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永恆的民族英雄
《史記》是中國古典文史名著，一部國學精品根柢書，可以說應該是人人必讀之書。20世紀初，倡導新史學的思想大家梁啓超十分推崇《史記》，他曾走上講堂向學生們宣講《史記》，並倡言大學講堂應有《史記》的一席之地。20世紀30年代，陳垣先生開設「中國歷史名著選講」，即後來的《中國歷史文選》課。
《史記》成為陳垣先生的一部重要的講讀書。《史記》研究專家張大可先生說：「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精品中，《史記》是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歷代無數文史大家，無不得益於《史記》的養育，得益於司馬遷精神的鼓舞，對《史記》長盛不衰的研讀熱情，使司馬遷的精神得以永存。魯迅先生稱她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司馬遷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千載之下更是令人羨慕不已。」
司馬遷是以一種廣泛涉獵和考證的求實精神，採集到歷史生活中的真實，從而糾正了史料中許多不實之處。這些記載充分表現出司馬遷豐厚的學識和社會實踐之深入，又增強了《史記》反映歷史的深度和廣度。
例如人們耳熟能詳的「大禹治水」，這一歷史真實，一直被今人當作古之傳說而變得虛無，直到2002年保利集團從香港購回青銅器《豳公盨》，上面鑄有「天命禹敷土」之銘文，且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人們記憶中大禹治水的傳說才成為更加確鑿的歷史事實，而得到學術界的一致承認，也使《史記》中「五帝本紀」中鰥之一脈延續至「禹」之夏代得到證實。
結合《豳公盨》，《史記·夏本紀》中早有：「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以決九州致四海，浚畎澮到之川」。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帝命禹敷理全國土地，禹便帶領百姓徒步行走在高山大川，順著山勢，在樹上作標識，疏浚河道。「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禹謂帝舜曰：「與益予眾庶稻鮮食……，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這兩段話的意思是說，禹在外治水十三年，路過自家也未敢進去看一眼，而對治水的百姓卻親自把食物分配給他們，結果百姓安定，國家也在大洪水之後得到治理。
《史記》中也有禹與帝舜的一段對話。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而止。輔德，天下大應。」帝舜曰：「吁，臣哉，臣哉，臣作股肱耳目。予左右有民，汝輔之。」
這段對話又恰恰說明大禹在治水過程中，成為帝舜的股肱之臣，輔佐帝舜推行德治，得到天下應和。而這段話的關鍵詞或者說中心意思「德治」「輔德」又在《豳公盨》銘文中得以契合，如監德、唯德、明德、懿德、好德和茲德亡悔。由此，也證實了陳直先生曾經說過的：「推之《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之不謬。
再有，《史記》中《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驪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始皇陵被項羽率兵所焚毀，歷代皆傳，然考古工作者自1962年至近一直對秦始皇陵附屬陵園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考古探掘發現，秦始皇地宮兩千多年來一直安然無恙，不僅穿三泉，槨周鑄有青銅護壁，而且地宮中充斥水銀氣體，通過衛星探測，地宮中溢出的水銀氣體高於周圍地區。
最終證實，項羽當年率兵並未進入皇陵地宮，而是焚毀了始皇陵（陵塚）周遭的九層之台及護廊和陵塚頂部的享堂，其中也包括已發掘出土的秦始皇兵馬俑等附屬陪葬坑。所以，專家得出結論，《史記》記載無誤，倒是《漢書》記載有誤。
由上述幾組實例證明，司馬遷著《史記》並非道聽途說，也非信口而言，而是經過縝密的實地考察和歷史文獻的認真篩取，盡最大努力記述歷史，還原歷史，再現歷史，以期把人們帶入特定的歷史時空，讓人們直觀，感性地觸摸歷史，體驗歷史，記住歷史並傳承真正的歷史。
《史記》奠定了中華民族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史記》為二十五史之首，內容及其豐富，她是一部融史學、文學、哲學於一爐的曠世大典。司馬遷及《史記》研究一向為史學和文學研究的重鎮。
人們把《史記》稱為是一部雄視千古的傑作，稱讚司馬遷忍辱負重，拚死著史的氣魄和大無畏精神。為後人記錄下卓越的史實和充實的內容，以及書中體載的構建，體例的運用和敘事的才華，不僅使《史記》成為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而且也成為傳記文學之名著。
通過《史記》，司馬遷實現了自己定下的三項著史目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為史學，她的特點是體大思精。體大，是指《史記》的五體結構規模宏大，體系完整，是一個系統工程；思精，是指《史記》內容豐富，囊括中外，貫通古今。她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匯總古今典籍，「網絡天下放矢舊聞」，成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通史。
由於《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了眾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為傳記文學的典範。有人說《史記》蘊涵著進步的道德倫理思想，開明的政治治國思想，富國利民的經濟思想，民族一統的和諧思想等等，是一部為後王立法，為人倫立準則的道德倫理書。
認真學習閱讀《史記》，還讓我們認識了司馬遷，了解了祖國優秀文化歷史的演進脈絡和為民族建功立業的那些可歌可泣、可圈可點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認識到中華民族發展至今之不易，以至要更加明白珍惜先賢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之珍貴和不可多得，所以，真正讓我們從司馬遷著《史記》中讀到的不是失敗的輓歌，也不是悲傷的嘆息，而是大無畏的進取，是勝利成功後的快慰，是一種道德上獲得滿足的歡欣。
