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開始，安倍政府推出「兒童工資」計劃，每月給每名兒童發放大約摺合1000元人民幣的工資，並由政府負責繳納保育園、幼兒園的費用。 （熊燕妮/圖）
日本的人口還在繼續暴降，並沒有呈現政策設想中的減緩趨勢。
「事態嚴重，可謂國難」
2020年8月5日，日本政府總務省公布居民人數動態調查結果：該國總人口為1.24億人，比上一年度減少50.5萬人。
日本人口已連續11年減少，並創下自1968年啟動人口調查以來最大年度降幅。據厚生勞動省預測，該國人口將在2053年跌破1億；2065年，日本人口將降至8808萬。
日本人口面臨著悲觀的未來。來自聯合國的最新預測也表明，到本世紀末，日本人口將下降到8000萬，低於峰值的40%。
「事態嚴重，可謂國難。」2019年12月26日談及低生育率危機，首相安倍晉三就要求負責「少子化」對策的首相輔佐官衛藤晟一：動員一切手段，推進相關對策。
歷屆日本政府都將「一個億」定為人口紅線或政策目標。二戰前夕，為了能夠向戰場上投入足夠多的兵力並確保後方生產，日本政府一度降低法定婚齡，允許13歲的女孩結婚生子，並呼籲每個家庭至少要生5個孩子。
在軍國主義體制之下，各地競相挑戰生育極限。當時，14歲生子、28歲就當外婆之類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極端政策讓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傷害。當前，日本政府已經放棄通過行政強令等干預人口變化，主要通過財政等手段提高生育率。
2016年2月，安倍政府旨在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初見端倪。它提出，要將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4個孩子提高到1.8個，力求將日本的總人口保持在1億以上。
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日本女性生育率從未達到1.8。一些人口學家也認為，多數女性不想因為生育而放棄工作，養育子女的經濟成本也在迅速上升，安倍政府的人口政策並不現實。
從2019年10月開始，安倍政府又推出「兒童工資」計劃，每月給每名兒童發放大約摺合1000元人民幣的工資，並由政府負責繳納保育園、幼兒園的全部費用，小學生和初中生的學費和醫療費也全免。
「一免到底」政策雖受歡迎，但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新政策導致財政新增加2萬億日元支出，其中，大約1.7萬億日元由消費稅來實現，其餘則由企業承擔。
2019年10月1日，實施「兒童工資」計劃的當天，日本政府也將消費稅上調了10%，足見安倍政府財政捉襟見肘。
「生產效率革命和育兒革命並行不悖，幫助國家跨越少子老齡化的巨大障礙。」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採訪時，安倍晉三一度信誓旦旦。
人口新對策能讓日本年輕人多生孩子嗎？調查數據顯示，日本當前的少子化問題依然嚴重。2019年，新生兒數量為86.5234萬，首次跌至90萬以下，也創下該國1899年有人口統計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
「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年輕人在就業市場頻頻碰壁；比起養育後代，他們更關注自我提升。」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鈴木透認為，日本人正在面臨「絕種」風險。
與此同時，日本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則迅速變老。2019年，日本的死亡人數超過138萬，65歲以上的人口則超過總人口的28%，2060年將達到40%。
按照聯合國相關機構的界定，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就可認定該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
從「老無所依」
到「活到老，勞到老」
如今，日本已成為全世界最「老」的國家。幾乎每天晚上，28歲的道上慶子都要起床兩三次，幫助九十多歲高齡的外公和外婆起夜。
「我們沒有經濟能力將老人送進高檔的養老院，普通養老院的服務又很差。」慶子向筆者抱怨說，她白天還要在一家零售商店上班，睡眠不足已困擾她五年多。
照顧老人的任務，原本由慶子62歲的母親負責。2015年夏天，她的母親因患抑鬱症而自殺。
多年來，日本社會一直被高自殺率所困擾。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平均每天有將近60名日本人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平均每10萬人中，日本的自殺人數為14.3人，遠超世界平均自殺人數10.5人。
老年群體是日本自殺率高企的重災區。據厚生勞動省自殺對策推進室和警察廳生活安全局統計，在60歲以上的人群中，每10萬人中有19.8人自殺，健康問題、生活拮据和婚姻問題是三大主要原因。
恥感文化在日本根深蒂固，不少老人懷著「不給子孫添麻煩」的心態自殺。其間，不乏震驚日本的人倫慘劇。
