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初，倫敦還是一座默默無聞的城市。當時，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圖稱霸海洋。「殖民」和「帝國」與倫敦人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直接關聯。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英格蘭也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文化印記。
不過，在此之後，倫敦茁壯成長起來，成為了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市。這是如何實現的呢？許多人會從君主和權臣的改革，政治制度的變遷等角度闡釋倫敦乃至英國的崛起史。但是，歷史學家史蒂芬·奧爾福德在《倫敦的崛起》里則找了另外的一些角度來闡釋倫敦的崛起。他認為，恰恰在16、17世紀裡，倫敦的大商人和冒險家們對外開闢航線，對內進行改革，為日後大資產階級和王權的聯盟的穩定奠定了基礎。倫敦的大商人成為了倫敦崛起史的主角。為何16、17世紀倫敦的大商人會有如此的境遇和行動？促成倫敦崛起背後的因素是什麼？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倫敦的崛起》，略有刪節。
《倫敦的崛起》，[英]史蒂芬·奧爾福德著，鄭禹譯，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版
作者 | [英]史蒂芬·奧爾福德
摘編 | 徐悅東
在歐洲，1500年的英格蘭只是個邊緣化的閉塞地區
這本書講述的故事打破了所有歷史發展規律：一座城市，如何在高死亡率和疾病等大規模且反覆發生的人口危機中不斷發展，並應對大規模的移民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在16 世紀末期才鼓起勇氣，前往那些僅兩代人之前還無人知曉的遙遠地區，在那裡開始探索、貿易和殖民。這是一個關於金錢、財富、貧窮、自信、貪婪、堅韌以及奇異的偶然事件和意外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的是都鐸時期的倫敦——那座威廉·莎士比亞熟悉的城市。
儘管這是一本關於單個城市的書，但這本書也探索倫敦這座城市內外在經驗、知識、可能性和想像力等方面的巨大變化。有人認為英格蘭人在1500至1620年之間才放開眼界，這種說法嚴重低估了他們的雄心。幾個世紀以來，倫敦的商人滿足於將自己的船隻駛向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今比利時和尼德蘭）、法國和波羅的海。但到1620 年時，他們已經熟悉了去往俄羅斯、波斯、東地中海遠端和非洲的路，並且在從紅海到日本都設立了基地，他們還在北美擁有殖民地。他們的野心是無限的，他們建立了龐大的貿易公司，並希望成立具有環球航行能力的跨國和跨洲企業。
與此同時，通過倫敦出版的書籍，普通人發現這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遙遠未知的地區。1500年時，最狂熱的圖書收藏家都很難用倫敦出版印刷的書來填滿一個中等大小的書架。一個世紀以後，得益於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和讀者對新知識的渴望，人們的書架上堆滿了關於探險、航行、異域民情、宗教布道、外國語言、歷史、詩歌和戲劇等方面的小冊子和書籍。更何況，僅過了一個世紀，倫敦人口就翻了兩番，而且這種人口增長重新塑造了這座城市的環境，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將會迎來一項令人激動的任務：嘗試通過講述一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故事來理解倫敦（或坦率地說，只是跟上倫敦的步伐）。
我們需要在一開始就摒棄一些現有的已被廣泛接受的假設：一是都鐸時期的英格蘭在歐洲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這種說法在當下仍然根深蒂固）無論什麼事，說英語都很重要。在歐洲，1500年的英格蘭是個邊緣化的閉塞地區。倫敦雖然有一定實力，但總體上是座不引人注目的城市。當時，英語只是部分英格蘭人使用的小語種，而當時使用英語的人絕不是現在我們稱為不列顛群島（British Isles）上的所有居民。如果考察1500年時，歐洲各地在各個領域的成就，我們會發現英格蘭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記，其文化脈搏確實很微弱。
