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美]詹姆斯·道斯
摘編 | 徐悅東
本文出處：《惡人》，[美]詹姆斯·道斯著，梁永安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1月版
在米爾格拉姆實驗中，「老師」們為何沒能停止施惡？
1960 年冬天，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展開了一項關於「服從」的前導實驗。實驗對象是一批成年男性，年齡介於二十至五十歲之間。他們都住在康乃狄克州的紐哈芬或橋港區域，從事的職業形形色色。這些研究對象在這個設計好的「老師-學生」實驗中擔任「老師」的角色。一個穿白色實驗室工作服的假醫生告 訴他們，學生每答錯一道問題，他們就要對「學生」施行電擊。答錯的問題越多，電力的強度便會增加—最高強度是四百五十伏特（上面標識著「危險：嚴重電擊」）。隨著實驗的推進，假冒的學生會越發痛苦地哀求停止電擊，而假冒的實驗主持人則會堅持要求那些 老師繼續電擊。
事前，米爾格拉姆商請四十位精神科醫師對實驗結果進行預測，而他們預測，大部分實驗對象都不會施行超過一百五十伏特的電擊，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不會施行超過三百伏特的電擊，而只有百分之一的實驗對象會把命令貫徹到最後（四百五十伏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竟有百分之六十的實驗對象按命令一路執行到最高電壓。
老師施行電擊時會明顯的痛苦、結巴、顫抖、緊張地發笑和流汗。當實驗主持人不在場時，有些老師會施放低於要求的電壓。當能夠看見學生時，實驗對象施放電擊時會把眼睛偏向別處。以下是一個把命令貫徹至四百五十伏特的老師與實驗主持人的對話：
（施放過一百五十伏特電擊之後。）你想我繼續下去嗎？
（施放過一百六十五伏特電擊之後。）那傢伙不斷叫喊。這兒還有很多（指還剩下許多問題沒有問）。他很可能會得心臟病的。你想要我繼續下去嗎？
（施放過一百八十伏特電擊之後。）他會受不了的！我不打算在這兒把他殺了。你聽到他的叫喊聲了嗎？他在哀號。他受不了的。萬一出事怎麼辦？ ……我會讓他奄奄一息的。他正在喊叫。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是說我拒絕負責任。他會受傷的。剩下的問題太多了。老天，如果他答錯就慘了。剩得實在太多了。我想說萬一他出了事情誰來負責？
（實驗主持人表示承擔責任。）好吧。
（施放過一百九十五伏特電擊之後。）你看，他正在喊叫。聽聽看。天，我不明白。（主持人表示：實驗要求你繼續。）我知道，先生。可是我覺得——啊——他不知道電壓有多高。已經是一百九十五伏特了。
（施放過二百一十伏特電擊之後。）
（施放過二百二十五伏特電擊之後。）
（施放過二百四十伏特電擊之後。）唉，不。你是說我得繼續下去？不，先生。我不打算殺了那個人！我不會給他施放四百五十伏特電擊的！
（主持人說 ：實驗要求你繼續下去。）我知道，先生，但那個人正在嚎叫……
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整個過程中，學生出於痛苦而發出的哀號甚至可以穿透實驗室的牆壁。「放我走！」「你們無權把我留在這裡！」「我的心臟不舒服！」最後，學生會完全停止反應。在實驗錄像中，你會看見老師每次施放電擊時都會用手蓋住臉，大聲地問學生：「求求你回答我，你還好嗎？」他告訴實驗主持人他相信那個人一定是出事了，要求對方進去看一下。「他可能會死在那裡！」實驗主持人拒絕了，而老師繼續施放電擊，十分沮喪。他問：「你承擔一切責任？」實驗主持人表示會承擔。老師就把電擊的命令一直執行至四百五十伏特，直到主持人最終停止實驗。