「要工作還要照顧妻子，我太累了。我原本也想自殺。」一名71歲的男子殺死了他身患老年痴呆的妻子。被捕後，他向警方表示「老無所依」是行兇的動機。
照顧老人已成為許多日本年輕人的沉重負擔。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在15-29歲的日本年輕人中，大約有17.76萬人要照顧老人等家庭成員，需要增加一百萬名護士和護工。
為了擺脫「老無所依」的社會困境，日本政府不斷加大對養老和醫療機構的投入。但日本已陷入勞動力不足與經濟增長的惡性循環：少子化加劇和人口減少，直接導致支撐社會保障制度的現有勞動人口減少，經濟增長不足又無力支撐人口刺激政策。
於是，延長退休年齡成為最可行的「下策」。2020年2月，日本國會通過的《70歲就業法案》規定，允許企業雇用「老齡員工」直到70歲。同年3月，《國家公務員法》修訂案也將公務員退休年齡從60歲延長到65歲。
「實現終身不退休社會」，一直是安倍政府的政策理想，並得到不少企業的支持。2020年7月，歷史悠久的家電零售商野島公司（Nojima）宣布，將員工的退休年齡上調到80歲。
「活到老，勞到老」也成為勞工階層的普遍共識。此外，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局面，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大規模布局機器人生產線。
大都市「虹吸效應」加劇，多數地區出現「空巢化」
當多數地區為人口低增長和老齡化困擾時，東京都、名古屋和關西等核心城市圈卻為人口大量湧入而煩惱。
日本政府總務省最新的動態人口調查顯示，東京都人口較上一年度增加了7萬人，連續24年呈增長態勢，達到1325萬人。僅占日本陸地面積0.6%的東京都，卻占據了日本總人口的10%以上。
交通擁堵、城市污染、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也困擾著東京：最便宜的停車位也要每小時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65元），一套普通住宅的平均價格已突破6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60萬元）。
「一些學者將東京圈的繁華，歸因於新幹線建設帶來的便利。對多數人來說，來東京只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上世紀90年代，道上慶子隨家庭從北海道的漁村移居東京。
從就業統計數據來看，2010—2016年，在新增的183萬個就業崗位中，有132萬來自東京都市圈。
新幹線等發達的交通設施，則為人口遷徙帶來便利。當歐美國家依舊在使用老式蒸汽火車時，日本第一條高速鐵路已在1964年通車，將東京到大阪的時間從7小時縮短為4小時。
如今，從東京到大阪只需要兩個多小時。不過，東京的高速發展並沒有惠及和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它所形成的「房價高地」反而讓周邊城市淪為「睡城」「東京的枕頭」。
東京都市圈一家獨大。2018年，東京都的GDP達到9700億美元，占日本經濟總量的五分之一。猶如東京都市圈的根莖，各地的人口、資金等則通過新幹線湧入東京。
作為「虹吸效應」的後果之一，其他地區出現大量「空城」。筆者今年7月在仙台看到，在空置的樓房和社區上空，警察與消防員乘坐直升機觀察安全隱患。
人口減少導致生源不足，日本政府每年還要關閉大約500所學校。當前，日本的鄉村和小城市普遍面臨著「房比人多」的怪現象。
據總務省的統計，截至2018年10月，日本共有5759萬套住宅，但同期該國家庭總數只有4997萬戶。
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村落和城市，日本政府設置「空屋銀行」，將房屋免費贈送給符合條件的民眾，以吸引外來人口流入。但是，空城依舊如瘟疫一樣蔓延，讓一座座鄉村變成「鬼城」。
「按照這樣的『東京化』速度走下去，所有的日本人都將成為『東京人』。」日本《朝日新聞》評論說。
早在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覺察到「東京化」與「空巢化」問題。此後，歷任日本政府也提出諸如「新建25萬人口衛星城市」「多極分散型國土結構」等多種策略。
2019年5月，安倍政府開始實施「補貼離京」政策，對於自願遷出東京的人口提供最高3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5萬元）的補貼。不過，「重金趕人」也收效甚微。
開放移民政策？
多年來，歷屆日本政府都小心翼翼地開放移民政策。2008年開始，一些外國護士和護工開始被允許入境。
不過，日本政府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必須通過高難度的國家級日語考試，並且三到五年之內必須離開日本。2018年10月，安倍政府《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修正案通過，允許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留居日本。
2020年8月，日本政府總務省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的護理、餐飲、汽車等14個行業率先迎來外來勞動者，累計超過266萬人，外國人首次超過日本總人口的2%，多數來自中國、越南、尼泊爾和印度尼西亞等國。
