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客使圖》 圖片來源：IC Photo）
——超越朝貢體制下的多元世界
朱天元/文
作為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唐王朝，對於中國人來說早已不僅是一個朝代與時間段的存在。它意味著唐詩的風流、萬國來朝的輝煌以及多元文明的薈萃與交融。這種輝煌與開放，與宋代以來漸趨保守、內省的文化性格以及民族本位思想的興起形成了一組鮮明的對照。今年，後浪出版公司出版了唐史學者王貞平的著作《多極亞洲中的唐朝》，這位具有家學淵源，並曾親炙杜希德、牟復禮、劉子健三位北美漢學名家的歷史學者，創造性地用國際關係中的軟實力視角重新勾勒出唐代政治精英經略周邊，以及向四周輻射文化軟實力的圖景。他認為唐王朝的對外政策，不是傳統的單極的冊封-朝貢體系的移植，而是實力至上的現實主義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結合。與北美漢學研究相同的是，王貞平的唐代外交與政治研究中，採用了大量現代國際政治學理論與比較視野。其中同樣也折射出他對今天世界的憂思與關懷。歷史未曾終結，人類卻在歷史相似的律動中，重複著往日相似的錯誤和衝動。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王貞平
問：今天的西方史學理論不斷發展進步，歷史學研究也開始提倡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進行「跨界」。在《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一書中，您運用了大量政治學的相關理論解釋唐朝的對外政策以及動機。請您談談這對今天的隋唐史研究有哪些新的啟示，是否會產生新的從未發現的問題？
答：西方史學理論根植於西方歷史經驗，這是它的局限性。但人類在如何構建社會組織、滿足物質生活、處理國家關係等方面遇到過相似的挑戰，西方史學理論在說明歐洲國家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時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理論框架，因此而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產生了關聯。這些概念、框架能啟發我們思考，應該給予充分注意。但在借鑑時，不能把它們當作無所不包的一般原理來接受。相反，我們應該用中國的歷史經驗觀照上述概念、框架，對其有所補充、修正，乃至否定而提出新的見解。劉子健基於對宋史的研究，提出以「包容政治」解釋宋代的政治運作就是一個範例。我嘗試以「軟實力」解釋唐朝的對外政策，並對這個概念重新定義。有學者認為，我誤解了「軟實力」首倡者小約瑟夫·奈。其實，唐廷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所發展出來的「軟實力」與小約瑟夫·奈的定義不盡相同，這毫不奇怪。唐廷的歷史經驗豐富了我們對「軟實力」的理解。我以為，隋唐史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有重新解釋的空間。這有賴於史學同行們用「新視角」審視「老問題」。這些「新解釋」難免仍是一孔之見，但卻是推動歷史研究的動力，也是每一代歷史學者應盡的責任。
問：唐代的核心政治集團深受北朝政治文化的影響，有很深的胡化色彩，融合了塞外與中原不同的文化要素。您認為這種文化與認同上的雜糅性，對唐王朝的對外政策是否存在影響？
答：唐統治集團的主要人物無論是血統出身、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都帶有顯著的「胡風」。他們因此而對邊疆社會政治、物質生活的流動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並據此形成了自身的對外政策及戰略防禦思想。國際關係的常態既不是曠日持久的和平，也不是延綿不斷的戰爭，而是時時發生的邊境摩擦、衝突。這種不穩定的狀況即便是處於全盛時期的唐朝，也不能完全避免。唐廷官員對此反覆權衡利弊後得出的結論是：軍事征服和外國君主、部落首領向唐廷效忠都是暫時現象；唐廷不應將他們所在的地區正式納入唐朝版圖。為給邊境地區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最妥當的辦法不是以唐廷的統治模式取代當地的權力架構，而是建立「羈縻州府」，實行間接統治。這樣，即便羈縻州的首領、部民再度叛唐，唐廷也不會措手不及。
