨傘。百年來仁人志士奮鬥探索歷程的諸多精髓,就凝聚在這句話和這個畫面之中。2020年,也許是我們重溫它們的恰當時候。

《邪不壓正》電影片尾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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