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21日，日本《朝日新聞》報導，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於當地時間20日在麻薩諸塞州的一間醫院去世，享年90歲。哈佛大學日美關係項目負責人克里斯蒂娜·戴維斯（Christina Davis）對《朝日新聞》證實稱，傅高義在接受外科手術後恢復不佳，於劍橋奧本山醫院離世。
1930年，傅高義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韋斯利大學，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傅高義是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中國研究專家。
2011年9月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得熱烈的評論。《紐約時報》評論說：「它已被譽為紀念碑式的鄧小平傳記，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但卻崎嶇的經濟改革之路進行了最為全面的回顧。」2012年3月，這本被翻譯為《鄧小平時代》的作品獲得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該獎授予最佳英語外國事務非虛構著作。
今年11月26日，在線參加第十八屆《財經》論壇時，傅高義表示，在商業合作領域，美中雙方都應該有開放的政策，不管公司來自哪個國家，只要遵守當地規則，那麼便應該獲得對等的機會和待遇。他建議美中雙方都應減少在投資等方面的限制，美中企業要在智慧財產權等領域了解彼此關切，找到更好的方式來進行合作。
12月1日晚間，傅高義在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表示，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機會，中美之間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進行推進。他還表示，目前中美關係處於歷史的低谷，這對兩個國家都是不利的。他認為，美國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華，但拜登為中美關係帶來了一個機會。「我認為我們需要在高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做出努力，儘快推動美中兩國高層會晤、專業人士進行專業應對，工作層則在細節方面進行溝通。」傅高義也表示，美國不應該詆毀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所做的建設性努力，比如中國在節能減排、在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抗擊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貢獻，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2015年3月，傅高義在他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的寓所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
他五年前談到的寫作計劃終未完成
本刊記者/安然
原文發表於《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43期，以下為這次專訪的節選
傅高義在介紹自己的寫作計劃的時候，他幾乎是在描述一個奇蹟：從現在開始，他打算用兩三年時間寫一本有關中日關係的書；然後，再花四年時間寫胡耀邦。
傅高義85歲。他坐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臉上一直帶著若有所思的微笑；椅子置放在空曠的客廳中央；客廳屬於一座有161年歷史的小樓。傅高義家所在的薩姆納路是劍橋鎮上一條寂靜的小道；一走出小道，寂靜就被哈佛大學生動的氣息穿透。
自上世紀60年代初從日本問題轉向中國研究至今，傅高義曾兩度擔任費正清東亞中心主任。在哈佛，這位身材不高的猶太裔學者素有「中國先生」的稱號。在他80多歲的時候，傅高義突然被很多中國人所熟悉，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退休以後歷經11年完成的一本書——《鄧小平時代》。
「沒想到會寫那麼久，也沒想到能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傅高義的普通話好到能夠不做作地發准絕大多數捲舌音，他還不時地用兒化音裝飾自己的中國腔。「我聽了很多人講他的故事，慢慢地，我的確是崇拜他的。」有人認為，傅高義是帶著崇拜的心理去寫鄧小平的，他並不否認這一點。
2013年初，《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在中國大陸發行，作為一本政治類的學術著作，首版50萬冊的印數是令人吃驚的。在暢銷的同時，它也分別在中美兩國引起一些質疑，而傅高義向來都平和地對待各方反應。