在緊接著實驗之後的簡報中，實驗主持人問這位老師，他有可能因為學生說了什麼而停止電擊嗎？實驗對象起初有點不知所措，頓了一下，想要把談話轉向別的方向，但是最後經過追問後，他的回答是「不會」。實驗主持人問他理由。「他不讓我停。我想要停下來。」又說自己好幾次幾乎要走出實驗室。
米爾格拉姆在震驚中指出，單單一個沒有真正權力的假實驗主持人，就可以強迫一個成年男人對在處於極度痛苦中哀叫的人施加劇烈的疼痛，他寫道：「這讓我們不禁好奇，換成具有極大權力與威望的政府，又可以怎樣命令它的實驗對象。下面這個問題極端重要： 一個帶有惡意的政治機制是否將會在美國社會中崛起？」
一個普通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
人怎麼會做得出這等事情（編者註：指戰爭中的反人類行為）？
有些人認為這根本是問錯問題。我們應覺得震驚的不是這等事時常發生，而是它們的發生頻率沒有更高一點。另外，我們也不應該覺得震驚的是，在內心深處我們其實對於血淋淋的細節深感興趣。沒錯，目睹痛苦是會讓我們驚恐，但我們想要擁有那種體驗。我們會對這一類時刻產生反感的唯一原因是我們訓練自己做出這番反應。
它並不是我們的本能或自然反應。既然痛苦是在所難逃的人類宿命，我們又怎麼會不被吸引？
但弗洛伊德主張事情不僅止於此。我們本質上是暴力的生物，天性如此。我們的偷窺興趣實質上是我們侵略性的體現。他說 ：
「真相是人不是渴望愛的溫文友善生物，不是只會在防衛時才展開攻擊。正好相反，人與生俱來懷有強烈侵略慾望。所以，鄰人不只是我們可能的幫助者或性愛對象，還是一個誘惑，誘惑著我們用他們來滿足自己的侵略性，誘惑著我們去剝削吃苦耐勞的人而不給任何報酬，和對方發生性關係而不經他們同意，搶奪他們財產，羞辱他們，讓他們痛苦，折磨並殺死他們。
諺語有云：「人對人而言是狼（Homo homini lupus）。」面對我們生活和歷史中的所有證據，誰又會有勇氣對此表示異議？一般來說，這種殘忍的侵略性會潛伏著等待挑釁，或者是假裝成服務於其他的目的，而這種目標本可以用 更加溫和的手段達成。當碰到喜愛這種侵略性的環境，和通常抑制著它的那些心理力量停止運作時，它也會自發地表現出來，揭示出人不過是野蠻的野獸，從不會想饒過同類。」
弗洛伊德
儘管我們擁有極易被喚起的殘暴傾向，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反駁道，人類實際上不是天生捕食者，反而是太過成功的天生獵物。例如，我們會被格鬥士互相砍殺的場面吸引，不是因為我們嗜血，而是因為它會讓我們產生「抵抗性團結的興奮感」——這一進化過程中遺留下的本能至今仍為我們提供著「消解恐懼的力量」。
因此，艾倫瑞克寫道：「我們無法靠在人類靈魂中尋找那些令我們侵擾和殺害同類的內在缺陷，來找到人類迷戀戰爭的根源。戰爭中，我們表現得就像我們的唯一敵人只是其他人類，但我要主張，從進化的角度，我們帶入戰爭的情緒源自一場整個人類物種都曾可能輕易輸掉的最初戰爭（primal war）。我們不是地球上的唯一物種，我們的數目曾遠不及比我們強壯得多和更兇惡的物種。」
因為我們是會組成共同體和同彼此結成強烈紐帶的社會動物， 我們也是邪惡的。激烈的仇外心態是強烈的內群體認同（in-group identification）的副產品。我們會恨是因為我們有愛。我們會有侵略性，是因為我們有在乎的東西想要保護。一些人相信，民族國家下的文明化進程和現代社會的國內法及國際法約束了我們的本能的侵略性。而只有在社會準則崩潰的失序環境下，比如在不為文明製造任何空間的戰場，我們才會回歸至更動物性的自我。
