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曉峰
劉朝暉（章靜 繪）
由上海博物館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聯合舉辦的「寶曆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不久前在上海博物館開幕。1998年，唐代「黑石號」沉船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被發現，出水了大量陶瓷器、金銀器、銅器、鐵器、錢幣、玻璃器、各類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展覽中可以看到唐代南北方著名窯場的諸多精品，如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彩繪瓷、白釉綠彩器等，填補並加深了人們對唐代瓷器生產的認識。鞏義窯青花花紋盤在沉船上發現，證實了中國青花瓷器早在唐代便已遠銷海外。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劉朝暉教授長期從事陶瓷史，尤其是外銷瓷的研究，在採訪中他表示：中國瓷器在歷史進程中，其實是不斷地與域外文化進行著交流，與各國陶瓷文化發生聯繫。他強調把陶瓷放在物質文化史的範疇里，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討論外銷瓷。
黑石號沉船出水瓷器
首先想請您簡單談談中國外銷瓷的緣起和歷史?
劉朝暉：外銷瓷，也被稱為貿易瓷，一般是指那些大批量銷往境外的瓷器。當然在境外出土和留存的中國古代瓷器，並不一定都是通過商品貿易的方式輸出，比如當時宮廷的對外賞賜，即所謂的「賜賚瓷」。因此，故宮的王光堯先生提出「輸出瓷器」這一概念，來涵蓋這些歷史上留存在境外或在境外出土的中國瓷器。今年10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有一個外銷瓷的研討會，也有研究者提出外銷瓷概念界定的問題。我也贊同這些討論，不過一般在現在的研究中，我們通常還是把通過各種方式輸出到境外的古代瓷器，無論是民間或官方貿易，還是賞賜和外交途徑，都會籠統地放在外銷瓷或者貿易陶瓷的名下。
中國外銷瓷的起源其實是比較早的。我們一般認為始於九世紀的晚唐時期。最近上海博物館黑石號沉船的展覽，非常具有代表性。沉船裡面，有一件長沙窯的瓷器帶有紀年刻銘——「寶曆二年」，就是公元826年。台灣大學謝明良教授最早對黑石號沉船瓷器做了研究。他考證了船上裝載的各類瓷器，有越窯、長沙窯、廣東的青瓷、北方的白瓷等，這些產品大致的年代也都是在九世紀的上半葉。因此推斷這艘船大概就是在826年左右沉沒，學界都基本認同，所以這是當時中國外銷瓷輸出的一個縮影。當然，現在的學者，如謝明良教授還有一篇文章討論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把中國外銷瓷的起源推至更早。我們中國人想到唐三彩，通常都覺得是隨葬的明器，但是唐三彩還有不少是日用器，包括外銷輸出的。朝鮮半島、日本都有出土，而且數量還不少。在日本，很多唐三彩是在寺院裡出土的。這些盛唐時期的三彩，時代應該在八世紀，而且數量很大。所以謝老師提出來，是不是這批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也是貿易商品，而不是由遣唐使帶回去的。他覺得有貿易的成分。這次上博配合黑石號沉船展而舉辦的「唐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上，北大的秦大樹教授也認為，中國大規模陶瓷海上貿易是從八世紀後半葉開始，主要外銷的陶瓷器是河南鞏縣窯產品，包括唐三彩和白釉綠彩。
黑石號出水的唐青花盤
