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駐B站至今，羅翔的粉絲數已突破600萬。憑藉幽默風趣的講課風格，羅翔在年輕人中迅速走紅。 （資料圖/圖）
信科宇偶爾還會想起當年師門開讀書會的日子。大家的書都是光光的，最多有些勾劃，而老師羅翔的書三面都貼滿了的便利貼，「有一本貼得花花綠綠的，應該是翻過很多次。」
那時他們常會在校園找間小教室，信科宇第一次參加，讀的是約翰·穆勒的《功利主義》，而他在本科階段看得最多的是《盜墓筆記》和《鬼吹燈》。他形容自己「像是坐在人群里會說話的猴子」。「他們說的每個字我都認識，但是他們說的話我都聽不懂。」羅翔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對他說：「沒關係，你就給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哪裡寫得好。」
幾年後，羅翔在網上另類走紅，憑藉幽默風趣的講課風格，在亞文化圈和年輕人中吸引了無數擁躉。
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駐B站至今，羅翔的粉絲數已突破600萬。無數彈幕區的留言證明了他的破圈：「醫學生報到」「中文系學生報到」「水利工程系學生打卡」「小學生來了」……雪花一樣的彈幕填滿了整個螢幕。
在二十多年的好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林民看來，羅翔是網紅和大學教授的「中間點」，也是在這個時代向公眾另類普法的方式。
林民覺得羅翔身上最可愛的一面，是他性格里的憤怒和激情。「他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有很強烈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他很單純，不像到這個年紀的人應該有的那種油膩或者中庸。這些十幾二十來歲的學生，會在這個已經頭髮稀薄的中年男人身上看到，他既有所謂名大學教授的學養，還有年輕人的激情。」
羅翔曾在隨筆集《圓圈正義》中寫道：「在現實中，我們用任何儀器都無法畫出一個真正完美的圓，但『圓』這個概念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把『圓』看成一種關於正義的隱喻，那麼每一個畫『圈』的決定都是一種與正義有關的追求。」
「在B站學刑法」
4月6日晚上10點，李伊拉上客廳的窗簾，打開投影儀，在沙發上開始她近期最為重要的「學習」——聽羅翔的司法考試培訓視頻。她已經聽到第16講——「緊急避險」。投影儀的光射出，「厚大法考」藍色的背景板被拉長，身穿西裝的羅翔出現在雪白的牆壁上。
他正講到「鄧玉嬌案」，用來闡釋何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鄧玉嬌是一名修腳女工，2009年5月，在湖北巴東縣某鎮「雄風賓館夢幻城」工作時，遇到來尋歡作樂的鄧貴大等三名國家工作人員。「那鄧貴大看到鄧玉嬌長得年輕貌美，便要胡來。他把鄧玉嬌按倒在沙發上，鄧玉嬌說，『我不是幹這個的，我是修腳女工』。鄧貴大說，『你裝什麼裝，老子有的是錢』。據說是拿著錢往鄧玉嬌頭上砸過去，你說多壞，拿錢砸人」，說完這句，羅翔面無表情地低下頭，「為什麼不砸我呢？」——30秒的片段宛如說相聲。李伊情不自禁拿手機錄下來，發給了一位湖南籍朋友，「你們弗蘭人」。
「80後」李伊是鄭州大學考古系的一名講師。這位熱愛郭德綱的年輕女士現在有了一個新愛好——「在B站學刑法」。這台投影儀是學生寄放在家中的，以往用來追劇或看電影，比如日本推理懸疑片《古畑任三郎》，如今卻用來學刑法。她手拿筆記本，每聽到新的知識點，就按下暫停鍵，用黑色和紅色的中性筆記筆記。方方正正的楷體字已經寫滿了18頁。空白的扉頁上，則記下了一句語錄：「用良知去駕馭我們之所學，而不要因所學蒙蔽我們的良知——羅翔」。
此前，李伊對法學原本有極深的偏見，唯一的知識儲備來自研究生階段看的美劇《傲骨賢妻》。
3月2日，她的學生張逸將B站上一段名為《為什麼有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案件最終輕判或不被懲罰》的內容轉給李伊。這則2月13日上傳的視頻，是羅翔有關「現代社會為什麼需要刑法」的一段經典論述，被許多網友稱為「入坑作」「夢開始的地方」，目前已累計超過173萬次觀看，1.1萬彈幕。
張逸告訴南方周末，自己算是「最早捧羅的一批非法考學生」。他通常會在吃飯或失眠時打開羅翔的視頻。但失眠觀看往往產生反作用——春節時第一次在B站刷到羅翔，當晚不眠不休看到深夜。
李伊則下單了羅翔簽名版的隨筆集《圓圈正義》，並四處向別人推薦羅翔的刑法課程，稱「（郭德綱+田亮）×刑法學=羅翔」。
