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者王海:「有些直播打假,簡單到我們都覺得害羞」

南方周末 發佈 2021-08-12T00:13:02.105107+00:00

王海在接受採訪。 (南方周末記者 敬奕步/圖)在西安見到王海時,他戴著一副眼鏡,兜里插著另一副。戴的是一副10塊錢買的小孔眼鏡。這款眼鏡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一時,黑色不透明鏡片上有許多小孔,運用小孔成像原理,幫助改善視力。透過這副眼鏡,你看不到他的眼神。

王海在接受採訪。 (南方周末記者 敬奕步/圖)

在西安見到王海時,他戴著一副眼鏡,兜里插著另一副。戴的是一副10塊錢買的小孔眼鏡。這款眼鏡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一時,黑色不透明鏡片上有許多小孔,運用小孔成像原理,幫助改善視力。

透過這副眼鏡,你看不到他的眼神。

摘掉眼鏡的王海像是另一個人。他鬆弛地靠在沙發上,面部表情豐富,眼珠骨碌碌轉,說到興起時開心大笑。當南方周末記者提出要拍照,他又掏出那副黑色眼鏡戴上,背板挺直,嘴角向下,裝出嚴肅的樣子。

他兩鬢有些許斑白,反戴棒球帽,蹬著一雙棕色的涼拖鞋,露出深灰色的棉襪——在最高溫5攝氏度的陰天裡。

「你不冷嗎?」王海把腳從拖鞋裡抽出來:「不冷,穿這襪子要是再穿鞋,腳像火燒。」

王海今年47歲,這是他打假生涯的第25年。

1995年,王海開啟了職業打假生涯,一度風光無限,成為崔永元《實話實說》開播首期嘉賓。2000年代初,輿論風向轉變,打假常常被視為敲詐勒索,打假人反被喊打,王海低調了一段時間。

2020年,王海再對直播帶貨行業高調開炮。他接連揭露網紅主播辛有志、羅永浩等人直播售假。他的打假風格是「正面剛」,在微博上頻繁發文,直接@對方。12月14日,王海發了27條微博,其中18條與羅永浩相關。

「如果他(主播)就是不賠,怎麼辦?」「我們打到他賠。」

2020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記者和王海見面,聊了聊直播打假那些事。以下是王海的自述。

太多現象違背常識

我一開始沒關注直播,因為我懶得看抖音、快手,覺得浪費時間。後來發現,直播行業有太多現象違背了常識。

2019年8月,知名帶貨網紅辛有志(辛巴)和初瑞雪搞了一個婚禮,請了很多明星。演唱會之後,辛有志開始直播,兩個多小時的直播營業額高達一億。

事出反常必有妖。

於是我想關注一下這個網紅。我在微博問,有沒有被騙的消費者?沒想到被騙的人很多。我們才決定打他。

其實我們打辛有志的第一個商品不是燕窩,是敖東牙膏。

2019年8月27日,我在微博髮長文揭秘敖東牙膏騙局,就是簡單的常識判斷。他說是敖東研發,還有專利號。我們一查專利號,專利屬於產品的生產商浙江愛尚日用品有限公司,說明是愛尚研發的,不是敖東。其次,產品宣傳有抗口臭功效,但根據它的產品標準,沒有抗口臭的功能。

2019年9月,我又揭露辛有志賣的ZUZU馬油皂不含馬油,是虛假宣傳。

再就是燕窩。它上面寫著「綜合風味飲料」,性質就是飲料,不是燕窩。就好比一個饅頭上面插了一顆大棗,那也是個饅頭,不能說是一個即食大棗。

(11月27日,快手主播辛巴承認帶貨直播的「茗摯」牌燕窩為誇大宣傳。半個月後,廣州白雲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稱,已對其燕窩售假一事立案調查——編者注)

最近打假的羅永浩在「交個朋友直播間」賣的皮爾·卡丹羊毛衫,一件衣服賣80塊錢,要給主播約30%的銷售佣金、6元運費、交稅、給皮爾·卡丹交品牌授權使用費,扣完還剩二三十塊錢——這個價格,羊毛衫賺不到錢。

