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月初，日本新冠肺炎感染者確診人數首次超過中國，達到八萬餘人。面對報紙新聞中日日更新的確診數字，雖然大概沒有人可以做到視若無睹，但事實上大家心裡也明白，當下除了儘快適應這種與疫共存的新生活之外已別無他法。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實施了一家人「蓄謀已久」的搬家計劃。照理說，這種時候按兵不動才是上策，但此次搬家會直接影響到來年孩子上學和大人工作安排的問題，可以算是名副其實的「茲事體大」。於是，思來想去，我們最終還是決定速戰速決，趁冬季流感來襲之前完成搬家一事。
其實，按照原定計劃，我們本應該在今年春季就物色好房子，然後趕在酷暑來臨之前遷入新居。不曾想，日本在四月至五月之間遭受了第一波新冠病毒的疫情衝擊，乍暖還寒的疫情進展讓許多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都被迫置身於一種霧裡看花般的茫茫然狀態。也正是出於對病毒的無知及對感染的恐懼，我們反覆取消了同中介的看房預約。然而，當我無奈之下開啟居家雲找房模式之時，竟意外地發現網上的房源正接二連三地被人簽走。可見，儘管疫情蔓延使人憚於外出，但並非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按下了暫停鍵。
到了七八月，第二波疫情來勢洶洶。炎熱的天氣未能像零三年帶走非典那樣帶走此次的新冠病毒。面對疫情，哪怕是在政府發布緊急狀態宣言期間（2020年4月7日至5月25日），整個日本社會也一直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封城措施。雖然有些公司和學校開展過一段時間的居家辦公和線上教學，但大部分民眾的生活軌跡看起來仍是老樣子——該上班的上班，該上學的上學。除了滿目儘是往年夏季不常見的口罩之外，行色匆匆的路人們似乎在用實際行動告訴世人，此處依舊是這個國家最繁忙的城市。
當地時間2020年12月14日，日本東京，通勤者悉數佩戴口罩出行。 （視覺中國/圖）
然而，在疫情陰影籠罩下維持日常生活，仿佛就像是在一條看不到盡頭曙光的隧道中踟躕前行。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這樣的抗疫鐵律無需去費神解讀之外，其他諸如日本政府提倡的「儘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或聚餐」——究竟要做到何種程度才稱得上是「儘量」？「不必要」和「必要」的界限又在哪裡？——則完全是見仁見智，任君忖度了。
因此，當我們在七月重啟看房計劃時，一切都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為了消除客戶的安全顧慮，深諳服務之道的房屋中介也是卯足了勁地宣傳自家的防疫措施。從全體員工佩戴口罩，隨身攜帶消毒液，到每日對中介所及客戶接待用車內部進行消毒滅菌，甚至還推出了為不願搭乘公共運輸的顧客提供點到點接送的服務。不得不說，這些舉措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對「外出」的焦慮，但本著能不出門就不出門的原則，我們還是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前期的資料調查上，就連原先應該多跑幾次的周邊環境確認也只進行了一次匆忙的實地調查而已。更多的時候，則全靠谷歌地圖和相關的網評來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許，這就是疫情之下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一種「新日常」——看似各項進度安排都在如常開展，但實際上，許多地方都已因做了過多的「減法」而變得流於表面。
到了十月，終於迎來了正式搬家的日子。新冠肆虐導致經濟衰退無可避免，再加上此時又是搬家行業的淡季，這些因素都促使搬家公司不得不通過進一步壓低報價和提高服務質量來拉攏客源。我們選擇的這家搬家公司除了貼心地在當天的搬家人員中配備了一名中國籍員工之外，還臨時免費多調配了一輛運載貨車。這可能是疫情爆發以來，為數不多的讓人感到因禍得福的體驗了吧。
在略顯緊張的沉默氣氛之中，全體佩戴透明廚房口罩的搬家人員很快便將我們的行李物件悉數從舊居移到了新房。等所有人都離開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打起精神，給屋前屋後來了一次徹底的消毒清潔。看不見的易感病毒，查不清的感染途徑。在這樣的特殊時期，要想勉強維持以往那種普通的平安生活，就只能時刻強迫自己變得更為小心謹慎，而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身心雙重的倦怠與疲憊。
11月末的東京上野公園，街頭藝人戴著口罩進行表演。 （溫橋/圖）