當時大名鼎鼎的人物：藝術界的桑德羅·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阿爾布雷希特· 丟勒（Albrecht Dürer）、代表教會權威的喬瓦尼·迪·洛倫佐·德·美蒂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和後來的教宗利奧十世（Leo Ⅹ）、金融業與銀行業的雅各布· 富格爾（Jakob Fugger）、航海探險領域的克里斯多福· 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政治理論家尼科洛· 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科學和人類知識領域的李奧納多· 達· 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大學學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這些人除了才華橫溢、成就卓著以外，至少還有另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英格蘭人。當時最強大的宮廷和最吸引人的學習機會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意志。
1500年的英格蘭國王、都鐸王朝的亨利七世（Henry Ⅶ）通過簽署和平條約，以及將自己的子女與其他歐陸王室聯姻的方式，在外交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亨利的影響力無法與法國和西班牙國王、超凡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相比，後者統治著構成現代德國和中歐的廣袤領土。英格蘭人若想要在國外被理解，不得不說一門歐洲語言——最好是說拉丁語。英語的使用範圍最遠只能到加來（Calais），至少在加來還隸屬於英格蘭的時候是如此（但英格蘭在1558年與法國的戰爭中失去了它）。
亨利七世
在貿易和航海方面，英格蘭也遠遠落後於其他歐洲大國。正如我們看到的，安特衛普（Antwerp）是當時西北歐的主要集散港口，也是英格蘭商人採購來自中東和亞洲的奢侈品的地方，在安特衛普之前主要集散港是布魯日（Bruges）。義大利城市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Venice）是東地中海地區的強大的商業城市。那不勒斯（Naples）的人口比巴黎多得多（而巴黎則比倫敦多得多）。奧格斯堡（Augsburg）銀行業的大家族，例如富格爾（Fugger）家族和韋爾澤（Welser）家族，控制了西歐的金融環境，向歐洲的國王和皇帝—後來還包括英格蘭國王—借出巨額資金。歐洲的跨國貿易體系中心穩固地根植於大陸中部，倫敦只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顆中型衛星。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更廣闊的世界：1500 年時，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確定了意圖稱霸全球的野心。1497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用穿過維德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以西370里格（league）（里格是一種古老的長度單位，約等於5556 千米）的子午線，將全球劃分為兩部分。這意味著在教宗的護佑下，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國家已經實際達成瓜分世界的協議。西班牙建立西方帝國的野心開始膨脹。
1500年，葡萄牙探險家已經了解了非洲和中東，並在東印度群島建立了進口胡椒和貴重香料的基地。墨西哥的巨大財富將在幾十年內被掠奪和剝削。通過加勒比海返回大西洋的白銀艦隊（silver fleets）成為西班牙全球勢力的最大支柱。1503年，西班牙成立貿易署（Casa de la Contratacíon），這是負責處理從世界另一端運回的珍貴貨物的中央政府部門，也是一所受到高度重視的航海學校， 它為人們進一步探索世界開發了更先進的技術。在這個新世界裡，我們看不到英格蘭商人和航海家的身影。1500 年時，英格蘭商人聽到「帝國」或「殖民地」這些詞只會一頭霧水，因為這些詞與他的生活和業務沒有明顯關聯。同樣的，英格蘭的航海家還需要半個世紀才能趕上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長先進的航海技術。
如果16世紀初，在英格蘭處於極端邊緣化的情況下，倫敦的崛起引人矚目，那麼同樣值得人們驚訝的是，在隨後的幾十年中，當歐洲大陸在宗教戰爭、大屠殺和叛亂中遭到破壞時，這座城市卻在蓬勃發展。
即使在鼎盛時期，歐洲也只是由王國、行省、公國和城邦組成的大雜燴，甚至法國和英格蘭這些相對穩定的王國也有各種半自治的地區和封邑。歐洲名義上被天主教觀念和等級結構捆綁在一起，天主教會是個強大的多民族精神團體，它和羅馬教宗一起向所有信仰天主教的歐洲人提供通往天堂的鑰匙，並賦予這個差異化和多元化的大陸凝聚感。
英格蘭獨特的宗教改革為倫敦崛起拉開序幕