更早的就是漢代和六朝時期，朝鮮半島就有出土中國的越窯瓷器。我們不會把它當作是外銷瓷，因為當時那些地方屬於樂浪郡，有很長時間是在中國的版圖範圍。九世紀開始，中國的外銷瓷在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西亞等地都有大量出土，甚至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都有發現。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外銷瓷品種，南方地區有浙江越窯的青瓷，還有廣東的青瓷，不過長沙窯是主力，它有很多是彩繪的；北方地區以河北邢窯、河南鞏縣窯的白瓷為代表。到了十世紀以後，外銷瓷器中越窯開始興起，在貿易瓷里占主流。到了宋代，出現了大家都熟知的「南海一號」沉船。宋元時期，青白瓷和浙江的龍泉窯青瓷成為瓷器貿易的大宗產品，這跟當時中國瓷業本身的發展是有關係的。所以「南海一號」沉船上看到的主要貨品也就是龍泉青瓷和青白瓷，青白瓷除了景德鎮外，還有福建德化的產品。
每個時期，外銷瓷的變化除了跟瓷窯興衰有關係，貿易港口變遷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我們看到很多外銷瓷窯場是向港口的方向聚集。比如北宋晚期泉州港的發展，就為福建窯業帶來新的契機。剛才提到「南海一號」上福建德化的青白瓷，是宋代德化窯仿照景德鎮青白瓷而生產的，其主要目的是出口外銷，因為德化離泉州港很近。南宋時期，福建陶瓷取代廣東陶瓷，在外銷中占據較高的比例，也與對外貿易的重心逐漸由廣州向泉州轉移有關。
明清時期，中國陶瓷外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與宋元時期有很大的不同。景德鎮瓷器開始興起了。明代初年還是龍泉窯青瓷為主流的外銷品種，但到了十五世紀的中晚期，景德鎮瓷器就在整個市場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來到亞洲，中國瓷器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開始大規模銷往歐洲、美洲，形成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明清外銷瓷以景德鎮瓷器為主流，還包括龍泉窯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漳州窯青花和五彩等。
貿易體制跟瓷器外銷有很大關係。唐宋時期，包括元代，陶瓷外銷還是民間海外貿易占的比重比較高，這一格局在明初發生重要變化。明代前期，陶瓷輸出基本控制在官方的朝貢貿易體制之下。在朝貢體系下，明朝將陶瓷器作為賞賜品、禮品，以及交換其他物資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明代實行海禁政策，嚴禁私人貿易，這使得中國陶瓷的輸出量下滑。在朝貢貿易的體制之下，出現了比較特別的現象，比如琉球使節借著朝貢的機會，把賞賜得到的瓷器，以及私下購買的龍泉瓷器，帶回以後做轉口貿易，再銷往東南亞、日本。
走私其實是屢禁不絕的。十五世紀中晚期開始，民間貿易暗潮湧動，商販出洋貿易從事走私活動已經勢不可擋。從亞洲市場的陶瓷貿易情況看，在明代初年的洪武、永樂、宣德時期，東南亞沉船出水的瓷器中，中國瓷器的比重遠遠不及泰國、越南的瓷器。國外的學者會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外銷瓷出現了「明代斷層」（Ming Gap）。但是到了成化、弘治之後，中國瓷器的占比馬上就上升，而且很快把其他國家的份額取代了。到了隆慶元年，明朝在漳州月港部分開放海禁，准許私人出海貿易，使明代後期私人海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整個陶瓷貿易就又有很大的增長。西方人來了以後，特別是荷蘭人在1702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尼巴達維亞設立亞洲總部，並在台灣南部，日本的平戶、出島設置商館，以公司化的操作模式販運中國瓷器，這樣整個貿易的情況又跟之前不一樣了。到了清代，中國和西方各國貿易集中在廣州。歐洲各國都先後成立東印度公司，直航廣州，與中國進行茶葉、絲綢、瓷器等貿易。
