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語世界，馬里奧·貝內德蒂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他的身份認同始終是烏拉圭人和拉丁美洲人，即使是在流亡時期，他在寫作時考慮的仍然是本國的讀者。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拉美文學爆炸」代表人物不同，貝內德蒂的作品沒有濃郁的實驗性質，不以汪洋恣肆的想像力和繁複的文本遊戲令人嘆為觀止，也不提供對拉丁美洲的異域想像。他始終將寫作視為寶貴的對話方式和理解他人的途徑，語言明白曉暢，以敏銳的反思和辛辣的諷刺見長，善於呈現城市生活中普通人的存在之難和特殊歷史背景給人帶來的多重困境。
● 「四五一代」大放異彩
2020年是貝內德蒂的百年誕辰。雖然從年初開始，拉丁美洲各國籌備已久的紀念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疫情影響，但有趣的是，一首名為《待暴風雨過去》的詩，由於被誤傳為貝內德蒂的作品，一時在西班牙語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被人們用以在艱難時日中互相鼓勵。在今天，貝內德蒂不僅是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名字，也是在一代代讀者心中持續喚起愛意、哀傷與勇氣的形象。
1920年9月14日，馬里奧·貝內德蒂生於烏拉圭塔夸倫博省一個叫帕索德羅斯托羅斯的小城，父母均是義大利移民的後裔。四歲那年，他隨家人移居首都蒙得維的亞，被崇尚科學精神的藥劑師父親送進當地的德國學校讀書。由於家中生活捉襟見肘，貝內德蒂從十四歲起便開始半工半讀，十六歲時更是為餬口而中斷了學業，從事過的工作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清單：在汽車零配件公司從學徒一路做到部門主管，曾任國家統計局的公務員，既當過出納、速記員、房產中介會計，也做過翻譯、記者和雜誌主編。
雖然絕大部分時間都被工作所占據，但貝內德蒂始終堅持寫作。1945年，他加入了獨立出版物《前進》周刊的編輯部，並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難忘的前夜》。也是在那一年，女詩人伊德雅·比拉里尼奧的首部詩集問世，烏拉圭文壇的「四五一代」開始大放異彩。在貝內德蒂看來，「四五一代」的作家雖然創作風格迥異，卻都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描述社會現實的意願，從而讓烏拉圭文學中的空間由鄉野走向了城市：「在此之前，烏拉圭文學幾乎只涉及鄉村、高喬人等主題，而當時的我們則身處一個一切已經變化的時代。在那一時期寫作的作家幾乎沒有人來自鄉村，他們對鄉村的認識，往往是通過擁有這類生活經驗的詩人得來的……而且，在那一時期，城市中正在發生數不清的事件，全國一半人口都集中在蒙得維的亞，這是現實。」
● 在熟悉的城市裡經歷精神流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本倚賴農牧產品出口的烏拉圭經濟開始轉型，國家層面上的工業化為民眾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首都蒙得維的亞還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公務員之城」，在貝內德蒂的青年時代，城中公務員的數量比倫敦足足多出三倍。在一個無數人尚於動盪中求生存的年代，這樣的生活，於外人看來是安穩的。但對貝內德蒂來說，例行公事保障了生活，卻無法帶來平靜。
他曾在雜文集《麥草尾巴的國家》中不無戲謔地寫道：「烏拉圭是世界上唯一達到了共和國級別的辦公室。」官僚主義思維方式主導下的生活對普通烏拉圭人造成的傷害，蒙得維的亞人隱藏在庸碌日常之下的情感，是貝內德蒂早期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大量詩歌和短篇小說，讓日常生活和口語化表達進入了文學創作。20世紀50年代，在拉普拉塔河兩岸的許多詩人尚且迷戀如瞪羚、石珊瑚之類的異域意象時，貝內德蒂已經在《辦公室的詩》中創造性地將城市空間和中產階級作為詩歌創作的主題。在短篇小說集《蒙得維的亞人》中，他則通過精彩的對話描寫和氛圍渲染，展開了一幅豐富的城市生活畫卷，呈現出主人公們更為複雜的情緒和心態。
存在處境與精神處境相分離的生活方式，讓貝內德蒂通過寫作發出了一種獨特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流亡並非始於日後的1973年。在出版於1960年的長篇小說《休戰》中，貝內德蒂用細膩的筆觸展示了一個人如何在熟悉的城市裡經歷精神上的流亡。臨近退休的公司職員馬丁·桑多梅打開了一個日記本，開始記錄一個中產階級黯淡的生活：辦公室的乏味與殘酷，妻子去世後感情生活的長久空白，雜糅著愛意、隔閡與誤解的親子關係，與同事、友人交流中隱藏的暗涌……林林總總，拼貼起荒誕世界中孤獨個人的情緒體驗。意外到來的愛情，使他獲得了對抗虛無與孤獨的力量，卻未想到這只是黑暗命運中短暫的喘息機會。豐富的生活經驗和過人的洞察力，使貝內德蒂能夠用質樸的語言提出現代人熟悉的問題，並將對存在與虛無、愛與性、宗教信仰等宏大命題的討論巧妙地放置於蒙得維的亞人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間之中。《休戰》不僅在烏拉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首次為貝內德蒂贏得了國際聲譽。時至今日，這本書已被譯成近二十種語言，共再版一百五十餘次，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西班牙語文學作品之一。