另外,皮爾·卡丹這個品牌的價格定位也就是100-200元,但直播間說它的參考價是688元。

打假就是這麼簡單。我在微博上講得最多的是常識,大家只要尊重常識就可以了。有些打假簡單到我們都覺得害羞。

(12月15日,羅永浩「交個朋友」直播間聲明稱,11月28日所售的「皮爾卡丹」品牌羊毛衫為假貨,將和渠道貿易商一起向公安機關報案,向兩家公司索賠。其中一家涉事公司回應,事件系因倉庫出錯,將承擔責任——編者注)

打假「四步」

我們選擇直播打假的對象,主要看兩點——消費者投訴、看誰廣告做得多。

我們先打頭部主播。打假過程非常簡單,首先是進行信息的驗證。

第一個是主體的信息。生產主體、銷售主體、發明人主體、代言人主體,甚至代理商主體。

比如我們打假一款漱口水,先查這家公司的註冊資料,就知道它是雲辦公、雲註冊。再根據那個公司的網站看一下它的生產地址,發現註冊地址已經換了,工廠不存在。債權人會議信息顯示公司已經破產了。

我們再看另一個號稱收購上述公司的上市公司,後者的註冊地址在風險投資之家阿聯頓廣場,這是個虛擬地址,也叫共享辦公室。

以上操作都很簡單,在網上搜一下就行了。

第二個是產品的功效信息。產品宣傳的功效有科學根據嗎?有法定許可嗎?

比如小仙燉燕窩,它的許可是其他方便食品主食類,所以它就是個方便粥,不是燕窩。儘管它含有不到1%的燕窩。

(小仙燉未正面回應王海質疑。但12月17日發微博稱,廊坊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霸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小仙燉霸州工廠實行監督檢查,公示的檢查結果為:小仙燉鮮燉燕窩產品經第三方檢測機構檢驗,各項指標均符合標準要求——編者注)

第三個是產品標準。產品標準會說明產品的成分、原料、考核指標,揭露了這個產品的本質。辛有志賣的糖水的標準就是風味飲料,小仙燉燕窩的標準就是方便食品。

第四個是成本信息,包括比對替代方案的成本。比如辛有志賣的燕窩,根據成本就能推算出來,它裡邊不含燕窩。因為一克燕窩的廠家進貨價要15元,燕窩碎是7.5元。他說一碗糖水含有不到2克的燕窩,即便是燕窩碎,也得15元。

實際招標的時候,它的採購價是4.2元一碗。易拉罐的成本1.6元,包裝2.4元,人工3毛,設備2毛,糖水1分,海藻酸和鋁酸鈣大概不到2分,唾液酸7分,不可能再往裡加燕窩。

打假的第一步是常識判斷,判斷是假的,再去驗證它,買過來拿到手上看看到底長啥樣。調查之後,我們先去有關部門舉報,有獎金。接著就代理消費者索賠。

我們目前做的幾場直播打假,都是用業餘時間做的,打過二十多種商品。因為打假直播太簡單了,簡直是降維打擊。我們碰到過一些簡單得令人髮指的騙局。

一款號稱是日本伊藤家第4代繼承人的伊藤慧太先生參與製作的日本國寶鐵鍋,賣到近千元。這個伊藤慧太其實是一個上海演員扮的。很不幸,上海的消費者認出了他。

這款鍋其實就值百元左右,網上有很多同款,貼不同的牌賣不同的價。

主播享受權利,就要承擔責任

直播帶貨實際是一個銷售行為,主播是推銷角色,而不是代言。

為什麼?直播間的定價權、決策權、話語權,都在於主播。賣不賣這個商品、賣多少錢、收多少佣金,頭部主播是有話語權的。

他享受權利,就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跟義務,應該要核實他說的每一句話、展示的每一個圖片,要去追溯、核實,以真正嚴謹認真的態度負責,還應承擔連帶責任。

為什麼我們要繼續揭穿羅永浩?

他塑造了一個嚴謹的「人設」,給大家把關,說他們對供貨商是霸王條款,供貨條款很苛刻,還要違約金、押金、保證金。消費者衝著羅永浩這個人來買東西的,他消費的是消費者對他的信任。

比如他賣的那款DentylActive漱口水。漱口水宣稱是英國60年品牌,其實公司註冊於1993年。廣告宣傳視頻是假的,用洗牙的視頻來表現漱口效果,很多消費者都發現了。

漱口水廣告中的「世界著名口臭專家」是個演員,而且是另一個品牌在用的演員。

羅永浩說,這是個英國品牌,我們一查,商標是深圳市麥凱萊公司註冊的,轉讓給英國的馬甲公司。上英國網站一查,發現是個虛擬辦公的公司。他又說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購了,這上市公司也是虛擬辦公。他還標了一個生產商,我們一查,已經破產了。

羅永浩說自己的審核鏈是完整的,但他審核了什麼?怎能叫嚴謹?