歐洲人來了以後，最初我們看到的是零星的特殊定製，比如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會在瓷器上定製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也有學者認為是若望三世）的徽章。這種紋章瓷的出現，就是因為歐洲的訂製需求，買家會提供樣稿。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提供樣本模型，要求中國製作，有點像來樣加工。當然這些是外銷瓷裡面比較特別的種類。
青花曼努埃爾一世紋章紋碗
國外收藏的那些外銷瓷，中國產的占了多大的比例？目前有沒有大致的一個數量？
劉朝暉：我沒有看到具體的國外收藏外銷瓷的統計。但是我們可以以幾個比較重要的收藏大致來看一下，然後再結合我自己考察過的一些國外知名博物館的經歷來談談。有幾處對於研究者來說非常重要的外銷瓷收藏，比如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比宮殿。托普卡比宮是奧斯曼帝國的皇宮，收藏了很多中國的瓷器，現在也是一個博物館。它裡面的中國瓷器做過統計，是一萬多件。從元代的青花瓷（當然也有藍釉）、龍泉窯青瓷，一直到清代瓷器。既有民窯，也有明代特別是明初的一些官窯。它當然不是一次性收藏的，是陸陸續續收進的。
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托普卡比宮收藏的元明瓷器
研究元代或明代青花瓷，跟托普卡比宮殿一樣重要的，還有伊朗的阿德比爾清真寺。這批收藏是阿巴斯大帝在1611年的時候，奉獻給寺院的。中國瓷器的收藏量不是很多，統計下來大概一千兩百件不到，但是東西質量很高。我們知道元青花是很珍貴的，有學者推測全世界總共是三百多件，而最重要的兩部分收藏就是在托普卡比宮和阿德比爾清真寺。
伊朗阿德比爾清真寺
阿德比爾寺收藏的明代宣德官窯青花蓮紋盤
如果我們講十七世紀外銷瓷，德國德勒斯登強者奧古斯都的收藏就很重要。收藏的建立者是薩克森選帝侯、強者奧古斯都，同時也是波蘭國王。奧古斯都的那批收藏，據說總共有兩萬多件，其中中國瓷器有一萬多。它的藏品都是有標記的，下面會刻符號。當時入藏時有記載，等於有檔案。這批藏品主要收藏在德勒斯登的茨溫格宮，但也有一些散落到其他博物館。非常巧，我竟然在廣東東莞展覽館近年購藏的外銷瓷里，發現有兩件原本屬於奧古斯都收藏的瓷器。最近外銷瓷研究的著名學者、荷蘭的約爾格教授（Christiaan Jörg）牽頭組織專家團隊正在把世界各處的奧古斯都收藏品編成電子版的圖錄，會對研究極有幫助。在德勒斯登下面，還有一個小鎮麥森。歐洲最早的瓷器就是在麥森誕生的。當年奧古斯都命伯特格爾在那裡仿製中國瓷器，在十八世紀初終於獲得成功。奧古斯都對中國瓷器極其痴迷，他最傳奇的故事就是用幾百名近衛軍去換康熙外銷瓷大瓶，即所謂的「近衛軍瓶」。
康熙青花五彩花卉紋盤（底部刻有奧古斯都收藏的標記）
從中國瓷器藏品較豐富的大型博物館來說，我去過法國的吉美博物館、荷蘭國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等，去調查其收藏的中國瓷器。在吉美博物館的庫房，我沒想到康熙朝的瓷器那麼多，幾乎都是外銷瓷。如果大家去英國的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六樓有一個世界陶瓷的陳列，藏品非常密集，等於是把庫房搬到那裡。按照時代的線索，你可以看到同一時期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大概的面貌。在那個展廳，中國外銷瓷也非常多。而日本的情況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日本收藏有非常好的龍泉瓷，還有官窯、汝窯等中國瓷器。日本對中國瓷器的收藏跟歐洲有不同，而且鑑賞趣味也不同。歐洲人認識中國瓷器其實是從外銷瓷開始，而對中國瓷器名品的鑑賞認知可能要到民國以後，通過慢慢的收藏這些名品，才有鑑賞的風氣，欣賞趣味發生改變。