《休戰》，作者：馬里奧·貝內德蒂，譯者：韓燁，版本：S碼書房｜作家出版社 2020年10月
同是在1960年，貝內德蒂在美國度過了為期五個月的旅居生活，親眼所見的不平等、種族歧視和物質至上主義令他深為反感，並公開對於前一年勝利的古巴革命表示支持。在貝內德蒂看來，古巴革命為拉丁美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信念，也改變了大部分烏拉圭國人只看向歐洲的慣性，令社會變革的意識逐漸從概念走向行動。在經歷了5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後，60年代的烏拉圭在政治、經濟領域均出現了衰退跡象，醞釀已久的社會矛盾開始浮出水面。在貝內德蒂筆下，蒙得維的亞人苦悶、虛無的生活之中，也出現了更為明顯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成書於1963年的《感謝火》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在這部長篇小說中，貝內德蒂政治上反叛的一面初現端倪。他用一個個體的失敗和一場謀殺的失敗，折射出一個國家整體的挫敗感；通過描述主人公對階級、信仰、職業、記憶的種種不適感，將人的精神危機放置在了社會政治危機的框架之下。
● 用文學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進行對話
和許多同時代的拉美作家一樣，貝內德蒂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為了支持本國左翼政黨聯盟「廣泛陣線」，他曾於1971年參與組織過一個名為「3月26日獨立者運動」（Movimiento de Independientes 26 de Marzo）的左翼團體。1973年6月27日，時任總統的胡安·瑪利亞·博達貝里在軍隊支持下解散議會，烏拉圭由此進入獨裁統治時期。獨裁政府禁止一切政黨，將工會非法化，對出版進行嚴厲的審查，並開始逮捕、關押異見人士。貝內德蒂不得不辭去在大學的工作，離開烏拉圭，由此開始了長達12年的流亡生涯。
流亡的第一站是拉普拉塔河另一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收到阿根廷反共聯盟的死亡威脅後，貝內德蒂飛往秘魯，但不久後又被遣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幾經輾轉，1975年他得以前往古巴，並進入文化機構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éricas）工作。1980年，烏拉圭獨裁政府組織了一次公投，目的是起草一部新憲法，企圖將獨裁政權合法化。然而，在有效投票之中反對票占了近57%，烏拉圭人用實際行動拒絕了這一提議。民主化的希望再次出現在貝內德蒂面前。
也是在1980年，貝內德蒂決定遷居西班牙。同樣因政治迫害而客居西班牙的烏拉圭著名作家，還有胡安·卡洛斯·奧內蒂和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流亡中，奧內蒂獲得了塞萬提斯文學獎，加萊亞諾完成了梳理拉丁美洲歷史的巨著《火的記憶》三部曲，而貝內德蒂則繼續為蒙得維的亞人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之間尋找對話的途徑，出版於1982年的長篇小說《破角的春天》是其中的代表作。
1985年，烏拉圭獨裁統治結束，貝內德蒂重返祖國，開始在蒙得維的亞和馬德里兩地生活。他將自己的回歸稱為「去流亡化」（西班牙語為desexilio，是貝內德蒂自創的概念），從80年代中期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嘗試通過各種體裁探討曾經的流亡者如何重建對烏拉圭的情感，如何重新融入一個不再熟悉的、被意識形態割裂的社會。寫作之餘，貝內德蒂還與加萊亞諾等曾在《前進》周刊共事的同仁一道，聯合創辦了獨立出版物《缺口》周刊，並參與了大量旨在揭露獨裁統治時期罪行、保護歷史記憶的活動。
在創作理念和個人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致性，使貝內德蒂長久以來為人所稱道。如他所說，「在我的國家表明政治立場，也是表明道德立場」。他在文學和政治上表里如一的選擇，並非缺乏根基的浪漫情懷和自我陶醉，而是源自對他人深摯的關心，對社會公正的追求，以及對進步主義和變革可能性的反思和探索。或許正是這一切，讓貝內德蒂作品的現代性帶有一種罕見的溫柔。
撰文 | 韓燁
編輯 | 宮照華
校對 |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