但另一些人卻認為事情剛好相反。例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文明化過程成功地用人造而有彈性的人類行為模式取代了本能慾望，因此令更大規模的不人道行為和破壞成為可能，而只要人類行為還受自然傾向指導，這一切就是不可想像的。」遠古的人類曾進行一些小型實踐來制約種族內的暴力行為（例如外婚制，通過與所處社會單元外部的成員結婚來促進群體內的和諧），但這些方法不可能在以強烈的歷史敘事和意識形態承諾為特徵的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內存活。當這些國家經歷到嚴重經濟問題或激烈社會變遷，特別是當這些和被他人傷害的集體記憶結合在一起時（歐文·斯托布 [Ervin Staub] 稱之為「未愈的傷口」），集體的解體感和無助感會導致人們在全民的層次尋找替罪羊。
齊格蒙特·鮑曼
種族清洗並非現代發明。雅典人入侵米洛斯島（Melos）之後殺死所有男人，以及羅馬人血洗迦太基（Carthage），都被形容為種族清洗行為。但對這個單詞（在 1944年由拉斐爾·萊姆金 [Raphael Lemkin] 創造）的廣泛接受和對這種現象的密集研究都是後納粹大屠殺時的事了。在經歷了這些駭人的罪行後，學者們焦慮地尋找著種族清洗的「前置特徵」，希望可以通過弄清成因來找到防止它的線索。
最初，一隊隊的研究人員試著從加害者的人格中尋找共性，因為如果能夠知道邪惡的人有什麼殘缺之處，或者至少是與眾不同之處，都會令人感到安慰—這樣我們就可以注意到他們，哪怕是事後才發現。是否存在著一種威權主義人格，這種人格先天就傾向於偏見與仇恨？
他們瘋了嗎？他們有著分裂或「雙重」人格嗎？ 他們喜歡尋求感官刺激嗎？他們傾向於依靠別人來解決問題嗎？他們難以處理壓力嗎？他們為抑鬱症所苦嗎？他們喜歡自我譴責，或者用孤注一擲的方式思考嗎？他們是低自尊嗎？還是高自尊？他們是否有專橫的父親和苛刻的母親？他們在童年時代是否有些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他們屈服於權威之下嗎？他們缺乏想像力或思考僵化嗎？迷信嗎？他們滿腦子都是男性氣質和性嗎？但在回顧過幾十年來的這一類研究之後，詹姆斯·沃勒（James Waller）得出了如下結論：那些被認為邪惡的人所擁有的特徵「在數以萬計的其他人身上也很常見，而這些人干過的最罪惡的事無非是沒按時繳停車費」。邪惡，用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 的話來說，就是「普通人」。
今日，大部分學者都把種族清洗行為歸因於組織認同、社會語境和國家意識形態，而不會歸因給個人人格。換言之，你是誰並不比你是哪裡人重要。本·基爾南（Ben Kiernan）用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觀點來闡釋種族清洗的共通之處：「種族主義，宗教偏見，對古代的復興主義式膜拜，地域擴張主義，對一些社會階級（例如農民）的理想化。」斯托布強調了民族主義、艱難的生活環境、文化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s）——它同暗含著不安全感的權利感結合在一起、單一而非多元的價值體系、對即將成為受害者群體進行貶低的歷史、極權主義或階級化的社會結構。
沃勒把種族清洗歸咎於種族中心主義、仇外心態、對社會統治的渴望（這些都是進化出來的人性的一部分），還有理性自利、道德解離（moral disengagement）和服從權威的傾向（這些都是組織性行為的可預測模式）。布朗寧列舉的原因是「戰時的獸化、種族主義、任務的細分化和程序化、 視個人事業高過一切、對命令的服從 ；對權威的遵從、意識形態的灌輸、從眾」。