「現在的政策，不足以解決日本勞動力問題。」日本移民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坂中英德認為，「未來50年，日本需要1000萬移民，我們需要接納他們成為日本社會的新成員。」
當前，日本仍然是全世界民族構成最為單一的國家之一。上世紀50年代，日本也曾向古巴等拉美國家輸出移民。但是，日本朝野和民間對外來移民依舊存在高度警惕的社會心理。
「那些外國人可以幫助照顧日本老人，但必須生活在單獨社區。」知名日本作家曾野綾子的「種族隔離」「防止混種」的呼籲，也得到不少日本民眾的支持。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日本經濟從復甦走向繁榮。其間，大約有一百萬名黑人湧入日本，帶來廉價的勞動力，也帶來就業、治安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最終，日本政府通過日語考試、智力測試、傳染病和健康要求等將非洲移民拒於國門之外，並以國際援助為外交籌碼將境內非洲人安置到莫三比克等國。
據日本政府預測，若每年接收20萬名移民，該國2110年人口將增至1.14億。但是，日本將變成一個多民族國家。眼看著歐洲移民政策失敗導致社會衝突，日本社會的反移民呼聲越來越大。
「在東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勞動力不足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甚至根本無法考慮『不接收移民』這個選項。」日本《Wedge》雜誌主編鹽川慎說。
近年來，日本政府也注重營造多元文化環境，吸引外國年輕人到「空巢化」地區發展。在北海道，當地政府設立町立日本語學校，還邀請定居的外國人成為學校負責人，甚至共同參與地方事務的管理工作等舉措，開始探索一種多文化多種族和諧共生的社會模式。
「如果我們教育年輕人，日本的生存需要通過更加多元的文化來應對人口問題。我認為，這不會引發大問題。」日本移民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坂中英德說。
一種鼓勵與外來人口通婚並獲得永住權的方式，已被日本社會廣泛接受。2015年以來，來自中國的5名新娘成為日本白石島的「救星」。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5名中國新娘在這座500多居民的小島上生育了11個孩子。
低慾望社會 無解的難題
上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開始步入以低生育率和低消費為典型特徵的「低慾望社會」。
越來越多的日本成年人過著一種無愛、無性的生活。每隔五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等機構會就人口問題展開問卷調查。2016年的調查顯示，大約有44%的18到34歲年輕女性承認自己是處女，男性則是42%。
日本正進入「超單身社會」。據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2035年，將有30%的男性和20%的女性到50歲都不會結婚，加上離婚或喪偶的人口將有一半日本人處於單身狀態。
一些日本年輕人不僅缺乏「性趣」，甚至連戀愛都懶得談。一家婚戀諮詢公司的數據顯示，二十多歲的日本年輕人中，有74.3%的人不在戀愛狀態。1996年，這一數字為50%。
年輕人不戀愛、不結婚，日本正進入「無性社會」。《讀賣新聞》文章認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也過分強調「性」的負面影響，例如懷孕和性病等，使人談性色變；網絡色情的異常興起，也讓不少年輕人寧願在虛擬世界尋求慰藉，而不願在現實生活中與人正常交往。
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後，日本開始出現「低慾望」群體，本世紀該群體在日本呈爆發趨勢，他們被稱為「平成廢物」「寬鬆世代」。
多年來，《低慾望社會》《日本消費者問題》《厭消費世代的研究》等同類題材作品都成為暢銷書。
「買車難道不是笨蛋做的事嗎？」在《厭消費世代的研究》一書中，商業諮詢師松田久一提出低慾望社會對消費的傷害。
汽車、房子、菸酒和旅行，是日本國民消費的四大主流項目。不過，年輕人對此越來越沒興趣。日本汽車工業協會的調查顯示，40%的受訪者不買車的理由是「沒有車也能活得下去」。
「現在年輕人遠離買車，這與貧窮可能沒有必然關係，而是消費意識問題。」日本法政大學樋口一清教授認為。
不過，汽車租賃市場卻逆市上揚增長，市場規模從2014年的154億日元，有望上升到2020年的295億日元。
一些名貴化妝品也因社會交往減少而持續低迷。同時，一向引領奢侈品前沿的包袋也受到冷落，一種廉價的帆布包袋則取而代之，滑雪、高爾夫球等享樂性消費更是萎靡不振。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將人口危機進一步放大，少子化、老齡化、東京化、空巢化和移民難，一系列人口因素關係到日本能否快速走出新冠危機。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熊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