唐廷的戰略防禦思想也基於對邊疆地域流動性的認識，不試圖以有限資源建立漫長的邊境線，不尋求牢固地控制廣袤的邊疆地區。對周邊地區實行一定程度的控治之道是「縱深防禦」，即在戰略要地構築城堡。但這些要塞不是要拒敵於國門之外，而是為監視對方，及時向朝廷報告敵情。一旦戰事爆發，唐軍將固守城池，待來犯之敵給養消耗殆盡，無力支撐下去時，再伺機反攻，擊潰來敵。
唐廷對外政策的另一個特點是，不以抽象的道德原則作為決策依據。唐廷在公開場合一貫以「德」「義」包裝其對外政策。但唐廷此舉是為了宣示皇權的正統性，鞏固皇帝的地位，主要為國內政治服務。「德治」從不是唐廷的對外政策目標。亞洲的地緣政治版圖處於不斷變動之中，不是唐朝或其他國家能夠一手塑造的。為更好地應對變化中的國際環境，妥善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唐廷採用了「實用多元主義」的對外政策。即在決策時，充分考慮中國與四鄰國家在特定時期的力量對比，具體外交舉措、軍事行動對唐朝和相關國家所帶來的後果，再決定唐廷的國際行為模式。這包括運用「軟實力」「硬實力」（軍事力量），或兩者兼而用之。這就是唐王朝對外政策的「合宜性」及「功效性」。
概言之，唐廷的對外政策以道德理想主義為表，現實主義為里。唐廷常常根據具體情勢，以漸進、實用的方式調整對外政策。在這些政策變動的背後，都可以看到遊牧民族生活、思維方式的影響。
問：唐朝以開放多元著稱，您認為以唐王朝為核心的天下秩序，與之後中原王朝（比如宋、明）的朝貢體系有何不同？
答：宋廷自認為繼承了漢、唐德運，其外交思想、格局、交往方式都與唐代有相似之處，二者之間有傳承關係。但是，宋代的國際生存環境較之唐代更為嚴峻。北方勁敵遼（金）崛起，迫使宋廷調整對外戰略和外交手法。宋的朝貢體系因而在繼承傳統之中又有所變革，以「延續」和「漸變」為主要特徵。
堅持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天下秩序是唐、宋兩代外交思想的基石。但是，宋的外交理念雖與唐一脈相通，二者的外交成就卻不可同日而語。唐太宗曾被漠北、西域君主奉為「天可汗」；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開創了開元盛世。唐朝對外關係中這一壯麗的篇章，一直延續到8世紀中葉才逐漸告一段落。北宋之初，朝廷也以「華夷一統」為外交目標，試圖以武力迫使遼稱臣，乃至將其鏟滅。但宋朝國力不足，無法實現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對遼戰爭失敗後，宋廷調整對外政策，以恢復「漢唐舊疆」為新的戰略目標。宋—遼（金）對立，國際關係中出現「二元並存」的格局（黃純艷教授語）；遼（金）公開與宋平起平坐，這些都是隋、唐時代不曾出現過的外交變局。
宋、遼各有自己的朝貢體系，體系中的各國又有地位的差別。這個特點在唐代對外關係中已經浮現，但尚未出現二強並立的局面。當時亞洲的地緣政治以多元為特點，突厥、高句麗、吐蕃、南詔先後以唐為敵；吐谷渾對唐的西北邊境形成壓力；回鶻向唐廷提供軍事援助，不承認唐帝的政治權威；還有一些國家則游離於唐朝貢制度之外。唐廷為在多元國際社會中構建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大力宣揚「多層次權力中心」觀。它一方面聲稱唐為世界的中心，同時主張四鄰國家之間也應相互統屬。例如，唐廷認為「海東國日本為大」，而「四夷之中，突厥為大」。唐人將這種多層次世界秩序比喻為：「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即華夏是太陽系的中心，其強鄰好似行星，環繞太陽運轉，而它們也有各的衛星國。「多層次權力中心」觀是唐廷實現「大一統」的思想利器；但一些鄰國也利用這個觀念，努力把自己打造為區域霸主，推動著北亞、東北亞各政權之間的整合，最終出現了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及其包括高麗、西夏和西北諸國的朝貢體系。
