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於晗
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下調已塵埃落定。然而，關於此次下調帶來的影響，行業的討論並未止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規定〉的決定》，新的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將以每月20日發布的1年期LPR的4倍為標準，新規定於8月20日正式施行。
依據現行1年期LPR的標準，4倍是15.4%，較過去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大幅下降，由於LPR系動態調整，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還有可能進一步降低。
新的利率標準將為金融行業帶來何種影響？哪些機構將面臨調整？「高利貸」能否因此減少？帶著行業諸多疑問，《中國銀行保險報》記者採訪了多家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士和研究者，力求撥開迷霧。
對民間「高利貸」將產生何種影響？
目前，行業的普遍共識是，此次調整會對不具備放貸資質的民間借貸機構造成直接衝擊。同時，一些企業通過銀行獲取低息貸款後「高利轉貸」，也將成為監管打擊的重點。
零壹研究院院長於百程認為，民間借貸機構服務的主要是傳統金融機構覆蓋之外的人群，其產品利率大多處於15.4%以上，後續這類機構將對高利率產品進行調整，重新梳理客群分層，重構風控體系，達不到標準的產品將下架，由此短期借貸產品供給會出現大幅下降。不合規、經營能力差的民間借貸機構將加速退出。
某大行戰略發展部人士表示，最高法的規定，明確引導利率的下行，就是要讓一部分高利率的貸款不受法律保護，雖然這種高利率貸款仍會存在，但規模肯定會縮小。
「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下調，雖然針對的是『民間借貸』，但究其本質，可以與上半年國常會提出的『推動金融系統全年向各類企業合理讓利1.5萬億元』形成有機補充。」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認為，依據最高法的補充條款「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新的規定料將對「借貸寶」等類似機構的模式造成較大衝擊。
在涉及利率高低的探討中，最高司法保護利率應該依據APR（年化收益率）還是IRR（內部收益率）也曾引起爭論，不同的計算口徑，得出的利率水平也有較大差別。根據測算，若APR為15.4%，IRR年利率可能會達到27%。
一位金融機構人士向《中國銀行保險報》表示，如果按照IRR，實際上最高司法保護利率較此前24%的紅線更高，最高法不大可能按照更寬鬆的方向調整利率，APR的計算方法更合乎實際。同時，標準更低更嚴，也意味著大量民間貸款機構將因此被洗牌。
對各類持牌金融機構的影響幾何？
2020年二季度，央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06%，個人住房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42%；與此同時，在行業實踐中，信用卡貸款年化利率在18%左右，消金公司的貸款利率通常在20%-24%，消金公司分期付款利率通常在15%-20%，借唄、微粒貸的常規利率通常在15%-16%左右。
依據上述標準，15.4%的利率上限目前高於正常的銀行房貸、工商企業貸款利率，但低於人民銀行規定的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市場上小額貸款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目前的實際利率。
自2005年人民銀行開啟小貸公司試點以來，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身份一直不明，並沒有納入發放金融業務許可證的範疇，而是交由地方金融辦（局）負責監管，即小貸公司並非持牌金融機構，屬於民間金融的創新組織，適用於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
在於百程看來，民間借貸利率的問題，實際影響的是整個新金融體系。他表示，在實際業務中，以小額貸款公司、消金公司等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之前依據的利率紅線標準也是24%和36%。降低利率是各類機構共同的方向，基於金融的公平性，監管部門也將調整相應的監管要求，進一步降低相關金融機構的利率。
中信證券分析師肖斐斐認為，民間借貸地帶明顯寬於金融機構，無論未來是否對銀行或其他貸款出借類機構有新的定價指導政策，料此次法定保護上限的調低均會引導尾部客群貸款定價走低，從而匹配利率市場化和降低實際融資成本的需求。
「就此而言，過去存在15.4%以上（甚至更高）定價客群的小貸、消金公司等機構，未來或將面臨客群對象的調整，以及風險定價策略的調整，其商業模式可持續或面臨一定挑戰。」肖斐斐稱。
銀行是否也將受到影響？穆迪分析師張燕向《中國銀行保險報》表示，央行用LPR引導貸款利率下行預計是未來趨勢，隨著更多貸款根據新機制重新定價，平均貸款收益率的下降速度將加快。「這意味著，銀行的盈利能力將進一步承壓。同時，由於銀行盈利能力面臨的壓力存在差異，在對利率敏感的市場中，小型銀行更為依賴利息和投資收益，因而承受的壓力更大。」
「對於貸款機構而言，利率是核心競爭力。利率上限大幅下降，使得高利率覆蓋高成本模式徹底失效，真正具有科技創新能力、具有更好的場景和用戶優勢、實現降本增效的機構，將具有更長久的生命力。」於百程表示。
融資成本是否將因此下行？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限制供應商的收費會導致產品短缺，同時限制產量會提高產品價格。但是，制定貸款利率上限仍然是一種廣泛使用的政策工具，旨在保護消費者不受過高利率的影響，或者以此來降低信貸的總體成本。
在制定貸款利率上限方面，日本曾經提供了一個範例。1954年，日本修訂了《利率限制法》，根據借款金額來確定利率上限，最高的借款利率設置為20%，同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出資法》，對高利貸的定義為年利率超過109.5%。1954-2006年，日本不斷下調高利貸利率的限制，直至將借款利率統一為20%，取消了利率灰色區間。這一進程，幫助日本成功解決了高利率、過度負債和不當催收的「消費金融三大痼疾」。
捷信集團董事會董事、國際金融專家梅愷威表示，在理論上，儘管設置利率上限並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但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在這麼做。他認為，「制定利率上限可能對保護消費者有效，但對於降低信貸成本可能不起作用。」
原因之一是，「當『廉價商品』出現的同時，會有更多的人去追逐『廉價商品』。這樣一來，任何的放貸機構都會對借款人進行從嚴的篩選。從這個角度而言，融資可能變得不太容易了。」柒財智庫研究員畢研廣用商品的概念舉例稱。
「下調利率上限確實會進一步減少市場供給，例如『高利轉貸』等現象的產生，歸根結底在於金融機構是低風險偏好的，而貸款對象卻多為民營、小微機構和個人，具有較高的風險屬性。」蘇筱芮指出，新規之下，對於資質較好、原本就屬於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服務群體的借款人而言不受影響。但對於資質低下的借款人，以後「借錢難」可能會成為常態。
按照8月最新1年期LPR利率3.85%計算，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4%。據Wind數據顯示，溫州地區民間融資綜合利率經過2012-2017年的持續下降後，目前中樞水平基本在15%-16%區間（近3年均值為15.7%）。肖斐斐認為，從二者相近角度來看，此次修訂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兼顧了市場的實際情況。
「當前調降保護上限的思路也並非不可行，只是這個利率上限還是偏低。執行中估計會遇到很多問題和困難。如果設在20%-24%左右，能覆蓋持牌金融機構最高的利率區間，可能更為合理和易於執行。」前述大行戰略發展部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