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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成就」孫中山的狠角色?

但是,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說,沒有陳炯明,就不會有後來的國共合作,也不會有黃埔軍校,也不可能有後來的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中國——雖然促成這一切並非是陳炯明的主觀願望。

2020-06-09 00:51 / 3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歷史研習社作者:霍小山


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在國民黨的正史上,陳炯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叛徒、逆黨、奸賊。欲知詳情,請參看《陳炯明叛國史》:

這本書的主角是這麼「叛國」的,1922年6月16日,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命令駐廣州的粵軍圍攻孫中山的總統府,並以大炮進行轟擊。孫中山事先得到消息,匆忙逃到永豐艦上。雖然孫中山僥倖逃脫,但是孫夫人宋慶齡卻因為逃難而流產,並最終失去了生育能力。

陳炯明與孫中山本來是有著深厚革命友誼的同志,結果現在徹底鬧掰了。這讓我想起了著名電影解說人劉彥祖的一句話,社會複雜人心險惡,你稍不留神就犯錯。

1925年,孫中山派蔣介石率黃埔軍校學生軍發起東征,終於打垮陳炯明,報了血海深仇。陳炯明逃亡香港,從此退出中國政治的舞台。

但是,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說,沒有陳炯明,就不會有後來的國共合作,也不會有黃埔軍校,也不可能有後來的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中國——雖然促成這一切並非是陳炯明的主觀願望。陳炯明真是既害了孫中山,又「成就」了孫中山晚年的事業。

一、同舟共濟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各派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四年。

孫中山作為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時卻只能袖手旁觀。沒辦法,手裡沒有槍桿子,說什麼都不好使。

前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曾響應孫中山起兵反袁,兵敗後亡命香港,後轉至新加坡。護國戰爭爆發後,陳炯明回到廣東組織軍隊,重回革命戰線。然而,廣西軍閥陸榮廷卻乘亂控制了廣東,致使陳炯明未能奪回廣州。

孫中山和陳炯明,此時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相同的境遇促使二人又走到了一起。孫中山對陳炯明非常倚重,恨不得稱兄道弟。

1917年7月,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孫中山還從廣東省省長朱慶瀾那裡爭取到二十個營的警衛軍,並把這支軍隊改編為兩個軍,任命陳炯明為第一軍總司令,出征福建。1918年8月31日,陳炯明率軍進駐福建漳州,並隨後建立起閩南護法區。

然而,正當陳炯明出征福建之時,孫中山卻在軍政府內備受軍閥、政客的排擠,不得不於1918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回到上海。

現在,陳炯明手裡的軍隊成為孫中山唯一可以依靠的軍事力量。

1920年,應孫中山的要求,陳炯明以「廣東由廣東人來治理」為口號,從福建率兵反攻廣東,並大獲全勝。年底,在陳炯明的邀請下,孫中山重返廣州,召集舊國會議員,恢復了廣州軍政府。1921年4月7日,廣州「非常國會」召開參議院、眾議院聯席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

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對陳炯明讚不絕口——競兄(陳炯明字競存)此番回粵,實舉全身力氣,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復尋常可擬?

陳炯明也很謙虛,沒說「這是朕為你打下的江山」之類的話。他不但請孫中山來廣州主持大局,還邀請孫中山的心腹胡漢民一同來廣州安定局面。

此時兩人的關係就像是劉備與諸葛亮,好得可以同穿一條褲子。

但是,兩人在政治理念上卻開始出現分歧。

二、反目成仇

從1918至1920年,孫中山完成《建國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設中國的宏偉計劃。這些計劃中包括在中國鋪設16萬公里的鐵路,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世界級的海港,在長江上游修建三峽大壩,「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

要實現這個宏偉計劃,就必須結束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集權式中央政府。因此,孫中山在建立廣州軍政府後,就迫不及待地籌劃北伐。

然而,陳炯明卻沒有孫中山這樣的壯志雄心。他在流亡國外時,就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主張地方自治運動,實現「聯省自治」。不過,民國時期最早提出聯省自治的並不是陳炯明,而是梁啓超。

陳炯明在福建漳州時,就提出「打破束縛而為自由,打破階級而為平等,打破競爭而為互助」,他還在漳州的某個公園大門上張貼「博愛、自由、平等、互助」的無政府主義口號。

因為主張聯省自治,所以他對孫中山提出的北伐出師沒有興趣,因為主張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對孫中山提出的集權式中央政府毫不感冒。他曾經率軍進入廣西,但是他拒絕擔任廣西省督軍。他認為外省人不應該擔任本省的督軍,本省的事情應該交給本省人來做。於是,他計劃協助中國同盟會元老,同時也是廣西人的馬君武仿照廣東省的「地方自治」模式管理廣西,包括恢復省議會,建設市政府等等。