我想只能說中國外銷瓷在國外的收藏數量非常龐大，而且在各類中國陶瓷中占的比例非常高。不要說是在博物館，你去看那些宮殿、貴族的莊園，比如在牛津附近的邱吉爾家族的莊園，就有好多福建德化的白瓷。當時外銷最多的是青花瓷，英國女王的溫莎古堡裡面也有。前兩年還出過一套書，介紹英國皇室收藏的東方瓷器，當然這裡面也包括日本的外銷瓷器。在歐洲收藏的十七至十八世紀外銷瓷中，不僅有中國瓷器，也有日本伊萬里瓷器。日本伊萬里瓷器的金襴手樣式、柿右衛門樣式，在歐洲非常流行，後來中國外銷瓷中也有仿製的「中國伊萬里」瓷器。從數量上來說，中國外銷瓷還是比日本多。
您做明代景德鎮外銷瓷的研究，當時景德鎮出口外銷瓷的質量，在當時國內是處於什麼的水平，是不是我們最好的產品？
劉朝暉：這裡就要談到外銷瓷的複雜性。如果我們把宮廷賞賜的，包括宮廷為了牟利而販賣的放進去的話，可以看到外銷瓷的不同面相。剛才提到的托普卡比宮殿，還有阿德比爾清真寺，都有很好的明初官窯瓷器。當然很多沒有落款，但是我們也看到有落官窯款的，如明代萬曆、弘治、正德的官窯。所以可以看到外銷瓷里，有跟中國宮廷所用品質一樣的瓷器。而且不僅品質一樣，有的還可以相互對應。托普卡比宮殿所藏明初的官窯瓷器，就有跟兩岸故宮的收藏是一樣的。
民窯生產的外銷瓷的品質，基本上跟國內市場的一樣。很多時候，外銷和內銷沒有什麼差別。中國古代瓷器，一直占據世界領先地位，深受各國歡迎。因此生產什麼，國外也沒什麼特別的選擇。十六、十七世紀中國外銷瓷對於歐洲來說，就像前些年iPhone剛出來，都是賣方市場，所以很多外銷瓷器跟國內是一樣的。但國外還是會有一些挑選，比如只選某一類，不選那一類，到後來根據國外的需求來設計定製。當然不同的消費地，與它的經濟狀況、喜好相關，外銷瓷的面貌和質量也會有差異。
在唐代，輸入日本的越窯瓷器，質量倒未必很好，但是埃及福斯塔特的越窯青瓷或邢窯白瓷，質量都很好。因為長距離貿易，要挑選貴的東西，這樣利潤率高，最符合經濟學原理。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里記載，公司向中國商人提出要求購買高質量的瓷器。這一時期，歐洲市場對於中國瓷業生產來說，會有刺激和推動。 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因為政局不穩定，瓷器的生產也受到影響。我們在國內看到很多出土瓷器的質量很差，但是其實這個時候也有高質量的瓷器，像國外學者最先關注的明末清初轉變期瓷器，這就跟外銷的刺激有關係，因為歐洲市場、日本市場需求大量的瓷器。剛才提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提出產品要求，在檔案裡面講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外銷瓷的質量，是有不同情況的。
還有很有趣的是，質量不一定是衡量瓷器高下的絕對標準，有時候評價也跟鑑賞趣味相關。福建漳州窯是明代晚期一個重要的外銷窯場，因為離外銷港口很近，而且漳州月港開放以後，輸出很方便。漳州窯仿景德鎮的青花，畫得很快、很潦草，而且底部有粘沙現象。這類東西，我們中國人看上去會覺得粗糙。但是傳到日本以後，日本人很喜歡，特別是用作茶道具，會成為很珍貴的名品。現在在日本，這樣一件漳州窯瓷器，價錢很貴，不比精細的景德鎮瓷器低。這完全是審美趣味的影響。正好日本茶道欣賞這種比較拙的東西，他們從崇尚精緻的「唐物」，轉向追求枯寂，漳州窯瓷器因此在日本就位置很高，一直到今天。
