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不退
羅伯特·瓦爾澤本應成為難以計數的被遺忘的龐大作家群中的一個，在囂嚷中悄悄消失在絕對靜默里。如果結果是這樣，也許更符合他個人的設想，一種永恆的隱身或匿名狀態，遠離且徹底遠離人群，像一隻獨自迷失在沒有光線的深海里的魚。
羅伯特·瓦爾澤（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紀德語文學的大師，在歐洲同卡夫卡、喬伊斯、穆齊爾等齊名。在世時讀者稀少，被《洛杉磯時報》認為是20世紀最被低估的作家。受到卡夫卡、本雅明、黑塞等諸多作家推崇。
1936年起，瓦爾澤的仰慕者卡爾·塞利希（Carl Seelig）定期去黑里紹精神病院看望他，陪他在森林或山間小路中長時間地散步，聊天，累了就坐在小飯館裡喝啤酒。從卡爾的記述中我們知道，瓦爾澤的反應偶爾會有些暴躁，但在絕大部分時間裡，他沉穩、禮貌，對文學有鮮明的個人喜惡和觀點，對自然風光有幾乎過度的迷戀。後來，卡爾將這些拜訪經歷寫成了《與瓦爾澤一起散步》，促成瓦爾澤作品選集的出版，甚至在德國文學界到處募捐，這讓瓦爾澤「避免因交不起飯錢而被驅到貧民救濟院去的命運」，也讓沉默二十多年的瓦爾澤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儘管那時的「公眾」少得可憐——進而擴大其影響力，受到卡內蒂、庫切、塞巴爾德、蘇珊·桑塔格、彼得·漢德克等人的推崇，與卡夫卡、穆齊爾、喬伊斯一起被視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象徵。這個結局，我想，一定會使瓦爾澤感到驚訝，他會睜大他天真、空洞的眼睛，木訥地站在那裡，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接著他會沉思一小會兒，不給出任何表示，表情依舊木訥地走開。
1929年初，瓦爾澤在長期經受幻覺和焦慮的困擾後，在姐姐麗莎的勸說下進入伯爾尼的瓦爾道精神病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這一年是他從柏林回到瑞士家鄉後的第十六年，在伯爾尼生活的第八年。此前，也就是剛從柏林回到瑞士時，他住在比爾一家名為「藍十字」的簡陋旅館裡，靠寫以瑞士自然風光為素材的小品文為生。那是一段貧苦交加的時期，甚至冬天沒錢買煤取暖，但我想瓦爾澤對此不會太在意。不是說瓦爾澤為了獻身寫作而顧不上現實環境的艱苦，這種說法未免太理想化，而是他早已習慣了貧困。
1878年4月月15日，瓦爾澤生於瑞士比爾一個多子女家庭，是八個孩子中的第七個。他的父親是個文具店商人，生意不景氣，因家裡無法承擔學費，瓦爾澤只得輟學，十四歲去銀行當了學徒。貧困和對貧困的恐懼一直讓瓦爾澤感到擔心。經過一系列短暫的工作和失敗的戲劇演員夢之後，1905年，瓦爾澤前往德國中心柏林，為的也是試圖通過寫作來擺脫自身的糟糕處境，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羅伯特·瓦爾澤
去柏林之前，他已在蘇黎世的報紙上發了不少詩，出版了第一本書《弗利茨·考赫散文集》，這也許給他了一些信心，讓他產生幻想，以為自己可以在更大的城市裡得到一席之地。在卡爾1936年1月3日記錄的談話中，瓦爾澤說，「一個人永遠都不應該拒絕社會。一個人應該生活在社會之中，要麼為之奮鬥，要麼與之鬥爭。」我們無法知道，離開柏林二十多年後，在先後兩個精神病院裡度過了七年時間後，瓦爾澤說這些話的用意到底是什麼。他也許是認真的，對自己的青年時代進行自我反思，可事實上，瓦爾澤的柏林時期和其他時期一樣，總被遠離人群的某種內在力量所牽引，對具有權威性的文學沙龍和所謂「上流文化圈」感到不適，行為有時怪誕可笑，有時放肆乖張。就像塞巴爾德說的，「從一開始，他就與世界以最短暫的方式聯繫著……就像他完全把物質財產和他的生命分離開來，他和他人保持著遙遠的關係。」他從未真正生活在社會中，更沒有為之奮鬥。而他的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他與社會鬥爭的方式，只是對於生性如此敏感脆弱的瓦爾澤來說，其結果是毀滅性的。在柏林，他的作品得到一些反響，穆齊爾和卡夫卡都喜歡瓦爾澤作品中獨特的聲調、反諷性和幽默感，但這並不足以阻止他在讀者中的失敗。在卡爾1936年7月26日的記述中，瓦爾澤告訴卡爾，脫離了文學圈子最終對他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影響，而在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權威和崇拜讓他反感。在另一處他則說：我寧願不去讀我同齡人的作品，只要我仍然被看成一個病人。這樣可以保持最適當的距離。