很多學者都強調，犯下種族清洗暴行的能力同從青少年起開始的文化訓練相關。例如，戰前的日本公共教育「系統化地灌輸軍國主義和天皇崇拜」，其數學課程「以戰場的情況為藍本」，而科學課程教導「有關探照燈、無線電通信、地雷和魚雷的一般知識」。一則日本小學教科書上標誌性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 ：甲午戰爭期間，一個軍官看見一個水手對著家書流涕。軍官以為家書是年輕人的愛人寄來，求他一定要平安歸來，而年輕人是因為二者別離才哭泣，所以打算懲罰他這種丟臉的軟弱表現。然而卻不是這麼回事。家書是水手媽媽寄來，內容是怪他沒能在戰爭中有傑出表現或為天皇光榮戰死。聽到這個，軍官又是驚訝又是高興。
大貫惠美子發現這種「公然的『為天皇而死』的意識形態」瀰漫戰前的日本社會 ：從幼兒園唱的數字歌，到小學生唱的火車頭歌， 再到一件以糖果盒形式送出的獎品（裡面是一部軍歌集）。大貫惠美子又注意到，日本文化中的櫻花作為一種能夠喚起民族感情的象徵出現在各個社會領域中，以此把天皇體制和軍國主義植入其中。如此，在進行暴力前的準備清單中，我們還應該加上美。畢竟，民族主義的戰爭總少不了許多壯美的事物（歌曲、閱兵、軍服、軍旗、 光榮戰死的動人意象等）。
金子君（編者註：接受作者採訪的侵華日軍老兵之一）提到了許多在他義務教育階段要求看的塑造孩童性格的書。在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一本書裡面有一幕讓他印象特別深刻。一個年輕英雄要離家出征之際，媽媽告訴他：「孩子，到前線後你務必為天皇陛下、為我們國家奮勇戰鬥！」後來，輪到金子君要入伍時，他想起了那一幕，便對媽媽說：「母親，我去到前線之後一定要干出一番光榮事業。」
「我原以為媽媽聽了一定會稱讚我。」金子君說 ：「我說那番話是想要讓她高興。然而，她只是靜靜聽著，然後死死盯著我的臉，說道 ：『傻瓜，你媽媽不需要什麼該死的（聲音不清楚，像是『獎賞』之類的詞）！你只要活著回來就行！』當時我想：『媽媽是哪裡不對勁了？』」
到前線後，金子君夢想著得到榮耀。「你可能會稱之為自大。我希望回到村裡之後，人們會說 ：『噯，看，那是金子，他上過前線，殺了好多敵人。真是了不起。』我巴望聽到這樣的話。噯，那個叫金子的小伙子真不是蓋的！』村民會這樣誇我，不是嗎？那會多有面子啊。」
然而人死的時候事情就不一樣了。金子君說：「當我們快死的時候，被教導一定要高呼『天皇陛下萬歲！』但沒有一個士兵死前會這樣喊。對，每個人喊的都是『媽媽，媽媽』，懂嗎？每個人都這樣喊。然後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可悲的是，當心中的幻相被戰場的現實粉碎之後，我們沒有因此變得沒那麼兇狠，沒那麼危險。當輕巧的英雄主義、個人的永垂不朽、上級的絕對正確、犧牲帶來的光榮……這些幻相再也無法促使我們拿起武器時，矛盾的是，我們會變得更加瘋狂而不計後果地使用手上的武器。
在戰爭中，群體為何更容易將人類會變成惡魔？
要把人變成惡魔還需要政治運動再做些什麼事情？
為了接下來的討論，讓我們先從一個能讓這個問題說得通的觀點開始。讓我們假設人不是天生邪惡的生物，而是需要下功夫才能讓他做出那些事。這一點並非不重要，事實上它違背了人們對戰時行為的通常假設：只要社會約束缺席，人的獸性就會跑出來。事實上， 根本連戰爭都用不著。需要的只是一點點批准。需要的只是一件醫生長袍（如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所示）或一件看守制服（如後文提到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所示），就能讓我們無理由地傷害別人。