宋代「二元並存」外交格局確立之時，就是宋廷朝貢制度蛻變之始。在前來北宋「朝貢」的40個國家中，只有10個正式接受了宋朝的封號，其餘的與宋沒有正式的「君臣」關係。至北宋末年，宋事實上已淪為金的朝貢國。南宋在與金的對峙中處於劣勢。西夏、高麗、大理及西北諸國紛紛退出宋廷的朝貢制度，這個制度已經名存實亡。唐朝的朝貢體制也曾隨著國家間實力對比的消長而有所改變。安祿山之亂後，唐帝與外國君主間的「君臣」關係減少，但他們並未完全拋棄朝貢制度，其中的大多數仍然以「朝貢」的形式，與唐廷保持官方經濟、文化往來。唐帝也因此而得以在禮儀層面上保全自己「天子」的形象。
雖然宋朝並不是許多國家的「宗主國」，但它的外交文書仍然視外國君主為宋帝的「外臣」。以外交辭令掩飾地緣政治真實狀況，這也是唐人遺風。全盛時期的唐帝視自己為「天下共主」，賜給外國君主的國書在格式、措辭上基本與給國內臣子的詔書一致。安祿山之亂後唐朝逐漸衰落，但其外交文書的格式基本保持不變。這時的外交文書主要用於表達唐廷對雙邊關係的主觀願望，與這種關係的實質沒有必然聯繫。宋廷的做法與唐廷一脈相承。為維護宋帝的「君主」地位，宋廷在與強敵往來時使用華夷話語，在不得已之時，仍然試圖在外交辭令上保持與強鄰地位「對等」的虛象。
整體而言，宋廷的外交體系、理念、手法在唐代就有端倪。二者之間有源流關係，但形式和內容又不盡相同。分析造成這些異同的原因，能加深我們對唐、宋時代對外關係演變的認識。
問：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開始，同樣由此之後唐王朝對周邊國家的控制逐漸衰落。請您談談唐王朝的衰落，對與此同時的周邊國家有何影響？
答：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標誌著唐王朝由鼎盛而逐步走向衰落。唐廷不得不向回紇搬兵，藉助外力平定叛亂。回紇揮師入唐，介入唐朝內部事務，表明亞洲權力格局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唐廷對四鄰投放兵力，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大大減弱，不再具備左右國際事務的能力，基本喪失了塑造亞洲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唐廷雖不再是國際社會中最顯赫的一員，但仍是不可忽視的力量。8世紀中葉之後，吐蕃、南昭與唐之間的競爭加劇、衝突升級，中國在亞洲的地位逐漸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唐廷與周邊國家的實質性「君臣」關係大幅度減少，但仍與它們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唐廷無論是應付國內問題或處理國際關係，都比以往更需要友鄰的協助。與鄰國結盟，增強自身地位，求得外來軍事援助，成為唐廷外交的重要內容。友鄰國家為自身的生存、發展、繁榮，也樂於保持與唐廷的經濟、文化交往，為本國謀利益。唐朝與鄰國之間形成了「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亞洲的權力格局也因此而呈現出明顯的「多極」特徵。
我們在探索唐廷由盛而衰的原因時，應該避免「單一動因論」。既不能誇大唐朝在8世紀中葉之前的實力，視其為亞洲的霸主；也不應該低估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後唐廷的影響力，視亞洲國家一律為與唐朝平起平坐的競爭對手。在地緣政治中，雙邊關係的發展從來不僅僅被某一特定因素所左右。唐廷固然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強勢地位，但四鄰國家卻總是力圖以和平或武力手段為自身謀利益。面對這種動態的國際關係，唐廷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應對方法。長城不能拒「蠻夷」於國門之外；和約、聯姻也不能保證邊境的長治久安。同時，唐朝和它的四鄰也都意識到，它們的命運是不可避免地聯結在一起的。在國際政治中並非只有競爭、摩擦、戰爭可言，建立有意義的相互關係於各方都有利。因此，我們在解讀古代亞洲複雜的國際關係時，應該以「多元」「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賴性」以及對外政策的「合宜性」為觀察問題的出發點。