作品不被主流文學圈和讀者接受，對瓦爾澤是個巨大的打擊，他也因此受傷。據說，當時有一位女演員，買了本瓦爾澤的書寄給他，在上面寫了「要寫書先學學德語」之類的話。現在，在瓦爾澤已經成為德語文學經典以後，這句話讀來帶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既讓人心酸又讓人失笑。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瓦爾澤也在追求——如果他真的追求過的話——被認可的同時，感受到逃離的迫切意願。某種意義上說，作家的目的就是出現在讀者面前，並讓自己變得不可或缺，至少是不可忽視，可瓦爾澤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這樣做。即便在作品中，他也總是偏向於隱藏自己，讓自己消弭在性格略顯誇張怪異的眾多人物之中，留下一個模稜兩可的影子。他在作品中從不彰顯自己，更不確立自己，而是出於某種天性中的羞澀而躲藏起來。他也許希望會有人去找到他，但我們清楚地知道，沒有人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進入讓人費解的文字中去尋找一位無名小卒。
羅伯特·瓦爾澤
如果說，認為瓦爾澤的作品只有穆齊爾和卡夫卡這樣的偉大作家才可以即刻辨識出來多少有些矯情，那麼瓦爾澤作品的獨特性已超出當時大部分讀者可接受的範圍則是無疑的。他的那些帶有「逸散」特質的作品也確實難以理解。本雅明評價瓦爾澤的作品時說：「他滔滔不絕地說著，每句話的唯一目的就是讓讀者忘記前一句話。」這一概括所依據的文本不多，但極為精準。到目前為止，瓦爾澤的中譯本作品少得可憐，2002年出版的一本合集《散步》收錄了瓦爾澤的一些散文，以及他最重要的小說《雅考伯·馮·貢騰》，由一個在僕人學校就讀的調皮的年輕人的日記組成。隨手翻開，看到書中這樣一段：
今天小姐哭了，她為什麼要哭？在課堂上，她突然眼淚奪眶而出，我感動極了。無論怎麼說，我對觀察、對仔細聽清聲音微小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我必須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做這事能美化生活，因為如果不需要觀察，也就沒有生活了。顯而易見，班雅曼塔小姐心裡有煩惱，平時，我們的女老師很會控制自己。我必須得有點錢，另外，我把履歷寫好了，履歷內容如下……
從班雅曼塔小姐的哭到對觀察的簡單論述，再回到小姐的哭，又突然轉向錢和履歷……句子的逸散性，或者說下一句對上一句的逃逸，讓這部作品讀起來很怪，像用手去捉全身濕滑的魚群。這種寫作方式也奇異地應對著瓦爾澤的存在狀態。在他孤僻、貧困的一生中，瓦爾澤像他的句子一樣從人群中離散，包括他的哥哥卡爾和姐姐麗莎。他有一種變得疏離和渺小的本能願望，如《雅考伯·馮·貢騰》中的主人公的座右銘：變得微不足道，並保持渺小。事實上，瓦爾澤比他筆下的主人公做得更極端，他不僅讓自己變得微不足道，而且讓自己變得越來越渺小。
《散步》，作者：（瑞士）羅伯特·瓦爾澤，譯者：范捷平，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12月
1933年之後，瓦爾澤徹底放棄了寫作。他對卡爾說的一句話經常被引用：「我來這裡（精神病院）不是為了寫作，而是來發瘋的。」這句話可能是真實的，是他讓自己變得更加渺小的計劃中的一部分，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其中聽到一個受傷者玻璃破碎般的聲音。在這之前，在瓦爾道精神病院，瓦爾澤曾為了克服對寫作的抑制改為用鉛筆寫作。他俯身在一張張廢紙，如車票、日曆、捲菸殼上，痴迷地、不知疲倦地滑動鉛筆。鉛筆寫出的文字極微小，後來的研究者只得用放大鏡來整理他的「鉛筆手稿」，而據「鉛筆手稿」整理出的文本成為瓦爾澤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視為二十世紀德語文學最重要的發現。但1933年以後，隨著二戰爆發，瓦爾澤似乎覺得在文字中留下一個模糊背影的必要也沒有了，於是他停止了寫作。他把自己驅逐出文字，抵達了對整個世界的幾乎徹底的內心流亡。現在，他能做的，就只有散步了。此時距離他去世還有漫長的二十三年。他是如何度過——尤其在心靈上——這望不到盡頭的乾枯的時間的？我們不得而知。也許瓦爾澤幾十年來一直迷戀的散步真的可以作為一個生命的主要生活方式，而避免陷入真正的瘋狂。至於外部的世界，則像火柴的灰燼——據塞巴爾德說，瓦爾澤曾用「灰燼」這一意象形容自己的狀態，說「灰燼是一種順從的、毫無價值的、無關緊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灰燼本身就瀰漫著一種認為它不配做任何事的信念」——被一陣微風從他身邊吹走了。
羅伯特·瓦爾澤
1956年聖誕節那天，瓦爾澤獨自一人去散步，途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幾個孩子發現了他的屍體。後來有人叫來警察，給他拍了照。照片上，瓦爾澤躺在厚厚的積雪上，右手搭在身上，左手伸展在另一側，頭也微微歪向左側，帽子滾落出去，像他故意扔掉的。
作者｜張不退
編輯｜張進
編輯｜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