1500年，天主教的敵人—位於東地中海遠端、一直是個威脅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以及15 世紀後期被強行趕出西班牙南部的伊斯蘭教——被牢牢地擋在外面。除了一小部分散布各地的孤立的異教徒和異端分子，天主教在歐洲內部幾乎沒有敵人。但1517 年，這一切都變了。奧古斯丁會（Augustinian）修士、大學教師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發表的言論被升級為一場宗教運動，進而撼動了天主教的根本。
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的成因是這本書的重要背景之一。1517年以後，新教思想顛覆了整個歐洲，瓦解了天主教歐洲的結構。新教思想不止一種，每代新教領袖也不同：路德、烏爾里赫· 茨溫利（Ulrich Zwingli）、約翰內斯· 厄科蘭帕迪烏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泰奧多爾·貝扎（Theodore Beza）等。這些新教運動和新教信仰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它們不僅挑戰了天主教會，而且挑戰了國王和君主的權威：
《聖經》作為上帝無可置疑的話語，可以用來質疑誰有權掌管王國和人民這一基本前提。在之後的一個世紀內，歐洲幾大強權間的戰爭使歐洲處於劇烈震盪下。16世紀60年代後，不時發生的惡性宗教內戰使法國幾近癱瘓。與此同時，在低地國家，人們將愛國主義和宗教信仰結合起來，用來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皇室的統治。當時最強大的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兒子、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Ⅱ）出巨資派遣訓練有素的西班牙軍隊鎮壓叛軍。1517至1600年間，歐洲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長久不變。在這80多年中，一切關於宗教信仰、政治秩序和權威的假設都從根本上受到了撼動。
英格蘭距離這場動盪稍遠。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有些獨特：這場改革不是受到那場流行運動的啟發，而是由亨利八世——絕對不是新教徒，而是極特殊的天主教徒—出於政治、治國方針和純粹的自我中心等原因而發起。他促使英格蘭在16 世紀30 年代與羅馬教廷決裂。除了1553 至1558 年亨利的長女、天主教徒瑪麗一世統治期間，亨利的兒子愛德華六世和小女兒伊莉莎白一世統治的英格蘭都是新教國家，其君主是人民的宗教領袖。伊莉莎白女王的顧問相信，在這片浸泡在殉道和迫害的鮮血中的大陸上，英格蘭是個模範王國，是希望的燈塔。然而，在信奉天主教的歐洲人看來，都鐸時期的英格蘭是由被社會遺棄者組成的王國，孤立無援、危機四伏。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尤其認為英格蘭是可憎的異端。16世紀晚期，人們經常想像伊莉莎白一世統治的新教英格蘭將在1600年灰飛煙滅。這一結果看似合理，但不符合歷史事實。相反，英格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商人和君主的利益是如何勾連起來的？
16世紀晚期，倫敦沒有被隔絕於歐洲的風暴之外。誠然，在很多方面倫敦人是幸運的。他們享有1572年的巴黎人求而不得的和平：那一年，巴黎的天主教徒屠殺了數以千計的新教同胞。然而，伊莉莎白時代的倫敦人感受到了他們的時代挑戰。他們奮力解決國內外移民問題。數十年來，成千上萬流離失所的難民和移民試圖在倫敦謀求新生。普通的倫敦人不得不忍受那些威脅生計的外來人口，因此這座城市有時充滿敵意和暴力威脅。
同樣的，16世紀的倫敦吸引新移民加入其社會結構的能力也十分突出。倫敦的商人別無選擇，只能與動盪中的歐洲進行貿易。君主間的外交爭端使他們的貨物和船隻時而被扣押，時而因為西班牙的軍事封鎖和外交禁運被擋在低地國家的港口之外。經過了幾十年，他們對這一切已經習以為常。1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格蘭水手和軍隊在海上和低地國家的陸地上與西班牙交戰。倫敦商人學會了適應戰況，並借款給幾乎被耗盡的國庫。他們擺脫了數百年來教會以放高利貸為罪的觀念，用全新的方式思考金錢，務實地接受利潤。他們開始尋找新市場和機會。