問：宋與遼之間簽訂的澶淵之盟，使很多學者認為中原王朝與周邊國家開始對等的互動模式開啟於北宋，比如宮崎市定認為這種對立的模式開啟了「民族自覺在周邊民族對立之中勃興」。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中也認為，「一直到宋代，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係才發生了重大變化，宋朝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環境下，開始產生了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意識。」然而在《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中，我們也發現唐代在晚期國勢衰頹的過程中，在與吐蕃的互動中，也開始了對等外交的模式。我們能否認為，近世中國的國族意識在唐末，就已經產生了萌芽？
答：宋對遼採用「對等外交」，雙方訂立了「澶淵之盟」，這是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唐與吐蕃之間的「清水會盟」也是性質相同的外交活動。其實，以「對等模式」與強鄰和四夷交往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侯國為求自保，圖發展，以「聯夷」加強自身力量，視「蠻夷」為可資利用的夥伴。在這種關係中，「蠻夷」與諸侯國之間已有某種程度的「對等」。秦、漢之際，朝廷為應對北方「蠻夷」的軍事威脅，採用了「聯夷以制夷」「以夷制夷」的策略。漢武帝與大月氏聯手，牽制匈奴，斷其右臂。當中原朝廷向「蠻夷」求助時，無不對他們以禮相待，二者在禮儀層面上享有「對等」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史書記載的「對等」事例，有些其實是「天子」屈尊向「蠻夷」求和。漢初，朝廷在與匈奴的關係中處於劣勢，不得不通過「和親」向後者納貢、求和。歷代中原王朝為形勢所迫時，都曾採用過類似的「反向朝貢」策略。李淵在太原起事之初，為避免其他中原分裂勢力與突厥聯手，形成對自己的南北夾擊之勢，決定接受突厥封號，以爭取突厥支持。這其實是向突厥「稱臣」。太宗也曾與突厥首領結成「香火兄弟」。傳統史家對這類事件或諱莫如深，或含糊其辭，將中國皇帝向外國君主「納貢」，記為向他們「賞賜」。
國際關係中的「對等」外交，主要通過接待禮儀、國書措辭等具體安排表現出來。但這些「對等」安排只是表象，並不簡單等同於雙邊關係的實質。四鄰國家、部落在實力提高之後，為改善自身國際地位，通常要求中國以「對等」方式接待本國君主、使節。但它們的實力顯然不能與中國同日而語。唐王朝在面對強敵吐蕃時，已然力不從心，但仍設法通過「對等」的禮儀安排，在交往中維持自己「大國」的體面。因此，對外交中的「對等」事例，須做具體分析，透過現象考察雙邊關係的實質。
葛兆光在解釋「對等外交」的思想淵源時，則將其歸結為「中國意識」。宮崎市定則認為是「民族自覺」所致。他們以宋代外交為分析對象，得出的結論頗具啟發性。但唐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宋人有較強烈的「領土主義」傾向，他們心目中的「國」與「漢唐舊疆」相重疊。而唐人認知中的「國」，以疆界的流動性為特點。初唐時，有人主張收回位於遼東及朝鮮半島北部的漢代四郡故地。當時朝廷中就有反對的聲音。對朝鮮之役失敗，進一步弱化了「領土主義」對唐外交政策的影響。
唐人及其四鄰的「族群意識」也與宋人不同。學界的共識是：唐代沒有涇渭分明的「華夷」之別。西方學者對歐亞大陸遊牧民族的研究指出「部」「落」並非以「種族」為界。它們是複雜的社會組織，是包含多種民族成份的不穩定政治整合。唐時的突厥是由9個部落組成的聯盟，其中的每個部落都是政治聯合體，而不是單純的種族集合體。遊牧部落首領和部落聯盟領袖主要依靠組織、成功實施軍事行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威，爭取部落民眾的擁戴。如若不然，他的權力就會受到挑戰。這樣的遊牧部落在要求與唐廷「平等」交往時，其動機並不是某種共同的「民族意識」。