當然，現下東京的新冠疫情給人們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遠不止上述所說的那種疲倦感，更大的危機或許還隱藏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隔閡和價值觀撕裂之中。打開手機，時不時便能看到在日華人呈現出來的兩個平行世界——一個世界裡的人小心翼翼，外賣快遞統統消毒，聚餐旅行全都取消，甚至還主動向學校請假，讓孩子在家自己學習；另一個世界的人則是呼朋喚友，外出遊玩，好不熱鬧。而這兩個世界的人相互之間又都覺得對方行事過激，實在是令人費解。上一次朋友圈出現如此激烈的對立場面，可能還是四年前大洋彼岸的美國大選。
其實，這樣的對立不只出現於在日華人群體之中，日本人自己亦是如此。我有一位六旬有餘的日本朋友，平常喜愛外出，退休之後也是一名社交積極分子，但因同九十高齡的母親一起居住，深怕自己將病毒帶回家中對老母親造成傷害，所以，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這位朋友已經長期處於「半家裡蹲」狀態，箇中苦楚和壓力自不必言說。而另一方面，不與老人同居的日本年輕人則顯得鬆懈不少。我身邊不少年齡相仿的日本朋友每遇節假日便外出遊玩，絲毫不覺得感染新冠這樣的倒霉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甚至許多人還認為，即使感染了又怎樣呢？不是說年輕人不易重症化嗎？那就當作普通流感對待算了。
然而，現實果真能如此輕巧簡單嗎？
今年八月，一位日本朋友更新了博客動態，文中提及自己七月不幸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的事情。這也是至今為止我的交友圈中唯一一個得過新冠並公之於眾的人。這位朋友生活在日本的一座西南小城，是一名幼兒園老師，平日裡熱衷於在全國各地舉辦幼童讀書會。僅僅六月，就為了舉辦活動分別跑了一趟東京、神奈川和廣島。雖然他並未涉足新冠頻發的夜店或酒局，然而最終還是在核酸檢測時出現了陽性反應。
據他本人描述，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患病感受，不過比起身體上的不適，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心理上所遭受的巨大壓力。一則，因為工作性質的原因，他在病毒潛伏期間也在每日同幼童及其家長接觸，在得知自己感染之後，所有接觸者都接受了核酸檢測。其中，親密接觸者還要進行兩次檢測或三周隔離觀察。對於從小被教育「不要給他人添麻煩」的日本人來說，這樣的興師動眾真的是有些讓人感到「誠惶誠恐，罪該萬死」了。
二則，按照當地政府的規定，核酸檢測出現陽性結果的人需要毫無保留地公開自己近期的行動軌跡。此項規定本身無可厚非，只是，當時的負責人在尚未及時與朋友詳細核實的情況下，便以直播的形式召開了記者會。會上的各種信息通過網絡進一步發酵升溫，甚至出現部分失實的情況，直至最終演變成對朋友及其家人的人身攻擊，以致於他不得不暫時關閉所有社交帳號來阻斷那些惡言穢語。如今，這位朋友早已痊癒出院，並在逐步恢復以往的生活節奏。只是，那些敵視、惡意、誹謗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卻只能等待更多的時間去平復和遺忘了。
日本公共澡堂在疫情下仍然開放營業。 （視覺中國/圖）
此外，令人更為擔憂的是，諸如此類的流言蜚語及有色眼鏡所傷害的不僅僅是新冠肺炎患者，還有奮鬥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隨著新冠疫情蔓延加劇，負責接收新冠患者的醫院裡護士相繼辭職的新聞已頻頻見諸於報端。其中，有孩子被幼兒園拒收或在學校里被同學嘲笑是「病毒」的，有明明預約了理髮店卻被無故取消的，也有被醫院裡的其他患者白目以視的。繁重焦慮的職場環境，杯水車薪的加班費用，不被理解的工作內容……當眾多因素一時間蜂擁而至時，誰也說不清到底哪一個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原本，在一個平和運轉的現代社會之中，負責照顧他人的職種——例如，醫生，教師——往往應該率先得到更多的關照和愛護，才能將這份愛和責任更好地傳遞出去。但眼下的現實卻剛好與此相反，在多層壓力和過度焦慮之下，這個國家的醫療體系能否正常維持到疫情全面平復的那一天，這不免讓人為之捏一把冷汗。
12月3日，日本大阪，新冠肺炎警戒級別提升到緊急級別後，通天閣鐵塔點亮紅色燈光。 （視覺中國/圖）
正是在這樣新冠病毒集體感染事件多發，醫療現場運營如覆薄冰的情況下，日本社會迎來的卻是首相的中途換帥，和為了振興旅遊業而推出的「Go To Travel（去旅行）」活動——即通過政府補貼的形式鼓勵民眾出門旅遊。對此，神戶大學教授岩田健太郎在最新的採訪中就指出：「政府大肆宣傳『Go To Travel活動』，並反覆呼籲『帶動經濟的重要性』，這使日本整體的氣氛都傾向於鬆懈的防疫對策。」最明顯的一個證據就是，十一月末以來，日本全國新增的新冠患者人數和重症人數皆數度屢創新高，全國範圍內一日新增感染人數更是早已突破了三千。當下，年關已至。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最糟糕的一年」的2020年即將過去，只是，在新的一年裡，我們恐怕還得繼續目前這種與疫共存的生活方式了。
溫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