倫敦商人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他們不可控的因素影響，他們在地理學家和航海家的幫助下，到達了比西歐更遠的地區。這些地理學家和航海家篤信可以通過遠距離航行建立新的貿易聯繫，這樣就能效仿甚至超越葡萄牙和西班牙。儘管在一本關於倫敦的書中詳細描寫他們前往亞洲和俄羅斯、美洲和東印度群島的航程有些奇怪，但是不寫這些，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座城市的商業精英在全球各處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但未能將整個世界收入囊中。正是在倫敦歷史上這一決定性時期，商人和君主顧問的利益才相互交融。本書顯示了金錢和權力如何毫不費力地走到了一起。如果不仔細審視伊莉莎白時代的倫敦發生了什麼，我們就很難理解一個像東印度公司這樣的世界性的貿易組織是如何成立的，又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成就了一個帝國。如果說世界重塑了倫敦，那麼倫敦反過來又改變了世界。
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書。我希望這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當然，關於倫敦的書已經汗牛充棟，其中一些作品講述了這座城市兩千年的漫長歷史；還有一些作品，其詳盡的學術研究成果令人敬佩，堪稱典範：它們探索倫敦的組織管理、商業精英和同業公會、古蹟、人口、宗教改革、印刷文化、建築和文學生活。
倫敦證券交易所
我試圖寫出新意，通過從三個層面捕捉倫敦的生活來推動這個主題（也推動自己的思考）：探索城市及其建築是必不可少的， 但首要的是那裡的人民，我嘗試辨認出他們的些許生活痕跡。我重視人物肖像、信件、戲劇、詩歌、布道和旅行冒險書籍，同樣我也看重木刻、織物、信件和墓碑。所有這些材料幫助我們發揮想像力，復原伊莉莎白時代倫敦人的生活。探索和遭遇這兩個詞在本書中不斷出現，這本書的一部分內容就是關於人們如何接受一個改變中的世界。對於16世紀和17世紀初的倫敦人來說，這些變化真實地發生在現實、物質、思想和想像等方面，而且他們無處可逃。
我們在最開始必須考慮1666年倫敦大火造成的損失。當時這座都鐸王朝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都被徹底摧毀，本書中描述的多數建築和場所都被燒成灰燼。我們對16 世紀倫敦的認識來自考古學知識，以及那些在那場大火中幸免於難、而後又逃過了戰時的炸彈和時間侵蝕的書籍、報紙、地圖和圖畫。如今，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已經很大程度上讓都鐸王朝的城市走出黑暗、成為焦點。中世紀編年史寥寥數筆描繪的倫敦教堂尖頂的木刻畫，與我們後來利用圖紙、草圖、版畫和調研考察出的伊莉莎白時代的每一個角落存在著天壤之別。這座城市發展出了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似乎倫敦人和其他人都認識到他們身邊事物的廣袤和本質，並且他們以新的方式記錄倫敦。例如，伊莉莎白時代劇場裡的戲劇就為我們展現了這座城市的樣貌、聲音、顏色、時尚、娛樂和生活方式。彼時這座城市正在發展出嶄新的、引人矚目的文化自信。
1666年倫敦大火
一些伊莉莎白時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名字，如沃爾特· 雷利（Walter Ralegh）爵士、弗朗西斯· 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甚至伊莉莎白一世女王都被有意地放在本書的邊緣位置。我給另一些人更多的空間，大多情況下這些人都隱藏在我們熟知的那些人物的陰影下。他們當中有些成就卓越，應該被更多人所知曉，比如小理察· 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他是殖民地的地理學家和理論家，其巨著《重要的航程》（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是英格蘭散文的驕傲。還有探險家和商人安東尼· 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他把倫敦的名字及其貿易往來帶到了俄羅斯、波斯和其他國家。
托馬斯· 斯邁思（Thomas Smythe）爵士，他跨越16和17兩個世紀，是位能力高超的商業官僚，使英格蘭在東印度群島和美洲的貿易與殖民得以成型。另一些人不太顯眼，然而，無論他們是在安特衛普貿易的普通商人、在教區教堂做禮拜的普通倫敦人、來到城市尋找安全感和工作的外國移民、反權威的憤怒年輕學徒，還是勸說倫敦人悔改的傳教士，他們一同組成了複雜的倫敦生活網絡。這本書意圖引領讀者用更多的時間觀察倫敦街頭和海外商人，而不是行走於伊莉莎白時代宮廷權力集團之間。
許多人都幫助我，讓我筆下的都鐸王朝的倫敦鮮活起來。確實，我們不可能不被人們的生活、活力和經驗累積形成的影響力、社會團體的豐富多樣，以及致力於探索世界上遙遠地區的巨大力量所打動。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歸於一座城市。
作者 | 史蒂芬·奧爾福德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張進
校對｜柳寶慶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