疆域固定的「國」也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權利中心論」才是他們的主要動力。因此，當我們用「國家」「族群意識」等近現代概念解讀古代外交時，應該預留出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問：閱讀《多極亞洲中的唐朝》經常令人聯想到今天的中國與亞洲周邊國家以及在世界多極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您認為唐代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對於理解今天中國的外交模式以及國際關係是否有幫助？
答：一部史學著作能引起讀者一些共鳴，進而用歷史的場景觀照當今的世界，是最令作者感到欣慰的事。當今的國際社會是多極世界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僅在30年之前，世界的多極本質還被掩蓋在單極的表象之下。當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蘇聯解體、東歐變天，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之後，世界正在向單極方向發展。時至今日，國際社會的多極本質顯露無疑，但我們對多極世界的認識尚待加深。無獨有偶，傳統史家和一些當代學者也曾把唐代亞洲描述為唐廷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因此，回顧唐廷如何認識亞洲地緣格局的「多極性」，考量其對外政策的得失，汲取其對外用兵的經驗教訓，或許能對我們認識當今的世界和中國有所助益。
在古代亞洲這個舞台上，多個國家和部族為求生存和發展，有時相互競爭，有時相互衝突，有時與第三方結盟，有時又各行其是，互不往來。在這個國際社會裡，權力分布呈分散狀態，成員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無時不在變動，各成員之間的關係充滿了變量，任何一員都難於長久地占據主導地位。這就是國際社會的「多極性」，而「流動性」是各成員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屬性。自公元620年起到大約公元755年的一個多世紀中，唐朝處於上升時期，政治制度穩固、經濟繁榮、軍力強大。而四鄰國家、部落則不時因內鬥，自然災害和相互征伐而在與中國的關係中一度處於劣勢。可是，當它們在國內完成了政治統一之後，往往尋求與唐廷平起平坐，甚至因利益衝突而引發邊境摩擦或大規模的戰爭。統一強盛的唐朝不難擊敗一個受內亂困擾的敵國。一個內部動盪不安的唐朝則難於維持在對外關係中的優勢，不得不放棄「君主國」的地位。
在處理多極世界中的外交關係時，唐廷採用了以「羈縻」為主軸的低調對外政策：不把「君臣」關係強加給對方，與之保持一定的政治距離，以避免承擔不必要的政治、經濟或軍事義務。在「羈縻」的框架之下，外國君主保持著與中國的官方文化、經濟交往，卻不必付出向唐天子「稱臣」的政治代價。從7世紀到8世紀初，唐先與突厥發生衝突，後與吐蕃對峙。在此期間，唐廷並不要求西域各國對中國輸誠效忠，而是允許它們奉行等距離外交。「羈縻」政策具有互利的性質，使唐廷在外交上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當然，唐廷的對外政策也不乏乖離「羈縻」的敗筆。太宗、高宗對高句麗的戰爭是一個典型事例。
初唐時的高句麗志在向南擴張，稱霸朝鮮半島，對唐朝並不構成威脅。但太宗卻決意吞併高句麗，控制朝鮮半島北部，完全將隋朝數次對高句麗用武，加速了自身滅亡的前車之鑑置於腦後。唐廷以為可以輕易征服高句麗，對戰役的戰略目標、作戰計劃缺乏周詳的思考，對龐大的軍費開支估計不足，更沒有預見到戰後在高句麗重建秩序的艱巨性。公元676年高宗不得不命唐軍從朝鮮撤兵。唐廷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善用「軟實力」（羈縻）的成功經驗和濫用「硬實力」（武力）的失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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