但我們不必非要接受這種對於何為人類的灰暗觀點。西塞羅（Cicero）的名言「法律在戰爭期間會沉默」常被視為自明之理，這句話道出了戰爭期間會發生什麼（我們拋棄了道德準則）以及戰爭的內部結構：它是不受規則約束的。但國際紅十字會的《戰時人類報告》（People on War Report）卻強烈顯示出事情並非如此。在這份對全球各地的平民與戰鬥人員所做的問卷調查中，只有百分之四的回覆者和受訪者相信「戰爭容許一切」；百分之五十九相信戰爭是有規範的，違反者應在事後受懲罰；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堅持認為戰鬥人員有道德責任「不把平民卷進去」。
這種信念並沒有因為交火而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陸軍准將馬歇爾（S. L. A. Marshall）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至今仍具爭議性），在所有戰鬥行動中，平均每一百人中只有十五至二十人會使用武器。前役軍人、教授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中校進而指出，這個比例在不同時期和文化中都大致相對穩定。他認為，人對殺害同類的抗拒心理非常強烈，以致「在很多情況下，戰場上的士兵在克服這種心理前就被殺死了」。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諷刺小說《寓言》（A Fable）講述了耶穌基督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的身份重返人間，並在軍中呼籲抵制戰爭，這部書記錄了當時瀰漫在軍中高級將領中的十分真實的焦慮感。其寓意是：儘管雙方的傷亡人數多到無法統計， 但是這種令軍官們驚恐的非暴力舉動仍然不斷地在前線出現。歷代以來的暴力政權一直明白這個道理：人並不是被拴住的狼，只需放開鎖鏈便會咬人。所以，暴君和戰爭販子無不處心積慮，蓄謀已久，面面俱到，下足功夫。他們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做大量的工作，來培養和維持手下的殺手，讓他們可以克服阿倫特所說的「動物性的憐憫」—正常人在看見別人痛苦受傷時都會受到它的影響。
《寓言》，[美]威廉·福克納著，林斌譯，天下智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所以，還需要做什麼來打造他們所需要的惡魔呢？
首先，每個學者都同意的是，你必須把他們放在一個團體里。從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到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許多思想家都用理論闡述了群眾和群體行為的危險性。在《道德人與不道德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書中，尼布爾尖銳地譴責「人類集體的道德遲鈍」。他力主：「普通人因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己想像中理想化的權力與榮耀的而產生的挫敗感」，會令人自甘淪為群體的工具，而群體毫無疑問是受「慾望」和「野心」驅使的，它最終會為這些人提供權力的滋味。群體認同不只是一層保護殼，可以讓人在社會動盪中感到安全，它還是一种放任。尼布爾和許多人都主張，群體行為會把道德公約數砍至最小。