他只想老老實實地待在廣東一省,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國。他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例如他為了在廣東推行教育改革、文化改革,就請來了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來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很多小朋友都困惑,為什麼陳獨秀會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因就是他當時在廣州。

孫中山對陳炯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懇求他出師北伐,但是陳炯明卻油鹽不進。陳炯明還曾明槍暗箭的說,「盲論之士,往往以主張『分治』,即為破壞『統一』,曾不知『分治』與『集權』,本為對稱之名詞,於『統一』何與?北美合眾國成例俱在,豈容指鹿為馬!民國以來,正坐盲論者誤解『集權』為『統一』,於是野心者遂假『統一』以奪權」。

正在兩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時,胡漢民、許崇智、蔣介石等人又從中挑撥離間、煽風點火。胡漢民甚至還造謠陳炯明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勾結破壞北伐,徹底激怒了孫中山。火冒三丈的孫中山下令奪去陳炯明內務總長、廣東省省長、廣東軍總司令的職位,甚至打算廢除廣東軍總司令部。至此,雙方已經勢同水火。

陳炯明被罷黜之後,回到惠州老家隱居。然而,粵軍跟隨陳炯明已久,不願意聽從孫中山的調遣。據美國使館檔案文件記錄,石井兵工廠廠長陳永善曾告訴美國副領事侯士頓,說孫中山有一段恐嚇粵軍的談話:「六十餘營的粵軍不諒解我的北伐,政府缺錢,日日索餉……似乎非達兵變之目的不止……這種橫蠻的軍隊……我現在決定處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數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難以武力壓服人。人說我孫中山盡扯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

孫中山確實有這個實力,當時,他麾下的護法艦隊共有10艘軍艦駐紮在廣州。其中,主力艦之一的「海圻」號排水量4300噸,裝備2門203毫米主炮,10門119毫米副炮,12門47毫米副炮。孫中山所講的八英寸口徑炮,指的就是「海圻」號。

可能就是這番話成為粵軍發動政變的導火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羅倫斯,利用美國駐華使館的情報檔案得出結論,當時政變的主謀,是粵軍的幾個主要將領,因為當時陳炯明遠在惠州老家。那麼,陳炯明事前是否知道粵軍的密謀?檔案中並沒有發現相關證據。

不管陳炯明是否是政變的主謀,政變的發起者都是他的部下,他肯定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三、布爾什維克將軍

雖然陳炯明毀掉了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第二次廣東政府,但是他在此之前的一項舉措,卻「成就」了孫中山後來的事業。

陳炯明在駐軍福建期間,因為旗幟鮮明地支持新文化運動,得到列寧的讚許。列寧曾經寫親筆信給他,詢問他是否有興趣合作。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陳炯明表示願意與蘇俄合作,他在給列寧的回信中說,「民眾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希望「新中國與新俄國將如同摯友一般攜手並進」,並宣稱「我更堅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帶給人們的是福音,我將傾全力在全世界傳播布爾什維主義。我們的使命不僅是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整個東亞」。這封熱情洋溢的信讓列寧心花怒放。

1920年5月8日,陳炯明又在《致旅俄中國工人弟兄書》中說道:「吾等如能重回祖國傳播俄國革命種子,則國人必起而共同奮鬥,建立一嶄新之社會主義中國。如此,則東亞將發生劇變,全球頓時改觀。」歡迎旅俄華僑回國來宣傳布爾什維主義,這也讓蘇俄領導人非常興奮。

當時,不僅蘇聯政府認為他是一位值得交往的進步人士,英美兩國的領事也稱他為「布爾什維克將軍」。有位美國傳教士甚至認為陳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要知道1921年時中國共產黨也才剛剛成立。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工人為反抗英國資本家的壓迫剝削,要求增加工資而舉行大罷工。海員工會派糾察隊駐守內地前往香港各個陸路交通要道,以及廣東境內一些與香港有來往的港口,禁止糧食、副食品等物資運往香港。港英為解決物資短缺的困境,便要求廣東省長陳炯明出面干預,迫使海員回港復工。廣東政府的介入,使海員罷工滲入了政治因素,由地方經濟事件,上升為中英外交角力的場地。