《紐約時報》曾經刊文暗示，傅高義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惜接受對該書英文版(原名《鄧小平和中國的變革》)的刪節，從而使之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隨後，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給該報寫信說，此書在中國出版之前，傅高義就與該校簽下協議，將中文版的全部版稅捐贈給自己的母校。《紐約時報》後來刊登了這封來信。
「我是在俄亥俄州的小鎮德拉瓦長大的，20多歲的時候，我從當地的這所大學畢業，這所大學很小，但是我對它很有感情。」迄今為止，傅高義已經把總數103.7萬美元的版稅捐給了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學。「把錢捐給它，是有力量的。」他又指了指腳下說，「哈佛大學很有錢，從這裡畢業的，有很多真正的有錢人，我把錢捐給哈佛就沒什麼必要了。」說完，他有幾分頑皮地向後縮一下脖子，笑起來。
傅高義身上透著一種徹底的質樸，甚至至今還有一點「小鎮青年」的影子。不知道這是不是他一直對社會主義中國保持熱情的原因。這種熱情使得他在1969年就寫成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一書。1989年，傅高義又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此書被視為第一本外國學者全面研究中國改革的專著。
1950年代，傅高義最初把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對象鎖定日本。1979年，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出版，該書不僅在美國社會有很大影響，而且在日本也成為家喻戶曉的暢銷書。聯想起《鄧小平時代》近年在中國的熱銷，他說，「我在日本出了風頭，在中國也出了風頭。」
傅高義沿著陡直的螺旋式樓梯一步步探出身來，身後是他常年用於寫作的地下空間。「我現在身體不算好，但也還過得去，有關節炎，胳膊會疼，但是主要臟器，比如心肺功能方面問題不大，記性也不如以前了。」他扶著樓梯扶手，腳步停頓下來，略帶氣喘地說，「我的醫生說，問題都不大，但可能工作會做得慢一些。」
對於一個把工作日程已經安排到90歲以後的人來說，花費兩個小時接受我們的一次採訪，是足夠慷慨的。
中國新聞周刊：《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的銷售很好，市場反饋很好，到目前為止，這本書在中美兩國不同讀者群里的反應如何?
傅高義：美國讀者不太了解鄧小平，連基本的都不了解，所以我寫這本書本來的目的是讓外國人多了解中國。依我看，中國的主流還是鄧小平走的路，所以要理解中國發展的背景，就應該多了解鄧小平。
美國讀者對我的這本書有不同的反應，其中有一些是批評我的。比如，有人說，對於鄧小平這樣一個人，你為什麼如此崇拜他呢?也許在中國有背後批評我的朋友，但是在公開討論的時候，一般來說都認為這本書比較客觀。我跟許多與鄧小平接觸過的人談過話，包括一些外國人，例如李光耀、基辛格、卡特，這些人是普通中國學者沒法接觸到的。雖然說中國學者更了解鄧小平，但是有一些故事他們可能沒有聽到過，所以我的書可以作為一種補充。
在中國，比較完整、全面地介紹鄧小平的書我沒有看到過。當然，有一些書是學校用的材料，比如黨史方面的、宣傳方面的。但是我覺得，在書店裡，如果一位讀者來尋找有關於鄧小平的書，他看到有一本是哈佛大學教授寫的，我猜讀者會喜歡看我寫的(大笑)。
中國新聞周刊：據我們所知，你目前正在準備寫胡耀邦的傳記，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寫胡耀邦的?
傅高義：大概是兩三年前吧。2011年，鄧小平傳記的英文版在美國出版，我的這項工作就算做完了，於是就考慮下面我要做什麼。當時有一名記者問我：假如你接下來要寫某個中國領導人，你會寫誰?一開始我回答說：朱鎔基。因為我也很佩服朱鎔基，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很聰明、很能幹。
但是，我有一個美國的朋友為朱鎔基做過翻譯，我從他那裡知道，關於朱鎔基的書在美國已經有了。後來，有一些中國朋友建議我說，將來中國應該走什麼路、需要考慮什麼問題， 在這方面胡耀邦的意義更大。
我從很多中國朋友那裡了解到，雖然也有人也寫了一些東西，但是還沒有看到比較完整的關於胡耀邦的書。作為一名外國學者，我的責任，第一是要了解清楚事實，第二是要把正確無誤的事情寫出來，同時也要把那個時代更大的背景表現出來，這是我的目標。
中國新聞周刊：按照我的理解，胡耀邦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內的一股正氣。現在的反腐實際上是在遏制邪氣，與此同時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把黨和全社會的正氣樹立起來。對於胡耀邦的現實意義是否可以做這樣一種理解?
