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電影的發展歷程也是社會文化語境與影像之間互動關係不斷調整的過程，特別是近年來內地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再次證明了電影是文化傳播的優選介質。就創作層面而言，只有深刻反映時代風雲和社會萬象的作品才能具備經典價值，而任何一部影片都因其藝術旨歸不會脫離它所誕生的歷史時代而孤立存在。當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電影的發展也有了新目標新任務新要求，即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精神力量；通過電影傳達文化自信，同時彰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讓中國電影成為文化產業中的引領性產業，成為最受人民群眾歡迎的文藝形式，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亮麗名片，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誌。
1987年，「主旋律」一詞在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被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成為當時的創作倡議。30餘年間，「主旋律」創作傳統對於展現大國文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視野發揮了明顯作用。「主旋律」電影作為我國電影創作實踐中的重要一極，也成為國家話語、時代精神和主流價值的「代言人」。而隨著市場經濟和商品社會的迅猛發展和人們生活節奏加快，後現代主義文化加速了社會心理結構的轉變，電影作為文化產品的消費性日益突出，產品化、遊戲化、娛樂化和生活化迅速主導了當代大眾文化，出現了以賀歲片為代表的商業電影。在商業因素與主題價值、藝術表現的輪番對陣中，一部分主旋律電影因其題材限制、宣教強硬、人物扁平、表現手法單一等缺陷曲高和寡，即便不考慮市場表現，其主題設定與價值傳播之間的裂隙也難以彌合。
從文化研究角度來看，這固然是亞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一次碰撞和摩擦，但與娛樂性的狂歡、解構和顛覆相伴生的還有新時代世界文化的變遷。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但通過經濟、科技、軍事等實力的提升獲得了國際認可，同時還在尋求與「大國形象」對位的國際角色和實際作為。那麼，中國價值的輸出和文化傳播成為大國形象落地的必由之路，傳達中華民族精神內涵，呈現中國故事、中國精神、中國氣派，是中國電影作為文化傳播載體和世界性藝術語言的重要轉型方向。面對世界格局中綜合實力與意識形態的同步博弈，電影創作在完成真實可感的中國故事和中國形象的同時，必然附帶著以影像來建構新時代大國形象的文化使命，從而解除世界範圍內對中華民族文化內涵的模糊與曲解。這就造成了一方面傳統主旋律電影逐漸拉開了與大眾進行價值和情感交流的差距；另一方面，新時代國際文化格局對國家形象、國家話語的呼喚日益強烈。在這樣的歷史文化前提下，中國電影必須在價值求同、類型敘事、延展視聽等多個途徑的探索中對傳統主旋律電影創作進行改寫，才能達到講好中國故事、融入世界文化的願景。
近幾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中國機長》《烈火英雄》等主旋律影片在票房、口碑和藝術表現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這幾部電影均改編自真實事件，《湄公河行動》取材於2011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湄公河慘案」；《戰狼2》講述了退伍軍人冷鋒重回非洲叛亂現場將華僑順利護送回國的故事；《紅海行動》則通過中國海軍陸戰隊「蛟龍突擊隊」臨危受命，前往非洲解救中國人質的驚險過程，戲劇化地再現了2015年中國海軍停靠葉門港口亞丁灣保護中國公民安全撤離的「葉門撤僑」事件；《中國機長》根據2018年四川航空公司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特情真實事件改編；《烈火英雄》以「大連7·16油爆火災」為原型，講述了沿海油罐區發生火災，消防人員以生命維護國家及人民財產安全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塑造英雄形象、抒發英雄情懷成為新主流影片的創作方向。這些作品不但完成了國家話語層面對電影創作的思想要求，「用當代中國的影像和故事表現崇高價值、國家萬象」，同時也依託生髮於現實主義的精彩故事在人物塑造、類型審美等方面表現出較高的審美價值，它們以影像的方式向世界和國人展現了中國在跨文化、政治、軍事環境中的形象、態度和信仰。
可以看出，國內新主流影片創作聚焦公共領域中的現實，源於我國電影創作的主旋律和現實主義傳統。基於客觀事實塑造處於真實事件中的中國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電影為保證傳播效果與類型、娛樂、特技等市場因素進行博弈的結果，但從其接受美學意義上考量，在時政新聞熱點對觀眾形成話題吸引的同時，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意義則是通過藝術呈現形成「大國崛起」的「非虛構」力量。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和國內都面臨著自身身份和地位的重新調適和確定。中國夢既是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自我言說，也是中國展示給世界的名片。在當今時代語境中，新主流影片唯有將中國故事與時代精神相結合，才能在全球文化與世界格局中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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