陳炯明將海員工會提出的四項談判基礎,轉交給英領使電告港督司徒拔,然而司徒拔回電錶示反對。陳炯明決定挺身支援與英國對抗的勞工們,於是,廣東省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作罷工維持經費,並協助安排海員住宿所需。時值隆冬,廣東省政府還給每位海員發棉衣,後來棉衣買不起,就發給麻包。海員工會的海員罷工總辦事處也設在廣州,內分總務、財務、食糧管理、糾察、宣傳、慰問、運輸、招待等各部門辦理各項事宜,辦事處設有十幾座宿舍安置海員,又在珠江河租用多艘水上酒家「紫洞艇」(俗稱花艇),作為海員的飯堂。

而此時的孫中山正在桂林忙於籌劃北伐,因為害怕港英報復,阻礙軍用物資運上廣州,便多次向媒體與港英聲明,他只支持工人改善生活。但是,這次香港海員大罷工的目的不僅僅只是要改善待遇,更是要為工人階級爭取社會地位,為中華民族爭取國家尊嚴。

由於港英當局與海員工會無法達成妥協,便決定進行野蠻鎮壓。3月4日,當罷工工人紛紛離開香港回廣州,行至沙田地區時,英國軍警悍然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掃射,當場打死4人,打傷幾百人(後來因重傷又死去2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沙田慘案」。沙田慘案引起全港市民更大憤怒與恐慌,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政府48小時內解滿足工人要求,否則便發動總罷工,徹底癱瘓香港經濟。

事已至此,港英當局已經山窮水盡,無計可施,只好宣布同意海員工會的所有加薪要求,釋放所有被捕人員,並撫恤沙田慘案死者家屬各1000元。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氣焰,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而在這場罷工中,以陳炯明為首的廣東政府,為罷工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並且無懼港英的武力鎮壓,繼續指揮罷工。有廣州作為罷工基地,增強了勞工們罷工的信心。海員工會運用封鎖香港的「飢餓政策」對付港英,也是因為得到了廣東方面的默許。

當時,共產國際在廣州的代表馬林,在實地考察了罷工事件之後,向共產國際報告說,「罷工勞工參加了此黨的民族性民主主義式的示威遊行,資金也由國民黨贊助······國民黨與罷工者的關係非常密切,廣州、香港、汕頭的1200名海員,其後也加入了國民黨。」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則斷定,「陳炯明本人已經和正在把中國進步的學生與工人組織起來」。

馬林以及共產國際就此認為,國民黨已經與勞工運動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因此共產國際應該積極支持國民黨。但實際上,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並不是所謂的國民黨政府。不過,很少有人能分得清二者的區別,比如英國港督司徒拔也認為,「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此次罷工的幕後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一具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的組織控制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2年7月中旬,馬林從中國回到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提出他訪問中國的報告,認為中國國共兩黨應該合作。馬林在報告中過高地估計了中國國民黨同工人和工人運動的聯繫,也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孫中山對罷工一類的行動持否定態度。而馬林會做出這種過高的估計,其實是因為他將陳炯明支持工人運動的行為,等同於國民黨整體的行為。

馬林的報告受到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並開始著手推動國共合作。1923年1月,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聯名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共產國際正式展開對孫中山的支援,包括促成國共合作,幫助改組國民黨,協助創立黃埔軍校等等。尤其是黃埔軍校的建立,為國民黨培養了大批的優秀軍事政治人才,為此後蔣介石北伐中原,定鼎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陳炯明與孫中山,從同舟共濟,最後發展到反目成仇,不得不說這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一個悲劇。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不能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偏偏要採用暴力,一定要將對方置於死地。但是,兩人都無愧為偉大的愛國者。多年之後,日本人占領東三省,曾企圖拉攏陳炯明為其所用,但是陳炯明卻對日本使者說:「日本輸出邪惡制度害我中華以至今日,還不快滾,勿復多言!」陳炯明後來逃到香港,日本人看他生活拮据,就送來8萬元的支票。面對日本人的利誘,陳炯明不屑一顧,提筆在支票上打了個大叉,果斷退還。

兄弟可以鬩於牆,但必須外御其辱。

參考資料:

1、橫山宏章《素顏的孫文》,八旗文化出版,2016年

2、孫中山《建國方略》,三聯書店,2017年

3、梁寶龍《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聯合出版,2018 年

4、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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