群體行動的匿名性是它的主要道德風險之一。在對匿名性和侵略性的開創性研究中，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要求一些女性大學生對另一些女性施以她們很清楚會造成痛苦的電擊。結果顯示，戴上兜帽和穿上寬鬆大衣的學生所施的電擊強度比容貌可辨的學生要大一倍。津巴多從這個實驗中總結道，這表示我們在「去個體化」之後會更容易做出不計後果的行為，自我聚焦或自我意識 會降低。其他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幾乎任何能夠讓人產生去個體化 感覺的物品（包括群眾、黑夜、臉部彩繪、面具和太陽眼鏡等）都會增加反社會行為的出現機率。
群體一員的身份不只可以促進去個體化（這時道德自我會隱沒在群體中），有時還會促進所謂的「個體內分化」（intra-individuation）——這時道德自我會在心理層面被細分開來。在「個體內分化」狀態中，你的自我不會膨脹、散開，融入群眾的一般面向。相反的，它會萎縮、僵化、隔斷為一些自足的單位，隔斷為一些狹窄、互不溝通甚至相互牴觸的功能。在「去個體化」狀態中，自我不再具有特殊性，而在「個體內分化」狀態，他者不再具有特殊性。換言之，在「去個體化」狀態，你與自己的關係是透過你的集體化的身份來進行調節的，而在「個體內分化」狀態，你與他者的關係是透過你的特殊社會角色來進行調節的。他者因此成了一種抽象之物。「去個體化」會促進衝動性的殘忍，反觀「個體內分化」則會促進深思熟慮的殘忍——更精確地說是它會促進殘忍的合理化，讓當事人不會覺得其為殘忍。
執行納粹大屠殺的艾希曼是「個體內分化」的好例子，但阿瑟·阿普爾鮑姆（Arthur Applbaum）認為更好的例子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行刑官查爾斯——亨利·桑松（Charles-Henri Sanson）。有些人視桑松為冷血的惡魔，有些人視之為「困於情緒和責任之間的悲劇性人物」，但桑松本人（阿普爾鮑姆無不揶揄地表示我們這些人可能也是這麼想的）自視為無異於律師或醫生的專業人士。
奧斯維辛集中營
如果社會認定有必要設置行刑官，行刑官便會存在，而如果你剛好當上行刑官， 便有責任做好分內事。而把分內事做好不正是做一個好人的條件之一？既擔負起你對他人的責任（做好自己的事），也擔負起你對自己的責任（超越平庸）。當個負責的行刑官固然要求你做一些典型的與美德毫無關係的事，然而，「你不會把一個外科醫生的行為稱為用刀子捅人，不會把律師的行為稱為搶劫，不會把檢察官的行為稱為綁架， 對不對？」阿普爾鮑姆想像桑松這樣問他。對，好的行刑官會殺人， 好的醫生會漠視疼痛，好的律師會撒謊，但我們做這些事時不是以個人的身份去做，而是以角色扮演者的身份。所以我們不是殺人，不是漠視疼痛，不是撒謊。我們只是處決、治療和提供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所以，即便律師老是「蓄意誤導視聽」，他們並不是在欺騙。
社會授權的專業化要求律師們根據他們的專業身份，我們根據我們形形色色的專業身份（公民、父親、軍人等等），用個體角色針對具體情況的道德來取代完整之人的道德。正如「艾諾拉·蓋號」（Enola Gay）的飛行員認為他無須為向廣島投彈一事良心不安。其實我們莫不如此，用這樣或是那樣的方式，輕易就會拿我們扮演的 角色充當擋箭牌。所以我們憑什麼指責那些我們需要依賴的行刑官？ 我們對他們的不舒服不是由貨真價實的道德力量驅使的，而是由個人的脆弱神經驅使的。阿普爾鮑姆筆下的行刑官這樣說：「我是為人民而工作—每個意義下的『人民』。我奉他們的名義工作，為他們的福祉工作，遵他們指示而工作。所以，每當我砍下一個頭顱，就等於每個公民，至少是每個贊成死刑的公民砍下一個頭顱。如果他們無可責備，那我也一樣 ；如果我合該受責，那他們也一樣。」