因為在那個崇尚英雄、追求功名的時代，人只有為理想，為民族、為國家的利益獻出生命才重於泰山。因此，司馬遷在極度艱難的生與死，榮與辱的嚴酷抉擇之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價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明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也的確迸發出了人類歷史上所有理想者澎湃的心聲。司馬遷的經歷，正是古今中外思想者人生歷程的縮影。
我們說《史記》的精髓就在於她體現了中華民族在結束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特有的剛健篤實，自強不息的精神，她澎湃著一種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激情，她像黃鐘大呂一樣迸發出一種陽剛之美，她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傳奇，是華夏幾千年的英雄史詩。
這種文化精神不僅體現在歷代王朝的承敞易變上，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志士仁人前赴後繼奮鬥不息的歷史行為之高度。在平治天下的過程中，士林階層的形成以及與天地相參的人生價值觀所構成的中華民族文化之核心，就成為了我們偉大民族生生不已的文化靈魂。
從《史記》中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太史公是一位具有偉大的氣魄、深刻的眼光、豐富的生命體驗和大無畏胸懷的真正史家，他「不虛美」，「不隱惡」，經受了至深的苦艱，然而，他卻沒有泯滅深沉的歷史責任感與歷史進取心，相反，他變得更加英勇。他高揚起生命的意志之幟，以忘我的精神沉浸於記史傳史的偉大事業之中，最終以他自己全部的生命達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與永恆，讓後人永遠銘記在心，成為了中華民族永遠的英雄，
任何一個思想家在創立自己的政治學說時，都要根據自己所處的時代特點和現實需要去吸取前人的成果經驗，而史書則是要通過對歷史事實進行客觀全面、真實準確的敘述，總結歷史經驗，使無論哪一個方面的讀者都能從其敘述中了解過去，從中受到啟迪，更清楚地認識現在。司馬遷和他的《史記》無疑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對《史記》記史的真實可靠應該敬畏與深研
不要輕易否定《史記》中的歷史內容。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議論，認為《史記》中的一些記載是司馬遷採擷的傳說故事，未必都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史實。
對《史記》記述史實的真實性、可靠性，一直持尊重和不輕易否定的態度和立場。因為司馬遷畢竟比我們離那個時代要早兩千多年。許多事情的發生，它的社會環境，人們行為做事的思維方式與我們今天的現實出入極大。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當年古人未必敢作敢為，而古人當年的所作所為也遠非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那樣複雜。所以，我對社會上對《史記》的各種議論更不敢苟同。在這裡僅舉上個世紀發生的兩件事也許對我們理解司馬遷寫《史記》會有幫助。
一件是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動亂」，這件事僅僅過去三十幾年，其中的許多人和事，讓今人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譚，成了被人遺忘的歷史，甚至沒經過這場動亂的年輕人更認為那是前人編造的故事，打死也不信。「十年動亂」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身邊的事，而這一代人又對幾十年前發生的」反右派「運動不甚了解。
說起那場運動也不那麼感覺深刻，單從文字上看是平面的。相反，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對那個時候發生的事卻刻骨銘心，是立體的，每每提起都讓親歷者不寒而慄。例如傅雷等一大批優秀愛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竟決定了一個家庭一個人一生的命運，讓人聞之扼腕。
所以，我們每個人，每一代人都對歷史的認識有自身的局限性，繼而，對司馬遷寫《史記》的認識和判斷也不可以認為其中記述歷史史實有誤或認為其中的文字有誇大之嫌，只要我們認真閱讀《史記》就會發現，司馬遷記述歷史史實的認真嚴肅簡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然從記述史實的文字角度看，司馬遷語言文字和文化修養之高古和純熟及敘事編排之鮮明深刻都是空前絕後的。作為今人對此只有敬畏和深研，而無資格妄加指摘。
現在引用兩位前人的話，看他們對《史記》的認同和認可，也許比我們更貼切更深邃。
一位是北宋的蘇轍，他從文的方面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盪，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另一位是清代的顧炎武，他從武的方面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當代學者陳直先生則是用考古發掘與史書相對照之兩重證據法證明司馬遷寫《史記》之經典。他在其著作《史記新證·自序》中說：「太史公作《殷本紀》，合於殷墟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如推之《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頵，皆與傳世銅器銘文相符合，尤見記載之正確性。又如壽縣蔡侯墓近出銅器群，倘無《蔡世家》，則蔡侯後期世系，即無從參考。更如《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所記立大市、立谷口邑，立陽陵邑等，皆不見於《漢書》。反與出土古物，若合符節。」
出土文獻印證《史記》記史的深度與廣度
出土文獻證實了《史記》記史的可信性。而《史記》真實的記述又為後人研究出土文獻提供了線索和依據，從歷史學角度講，《史記》的「實錄」也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