一名經濟系學生在接到南方周末的採訪邀約後，表示「鑒於我非常喜歡羅翔，喜歡的程度你可能無法想像」，決定把自己的感受寫成一篇文章，並要求記者根據文章內容提問，第二天便發來一篇洋洋洒洒的千字長文。
對於意外走紅的原因，羅翔坦言沒有仔細想過，但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民眾本身對正義是有期待的，對法律知識也是想了解的。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劇本，我只是配合演好劇本。說不定馬上就會過氣，馬上就會曇花一現，這都很正常。」
法大「隱士」
今年43歲的羅翔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作為199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羅翔接受過正統的法學學院體系培養：他先後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攻讀法學本科和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如今從事刑事辯護律師工作的信科宇，是中國政法大學2016級畢業的研究生，也是羅翔的學生。他告訴南方周末，在社會上取得廣泛關注之前，羅翔在政法大學本就是「明星教師」。2008年以來，羅翔入選過法大曆屆「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教師」，2018年入選法大首屆「研究生心目中的優秀導師」。
許多人都會提到羅翔在政法大學校園裡課堂的火爆：他給大二學生開放《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兩門課程，選課時往往一座難求。禮拜二晚上6:30-9:10的課，「我們下午一點多的時候，就要去借小板凳，把它放在階梯教室裡面，然後貼上條，寫上『占座』。完了之後，6點不到就去上課。」信科宇說，最誇張的時候，「連窗台上都貼滿了條，很多人站著聽」。
薛光明是信科宇的師姐，她在一篇文章里回憶，北京炎熱的夏天，羅翔在「空間極其有限的講台上」，「邁著他一米九（身高的）大長腿」。同法考培訓視頻里西裝革履的裝束不同，在薛光明的記憶里，他總是穿Polo衫，或者簡單的襯衫。有時在校園裡遠遠看見羅翔和其他老師，他背著手，有一點駝背，「可能在思考或者談論一些問題」。
那時他倆常坐在講台前面，離羅翔最近的位置，「經常會有眼神交流」。他們已經很難回憶起課堂上講的具體知識。但羅翔有時提問，會微低下頭，眼鏡滑落到鼻樑下方，目光從鏡框上透出，「同學們，請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同他在B站視頻里經常露出的表情一樣。
有時聽他講故事，薛光明會覺得不僅是幾個字表述出來的那麼簡單，因為它們都是真實發生過的。當他提到一些「變態但搞笑的案例」，比如經典的「糞坑案」，台下哄堂大笑，羅翔便會很無奈。
羅翔告訴南方周末，他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最高法每年的《案例彙編》和報刊雜誌的社會新聞，「哄堂大笑之後，也要體會故事背後沉甸甸的現實。」
他每年都會重提曾經的典型冤案，比如聶樹斌案，「還有一些在大家看來不是很嚴重的犯罪，他就會說，大家知道這個案子判了多少年嗎？死刑立即執行。然後露出一個很遺憾的表情。」學期課程結束，許多同學手拿《刑法一本通》，排隊請羅翔簽名。他會簽下那句著名的「做法治之光」。給薛光明寫的是，「愛是永不止息」。
第二學期選課時，信科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惜拿我課表上所有其他課程，去跟同學換一節羅翔老師的刑法課」。初試通過後，信科宇堵在教室門口，羅翔沒有直接答應，只說「好好準備複試」。複試結束後，羅翔給信科宇回復了一則很長的郵件，以自己「手裡的資源不太好」為由婉拒，最後一句話的大意是：「我不是很適合做導師，請你慎重考慮。」
信科宇坦言，和在學生中受到的歡迎不同，那時羅翔在學院內部並不起眼。他當時還只是副教授，不是博導，大多數時間都在讀書。
信科宇原以為自己已經被拒絕了，一位師姐卻告訴他，「其實羅老師在收學生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收到這種簡訊。」他再次寫郵件表達自己的決心，便正式成為了羅翔的研究生。
師門常在法大附近的小館子聚餐。8點多鐘，羅翔便要離開。後來信科宇知道，羅翔一般晚上9點多休息，早上五六點就起來看書了。