傅高義：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
中國新聞周刊：為了寫胡耀邦，你已經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傅高義：去年夏天，我去瀏陽縣(現在是瀏陽市)參觀了胡耀邦故居，在那裡聽到一些故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瀏陽待了幾天之後，我回到北京見了胡耀邦的一些親屬。今後我打算再去瀏陽。
以前在研究鄧小平的時候，我發現胡耀邦的作用很大，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也了解了一些胡耀邦的事。我有目的地搜集和閱讀胡耀邦的資料有一兩年了，但是還沒有開始集中研究和寫作，還有很多材料要看，有很多人想見。
今年（指2015年——編者注）11月20日是胡耀邦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北京參加一些活動，不是為了發表意見，而是為了學習。大陸有很多機構邀請我。一般來說，我在北京會待在社科院當代所，那個地方從北海走過去不到15分鐘，是北京的老城區，我很喜歡那裡，很有中國的感覺。而且，我喜歡和當代所的幾位教授在一起工作，他們也很歡迎我。此外，北大斯坦福中心也邀請我在今年的紀念活動期間在那裡待一段時間。我現在也在考慮，在那裡可能有機會見到各方面研究胡耀邦的人。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網際網路上有很多資料，你從做學問的角度來看，如何對待網際網路上的材料?
傅高義：我自己基本上不直接使用網上的東西，假如我在網上看到有價值的東西，我會問中國的朋友。我很佩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人，他們也許並不專長於寫有趣的文章，但是他們能保證正確性。有一些問題，他們可以直接回答我，所以我儘可能跟他們接觸，因為我相信他們的判斷力。我去了那裡好幾次。對一件事情，他們會有好幾個人和我交流，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基本上會尊重他們的意見——正確不正確，可靠不可靠，他們有判斷能力，他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中國新聞周刊：胡耀邦在中國的政治人物裡面似乎有更多的複雜性，你在寫作的時候如何把握這些?你用英文寫出來的東西和翻譯成中文的版本會有什麼不同嗎?
傅高義：寫胡耀邦當然會更複雜一些。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要考慮的是，不希望在措辭上惹麻煩，但是又要正確。你知道，正確的寫法可以有好多種。這裡面是有技巧的。當然，我並不是想騙人，但我不想激怒什麼人，所以用的詞要合適、正確，又不讓人反感。
英語寫作也是同樣的做法。現在我發現，我寫的英文不僅美國人看，中國人也有人看，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所以，不能(在不同的版本里)說不同的話。把我寫的英文直接翻譯出來，也應該是同樣沒問題的。不僅是寫作，講話也是如此，同樣一句話，我在哈佛這樣講，在其他地方講的意思也應該一樣，因為我在哈佛講的時候，也有中國人在聽、日本人在聽。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寫鄧小平的時候，比較注意使用很簡單的語言，在寫作上追求通俗易懂，讓一般人都讀得懂。今後對胡耀邦這本書的寫作是否會堅持這樣的一種風格?
傅高義：當然，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一些理論性的東西也要寫。雖然事情本身具有複雜性，但是你寫出來應該簡單易懂。
我在家鄉的小鎮上學的時候，一位老教授告訴我，你寫東西的時候，應該學會講故事，不管內容有多複雜，都要寫成普通人能夠讀懂、同時有知識的人也會有興趣的故事。那時候我很年輕，但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後來我在大學讀了社會學、心理學，學了很多老百姓不用的字兒、不熟悉的理論，這些東西記在腦子裡，但是寫作的時候我就不用這些字兒了，我希望寫老百姓能夠理解的書，寫我的那個小鎮的知識分子能夠理解的東西。那裡有我的很多朋友，他們算得上是知識分子，我寫書的時候，我總是會考慮：那個人會不會理解?寫好以後，我會寄給他們看。我把那麼厚的書送給小學的朋友看，他寫信對我說，「你寫得太長了!」
中國新聞周刊：胡耀邦的傳記將來是否會讓讀者覺得更好看?因為胡耀邦性格鮮明、活潑，他膽子大，重感情，敢於講話。他的故事是不是會更多一些?