(12月14日,羅永浩「交個朋友」直播間公開回復,稱洗牙視頻是與羅永浩無關的微博帳號剪輯的;鄧特艾克漱口水的製造公司是一家英國私營公司,目前已被併入一上市公司,且具有可證明其為進口產品的報關單;虛擬辦公地址可以用來註冊公司;梅爾.羅森博格確為開發該產品的科學家,但品牌方並沒有使用他本人照片,而是從微圖圖庫中選了一張平面模特照片做宣傳,原因不明——編者注)

直播帶貨最大的問題在於,監管部門沒有認真履行職責,平台沒有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消費者不尊重常識。

一個主播可能擅長唱歌、說相聲,但他在價值判斷、選品、風險控制方面,往往是外行。消費者可以欣賞他的才藝,沒必要相信他有判斷價值的能力。

接下來肯定是直播帶貨風氣的拐點。行業會淘汰一批不良主播。

直播行業還有很多亂象,比如惡性刷單。

比如,A公司要請一個女明星來直播帶貨,賣1萬支香水。B公司知道了,就聯繫水軍公司,用虛擬帳號把1萬支都拍下來。拍完之後香水就下架了,沒有真正賣到消費者手上。第二天,再把這1萬支香水都退貨。一番操作下來, A公司請明星的出場費就白交了。以後傳出去,還會被認為是A公司自己刷單作假。

另一個是劇本式直播。

直播間裡所謂的衝突、優惠都是假的。都是跟廠家事先說好,咱們到時候表演,一開始你報價888,中間我砍價到398,最後消費者要下單了,我再砍到98,你要跟我對罵、哭訴賠本或者憤而離場,讓消費者覺得逮到實惠而下單。

實際那些商品就只值這個錢,甚至不值。就算真的有砍價,也是在直播前就談好、簽了合同的,不會現場即興發揮。

「我們就是保持天真」

我是學法律的,1995年開始打假,到今年已經有25個年頭。我是天蠍座,沒覺得自己很腹黑,反倒挺慈善的。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個英雄,我們就是保持天真。

這些願意為直播埋單的人們很天真單純,對於成年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寶貴的品質。一個文明社會就得讓人們可以沒心沒肺地活著。我可以沒心沒肺,但這不是你來騙我的理由。

我們看重的是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一方面希望通過實踐來解決一些問題,最起碼讓更多的人知道假一賠三。

我們代理消費者來維權,單個消費者不會去為了500、1000塊錢去打官司,但是我們律師來代理,他只要提供授權就行了。幫助消費者解決維權成本高的問題,我們還可以賺點錢。

另一方面,我們的舉動也會讓監管部門注意到一些亂象。這兩年,我們打假的主戰場都在電商。

我們有兩個打假公司,都是律所,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深圳,團隊一共二十多個人,現在忙不過來。我們一般是客戶口碑相傳和網絡平台求助,消費者來找我們,我們安排律師代理。賠償部分五五分成,沒有賠償就不收費。

我們的業務很單一,就是作為律師代理,幫個人和企業維護被侵犯的權益,代理費是盈利來源,從1996年就是如此。現在我們一年打假獲賠大概有一千多萬。打假辛有志後,找我們代理維權的消費者有一千多人。

這些年,我們大部分打假案都成功了,但我仍然感覺到社會對職業打假的觀念陳舊,根深蒂固。

法律設立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就是讓每一個消費者都成為吹哨人,通過索賠來叫停製假、售假和其他的欺詐行為。

實際上,這是社會共治的一部分。因為行政資源是有限的,但消費者是無限的,各行各業都有先知先覺的消費者,或者熟悉制假售假情況的消費者,如果每個消費者都可以通過懲罰性賠償調動起積極性,叫停製假售假。那麼企業、經營者就會被倒逼地去提升自己的服務質量、產品質量,去創新。

現實是,韭菜還在瘋長,鐮刀都不夠用了。我們打假打得都疲勞了。很多人還是希望什麼事都是政府、監管部門來解決。但監管部門資源是有限的。

南方周末記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實習生 畢研哲 陀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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