臨近畢業時，羅翔將信科宇5萬字的研究生論文初稿刪了一半，並把其中的標點符號和腳註錯誤一一改了。「他不會罵你，就是默默地給你改了。最多在最後注一句，一定要注意標準引用，不要寫錯別字。」一位研究生畢業在北京找工作，羅翔推薦她去了一家著名律所。後來詢問近況時，她總說挺好的。她覺得萬一幹得不好，或者過得不開心，羅翔是會自責的那種人。「因為是他推薦我來的，他會下意識覺得有他的原因。」
2020年4月，安徽阜陽一名機關單位工作人員正在觀看勞動法律知識講座直播。 （視覺中國/圖）
走出書齋
2017年以前，羅翔還不願意走到聚光燈下。「我就覺得在學校里靜靜生活，在書齋里暢遊，就可以了。」羅翔對南方周末說，「在政法大學教好這些學生，因為他們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中堅力量。」
他已經多年不講司法考試，一位法考培訓機構的朋友請他出山，給的理由很動人：每年參加法考培訓的幾十萬名學生中，很多是二三本學生，他們也需要接受優質的法律教育。「這部分群體可能更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力量。這讓我覺得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
林民告訴南方周末，法學院老師出來講司法考試培訓，最初多是出於生計考慮。作為有20年教齡的正教授，林民的月薪是1萬3，「在學校還算高了」。羅翔對此表示認同，但也認為有些東西在功利之上：「人一定會為自己的行動尋找一個正當化的根據，不可避免會尋找其中最神聖最崇高的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個體的功利目的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制教育和法制宣傳。」林民告訴南方周末。他們在政法大學裡教出的最聰明的學生，最後未必會從事法律工作。「這些願意花幾千，甚至上萬塊錢來培訓的人，他確實就是奔著當律師和法官來的。你如果能在考試之外，在他們的腦子和心裡種下一些對的東西，作為法學老師，你的價值就會通過這樣一種看似功利的方式，得到很大的擴張。」
每年7-8月的暑假，司法考試培訓老師會在成都、南京等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到處飛。林民回憶：「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在一個地方一般講2-3天課，從早上8點到晚上5點，講完課馬上去坐飛機，趕往下一站城市。」
他和羅翔偶爾會在陌生的城市碰面，晚上一起喝酒。羅翔有時會苦悶，不乏挫敗感——許多學生抱著功利的考試目的而來——「這節課考幾個知識點，考哪些怎麼考，最好把答案告訴我。」
多位參加過法考培訓的學生則告訴南方周末，考試輔導資料能有一米多高，有十幾門課需要在短期內消化背誦。很少有人會選擇聽羅翔的課，「因為他其他東西講得太多了」。
「但同樣有數量不少的學生，是帶著對法學的求知慾和對法律職業的認同而來。假如你可以影響到30%的人，而這些人是奔著律師法官這個崗位去的，這就叫意義價值。拋除商業運作和個體的生計目的，這是對轉型時代的中國法治的貢獻。」林民對南方周末說。
這些年和基層公檢法機關打交道時，林民遇見過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們會站出來說：「我是你的學生，聽過你的課。」
西北地區一位公安局警察參加過法考培訓，和羅翔、林民一直保持聯繫。他專門到北京找兩人聊天，提到以前逢年過節，碰見老百姓用毛驢車拉一車土豆，會隨便找個法律理由罰款。「但他說，聽了這個課之後，就會去反思，一個人掌握權力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去處置。」
「法考郭德綱」
「曝光於聚光燈下，太容易放縱自己的虛榮了，而且這東西很虛無縹緲。」羅翔告訴南方周末，真正的成熟是意識到這個問題，去戰勝它而不是迴避。「不是說你退到深山老林，拒絕虛榮，你就不虛榮，因為稍有誘惑你還是會虛榮的。」
那時，朋友對他說：「你擁有表達的才華，這些才能不能浪費。」這句話促使他開始積極在公眾號和報刊雜誌發表文章，就「天一案」「天津氣槍老太太案」等社會熱點事件進行法律解讀。「因為表達的才華既屬於你，又不完全屬於你；是訓練得來的，又不完全是訓練來的。」羅翔對南方周末說。
張逸覺得羅翔最大的魅力是，他能用普通人都能聽懂的話，來講述刑法問題，「而不是乾巴巴的法條」。在李伊看來，「有一些話，別人說出來可能不好笑，但是他說出來就分外好笑。」
羅翔的一位研究生在工作後發現，很多律所都有自己的推廣策略——讓律師在抖音上就社會問題進行解讀。羅翔的優勢是如此明顯，很多律師坐在鏡頭面前，就已經眼神失去焦點，然後不停地看稿，「羅老師就會隨意很多」。