傅高義：對，我同意你的想法。胡耀邦的確是有故事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好的辦法能夠挖掘出來。胡耀邦去過很多地方做調查，有人說，他去過全中國大多數的縣，所以我也有一個想法，我可不可以選其中的一些地方，去聽聽當地人講他的故事，是否會有途徑讓我這樣去做?也許有可能。
中國新聞周刊：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人幫助你?或者比從前增加一些人手?
傅高義：我在寫鄧小平的時候，有一個中國的老朋友幫助我，今後他可能還會再來。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研究廣東，當時，廣東省經委給我派了一個幹部做助手，這個人後來就變成了我的朋友。他叫竇新元，今年剛剛60歲，他有好奇心，而且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能把複雜的事情解釋成簡單的中文，讓我這個外國人能夠搞得懂。他來過美國，但基本上只能使用中文。英文的資料我自己看。
我自己當然希望看更多中文的原始資料，但在我看之前，小竇，他是很老的「小竇」了，我比他大，所以還是叫他「小竇」(大笑)會替我篩選。他要看很多書，然後告訴我「這本書非常重要」「那本書偏見太大，你不要看」。竇新元有這個判斷能力。
在哈佛的中國學生裡面，也有人願意參與我的工作，但是我不夠熟悉他們。做一件事情信任感很重要，參與者要了解我的想法。當然，我的確在考慮增加新的助手，合適的人以後可能會有，但是現在還沒有。
中國新聞周刊：胡耀邦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好像非常密切?原因是什麼?
傅高義：胡耀邦的確和知識分子很親近。他從小很喜歡念書，花很多時間讀書，包括讀馬列的書，所以他很佩服知識分子。他15歲離開湖南去江西，那個時候他是沒辦法念書的，我猜想，他本來想考進大學，他是很合適上大學的，但是他沒有得到這個機會。他的確特別尊重知識分子。
中國新聞周刊：胡耀邦在外交方面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和近鄰日本的關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當時強調中日關係是處於怎樣的考慮?
傅高義：胡耀邦在湖南一所學校上中學的時候，校長是留日的，但是這位校長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國民黨打死了。胡耀邦從很早就了解日本新的、現代化的做法。此外，他參加革命以後就做政治工作，有一次因病被送到北平治療，當時還是一名日本醫生救了他，他個人和日本有這樣一些淵源。
在對日關係問題上，我認為，他是接受了鄧小平的看法，那就是：向前看，過去的就過去了，中國的前途需要一條和平的發展道路，和鄰國緊張的局面沒什麼好處。中國需要在經濟上、技術得到西方和日本的幫助。我認為這是他和鄧小平一致的看法，當然，這只是我的假設，這個假設還需要更多的材料去證實。
中國新聞周刊：雖然是一種假設，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對中日關係的態度，你也同意他們的這樣一種思想，是這樣嗎?
傅高義：是的。所以我正在準備寫一本有關中日關係的書，目標就是讓中日兩國互相多了解。從當前的世界局勢和中日之間緊張的關係來看，我感覺這本書非常重要，這是我的一個迫切任務。所以看來這本書我需要先寫，今年之內我可能會寫一點，接下來會加快一些，希望兩三年之內它能夠出版。
到現在為止，我寫書的目的都是讓美國人多了解中國，但是現在我突然有了這樣一個新的計劃，因為我覺得中國和日本兩國都能夠接受我，這樣我就有了一種「特權」，我覺得自己應該充分利用這個「特權」，為中日兩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做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這樣一本書，要讓中國人說它比較客觀，同時日本人也能夠接受，這只是我的一種願望。雖然現在中國人比較接受我，但是如果我的書裡面說了日本的好處，他們是不是一樣歡迎我呢?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當然，有一些人可能不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仍然想寫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