但不同社會角色的存在並不足以成就反社會行為。這一類角色會為自我設下限制。法律提供的是最小限度的授權，而人格提供的是最大限度的抵抗。兩者都會說 ：適可而止。想要造就出戰爭罪犯，造就出惡魔和邪靈，就像訪談過的日本老兵形容自己的那樣，你需要相反的組合 ：最大限度的授權和最小限度的人格。
你必須侵蝕掉為你執行殺戮命令的人的自我認同，不論是士兵還是施酷刑的人，通過系統化羞辱他們和撕去他們所有的正常的家庭身份。集體化他們的自我意識：給他們理平頭，穿一模一樣的制服，逼他們一同吃飯、睡覺和出操。把他們隔離於家人朋友和日常世界。把他們置於系統化的生理壓力和睡眠剝奪之下，置於一個支配系統之下，這個系統囊括了嚴厲和武斷的懲罰和偶爾的獎賞。幾乎每個 我訪談過的老兵都指出同儕壓力的強大影響，提到霸凌和羞辱，特別是挨揍或被人扇耳光。他們也強調了上級樂意為他們的行動負一切後果的重要性。
另外，要造就惡魔，當權者還必須善用人類服從與合群的衝動——同一種天性本也可用於促進群體利他主義和群體道德——並將之導向暴力。一個英國士兵把這過程描述如下：「找一個年輕人，亟欲在成人世界建立身份的年輕人，讓他相信軍事力量 是男性氣質的典範，教會他絕對服從上級命令，讓他相信自己屬於精英集團而擁有一種誇張的自我價值感，教會他崇尚侵略性和把不屬於團體的人視為非人，准許他行使任何程度的暴力而不用遵守在其他地方必須遵守的道德約束。」
但製造惡魔不僅需要訓練，還需要敘事。在那些不知懺悔的戰爭罪犯身上，你通常都會看到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憐來幫助他們保持自我感 ：做這些事讓我吃盡苦頭。羅伯特·J.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納粹醫生身上看到這種敘事模板——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可怕，卻又認為那是為「不朽日耳曼民族」 所做的自我犧牲需要的「嚴酷考驗」。不管在德國還是別的地方，這種自我絕對化都是靠著魅力超凡的領袖所提出的歷史使命和烏托邦願景而成為可能。它是進入抽象時間甚至是神話性時間的心理入口，模糊了行為的個體性。
所以，思考暴力和社會角色的最佳方式大抵如下。問題不在於把人化約為一些被容許行使暴力的特定角色，而是這些角色還是不夠具體明確。在戰爭中，一切都充滿詭異。地貌是陌生的，看起來很不真實；我們和從小賴以進行道德判斷的參照群體分隔開來；沒有任何事物是熟悉的；沒有現實感檢驗（reality check）來提醒我們不要太想當然。戰爭使我們迷惘。而在這迷惘中，我們開始創造出新的道德現實。老兵奧布賴恩（Tim O』Brien）寫道 ：「至少對一般士兵來說，戰爭給人的感覺帶有一種靈魂般的質感，就像一場陰森森的大霧，濃稠又永不消散。沒有什麼是清晰的。一切都在旋轉。舊規則不再管用，舊真理不再真實。『對』湧進了『錯』，『秩序』湧進了『混亂』，『愛』湧進了『恨』，『丑』湧進了『美』，『法律』湧進了『無政府狀態』，『文明』湧進了『野蠻』。這霧氣將你吸進去。你分辨不出來自己在哪裡，何以在此，唯一確定的只有鋪天蓋地的 朦朧。」
在「阿希從眾實驗」里，實驗對象被要求比較一些簡單直線的長短。起初，每個實驗對象都毫無困難地準確分辨出眼前的直線長 度，然而，當志願者被假扮成實驗對象的演員們包圍，演員們選擇了錯誤的長度後，其他實驗對象便開始向他們看齊，把一些明顯——樣長的直線說成不一樣長。他們起初也會反抗，表現出迷惘和不自在，但經過幾次之後便會服從群體的意見，通常會流露出明顯泄氣的神情。從這些實驗中，心理學家區分出兩種性質不同的「從眾」，一是「認知性從眾」（實驗對象會懷疑自己的判斷力），一是「規範性從眾」（實驗對象知道群體意見不對，卻不想因為提出反對意見而顯得異常）。 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這些實驗都顯示出人有多容易否定自己的基本信念。