除了羅翔的人格魅力和表達天分，林民認為被廣受追捧的「郭德綱式」幽默感，也是法考老師適應培訓的一種策略——商業機構通常會把學生拉到昌平等城市郊區，找個偏遠度假村封閉學習兩個月，「就跟新東方一樣」。學生上課從早到晚，接受填鴨式教學，「你如果沒有那種『提神』的東西，上課很枯燥乏味，那個機制很快就會把你淘汰掉。」
包括羅翔本人在內的多名法律界人士都認為，他的課程之所以好聽，能吸引到眾多網友，也來自刑法本身的魅力。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刑法研究中重要的領域，它們帶來言說的張力和刺激。「法學院裡稍微會講課一點的老師，刑法課都講得很精彩。」一名法學專業碩士畢業生對南方周末說。
羅翔走紅後，研究法理學的林民把視頻找來一看，發現他把自己那部分也講了。「因為刑法是在所有法律關係中，最能展現公權力和私權力關係的一個。它的落腳點是善惡，這涉及道德的問題，也是哲學甚至宗教的問題。他能夠把刑法活色生香的一面講出來，又能往刑法哲學去延伸。」
讀研究生時，林民跟羅翔並不熟，對他的印象就是愛喝酒。2000年初，幾位法學博士畢業後，在北京留校的青年學者，會定期在一起開讀書會。現在偶爾朋友們聚在一起，在談到一些社會問題時，喝過酒的羅翔依然語詞激烈，甚至會拍桌子。
羅翔曾寫道：當年報考博士，自己的專業課和面試都是第一名。學校教務卻通知，當年政策有變，一個導師只能帶一個學生，那個名額已經給保送生了。後來導師親自寫了封信給校領導，他才如願被錄取。
在老家湖南耒陽，羅翔很多中學時代關係好的同班同學，還在底層當工人，為生計奔波。「你就會知道，人生的很多成就，都是一些機遇，並不完全屬於自己。」羅翔對南方周末說。
理性思考與狐狸式的智慧
在林民看來，羅翔在B站的走紅，一方面是由於適應了年輕人的知識期待，「因為他講的還是很『重』的東西，不是很『輕』的東西」；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商業機構一開始的助推。
曾有法考培訓機構提出為林民打造「人設」，但他拒絕了。在這一點上，他佩服羅翔表達的勇氣——「這個時代需要出現這樣一個人，在某種意義上講，資本又需要塑造這麼一個人，而他又是符合這樣一種氣質的。但是他在這個平台上，能把他做的事情擴張開來。其實他做的事情，許多法學院的老師也在做，只是沒有這樣一個平台讓它放大無數倍。所以他是一個網紅和大學教授的中間點。」
這些年的法律工作中，薛光明常常體會到法律與普通人的距離。「法律可能讓人覺得很生澀，離生活比較遠。但是羅老師能做到讓你覺得法律跟生活是非常貼近的。他自己本身很懂，所以可以用最簡單直白的語言講出來。」
信科宇讀書時，羅翔常給他們講到那個「下跪老人」的故事，用來思考法律人對於普通民眾的意義。羅翔在《圓圈正義》中也記錄了這個故事，那是他2004年所寫的。在人行天橋上，他曾遇見過一個貌似乞丐的老婦人，已經準備好要用幾個鋼鏰打發，不料老人開口卻是詢問某區的司法援助中心怎麼走。
羅翔對南方周末回憶，那時候儘管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但通過114就可以查到。「我說了後，老太太就下跪了，這就很驚悚了。她問了好多人，都沒人搭理她。我後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打車帶她去。」一路上羅翔沒告訴她，其實自己就是學法律的。到了法律援助中心門口，老太太居然說：小伙子，你別跟我去了。「我就很羞愧，她怕給你惹上麻煩。」
羅翔的走紅，也引發了外界對「法學娛樂化」的擔憂。為了避免被曲解和誤讀，他現在錄東西都會儘量長一點。羅翔承認，這個時代的通病是淺薄，而淺薄的標誌就是庸俗化、娛樂化、漫畫化。「但既然這是一個趨勢，你就要選擇以一種藝術性的方法來逆潮流而動，要把更加原汁原味的東西給大家擺出來，這是人類所有嚴肅的思考。」
「我自己的思想體系，就是一種理性思考。但大部分人都喜歡簡單話語的世界，非黑即白的思考。大部分人都喜歡做刺蝟，很難去容忍這種狐狸式的智慧。」
在《圓圈正義》中，羅翔曾寫道：「從事文字寫作要把自己看成一支鉛筆。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為何寫作。」
而這支能寫作的鉛筆，也可以視為一種表達的才能——它既屬於自己，也不完全屬於自己。羅翔告訴南方周末：「對於鉛筆而言，最重要的是筆芯，你要保守你的心。其次，鉛筆的筆跡是可以被擦去的，所以你說的東西很有可能會是錯的，你要接受你的有限性。最後，鉛筆是會用盡的，有一天你的使命完成了，平淡地接受，就可以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民、李伊、張逸為化名）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