這可悲的真理是20世紀給予世人的一大啟示。以阿倫特的研究為基礎，一名學者寫道：「我們也許不顧一切地想要相信，人有一些東西是無法動搖的，一些關於人本身深處的東西 ：良知或責任感的聲音是不可毀滅的。但自從有過極權主義之後，我們便再也無法執持這一類信念。這是迄今仍纏繞著我們的幽靈。」
阿倫特
斯坦福監獄實驗為何會失控？
1971年，津巴多招募了一群大學生在史丹福大學進行一場「監獄實驗」。實驗對象隨機分配到「囚犯」或「看守」的角色，並依此進行角色扮演。津巴多計劃讓學生們一起在模擬監獄裡住幾個星期，監獄設在斯坦福心理學大樓的地下室。這樣津巴多和他的學生助手就可以觀察實驗對象的變化。然而，這場實驗很快失控，幾天後就不得不被中止。
實驗開始於一個星期天。津巴多說服當地警方突然到那些假囚犯的家裡逮人。很多目睹者，至少包括一位「犯人」的家人都信以為真。等所有人聚集在地下室之後，人們的行為便迅速失序。以下是津巴多對星期二的情況的記述：「我們的囚犯筋疲力盡，看不清東西，而我們小小的監獄聞起來也開始像紐約地鐵站的男廁所。看來 有些看守把上廁所當成了一種不能輕易賜給囚犯的獎賞，關燈後更是絕不准囚犯上廁所。所以，囚犯晚上只能往放在囚室里的桶子拉尿，而有些看守會直到早上才會拿去倒。」
到了這時，就連津巴多都發現自己開始屈服於角色扮演的壓力，舉止和思考方式都變得奇怪起來。他的行為越來越不像個心理學家，反而越來越像個監獄長，他聽說有人打算攻打監獄的傳聞後反應近乎抓狂，又設法向來訪家長隱瞞他們子女情緒低落的狀態。
菲利普·津巴多
星期三，他安排一位牧師探訪囚犯。以下是探訪的記錄 ：
犯人八一九號的樣子看來可怕極了：黑眼圈，頭髮橫七豎八。這個早上，八一九號幹了件壞事 ：在一陣盛怒中，他把囚室弄得一團亂，又扯破枕頭，把羽毛抖得到處都是。於是他被關了禁閉，只好由室友來清理這一團亂局。自從昨晚他父母來過之後，他就情緒低落……
牧師 ：「你有沒有和家人討論幫你找一位律師？」
八一九號 ：「他們知道我是囚犯。我告訴他們我在這裡的情況，有多少人、什麼規定和爭吵的事。
牧師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八一九號 ：「我頭疼得厲害。我想看醫生。」
我這時插嘴，想了解他頭疼的原因。我問他那是不是典型的偏 頭痛，還是說也許是其他因素造成，如疲倦、飢餓、熱、壓力、便 秘或視力問題。
八一九號 ：「我只是有一種耗盡了的感覺。覺得緊張。」
然後他崩潰了，開始大哭，大聲嘆氣。牧師冷靜地把手帕遞給他擦眼淚。
「好了好了，不會那麼糟糕的。你來了這裡多久？」 「只有三天！」
「你會慢慢變得不那麼情緒化的。」
到了星期四，幾個看守刻意羞辱囚犯。
「給我聽好。你們三個假扮母駱駝。到那邊彎下腰，雙手觸地。」
（因為他們穿的是罩式袍子又沒穿內褲，所以彎下腰後會露出屁股）。赫爾曼神色嬉皮笑臉地說 ：「你們兩個當公駱駝。站在母駱駝後面拱（hump）他們。」
伯丹聽到「拱」這個雙關之後咯咯笑。雖然幾個無助的囚犯並 沒有發生身體碰觸，但前後搖晃下半身的樣子仍然很像雞姦。
津巴多在隔天，也就是星期五時終止實驗。
事後，他要求學生們思考他們最難忘的體驗是什麼。一位「看守」 回想起自己曾和一個「囚犯」發生過激烈扭打，這樣講道：「當時我意識到，我就像他們一樣，都是囚犯。我只是按他們的感受去回應。他們的行為還有選擇可言，我們卻沒有。我們和他們都被一個壓迫 性環境碾壓著，但我們看守卻有著自由的錯覺……事後我才意識到，在那樣的環境下，每個人都是奴隸。」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