很多時候我們在沉船中發現大量外銷瓷，和水下考古有很大的關係，沉船發現對於外銷瓷器的研究、收藏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您能舉例介紹一下嗎？
劉朝暉：確實，講到沉船、水下考古、外銷瓷，這三者是緊密相連的。我們知道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艘哈徹號沉船，年代在明末清初。那艘沉船是一個私人打撈公司打撈的，沉船瓷器後來在阿姆斯特丹拍賣。國家文物局派了兩位非常重要的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耿寶昌先生去參加拍賣，希望在拍賣會上買回來一些。但當時中國經濟還不像現在那麼發達，他們去了連牌子也沒舉上。後來他們在歐洲的古董店裡買了一些外銷瓷回來。中國的水下考古，也是受到這件事情的刺激，俞偉超等先生提出中國要做水下考古。沉船的貨物里，能留下來的主要是瓷器，茶葉也有但很少，絲綢沒法保存。所以水下考古的開展，大批沉船瓷器的發現，對陶瓷史研究來說十分重要。
一艘沉船，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後的那些沉船，很多是有檔案記載的。通過檔案可以查到它是什麼時候沉沒，屬於哪個國家、哪家的東印度公司。而且船上一些有紀年的或帶銘文的材料，也可以用來考證。一般船貨基本上跟沉船應該是同一時期，早幾十年這種可能性會比較少，所以這對於判斷瓷器的年代，會成為一個標尺。當然反過來說，沉船如果本身沒有紀年的材料，又得依靠瓷器的特徵來推斷。所以這又會碰到一個循環論證的問題或陷阱。比如說青花瓷，民窯青花的斷代其實沒有那麼絕對，風格會有延續性，這也是我們在工作中會碰到的挑戰。
剛才講到上博的黑石號沉船展，這艘沉船出水有六萬多件中國陶瓷。但這不是正式的水下考古，還是屬於一個商業打撈，這點在上博的展覽里也介紹得很清楚。因為它年代比較早，屬於中國外銷瓷最初的階段，所以我們會很關注這艘沉船。 從研究的角度，我們當然會去討論沉船里大概有哪些瓷器，哪些品種。以它為例，結合其他的出土情況，包括地上遺址出土品，可以看到在當時九世紀中國外銷瓷器大概是怎麼樣的面貌。我們看到南方長沙窯的彩繪瓷器最為大宗，再加上越窯的青瓷，廣東的青瓷，還有北方的白瓷，成為早期外銷瓷的「四組合」。
另外，我們談外銷瓷和陶瓷貿易，肯定會去研究它的貿易線路。我們會討論沉船從哪裡出發，途經哪裡，目的地在哪裡，是直航還是有中轉，從而研究陶瓷貿易的線路和商圈。像黑石號沉船，很多學者都傾向於它是從揚州或廣州出港的，目的地是波斯灣的屍羅夫港。學者不僅討論航線的問題，也會討論這艘船本身。比如黑石號它是不用鐵釘而是採用穿孔縫合來建造的，大家根據這個形態特徵，能推斷這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又會根據船上的一些物品，去推斷大概船員是哪些國家的。是阿拉伯人，還是會有其他國家的船員。
陶瓷只是沉船船貨的一部分，而且我們研究陶瓷貿易，也必須結合其他相關材料。比如新安沉船。這是一艘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域發現的元代貿易船，有兩萬多件中國陶瓷器，是研究元代陶瓷外銷的重要資料。這也大大豐富了韓國的中國瓷器收藏，韓國原先收藏的中國瓷器並不多，並激發韓國、中國、日本學者的持續研究。陶瓷研究者一般只是去關注沉船中的陶瓷器，但日本研究古代金屬工藝的久保智康先生，他寫了一篇文章，從船上裝載的金屬工藝品來討論新安沉船的航線，得出的結論，與只從陶瓷器出發觀察而認為新安船隻是往返於慶元與博多之間的推論不同，認為線路不是這麼單一，很可能會經高麗停靠並進行交易，這會促進對沉船裝載陶瓷器的重新思考，也會對十四世紀東亞地區貿易交往中「物」的流動的複雜性有新的認識。
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瓷器
對外銷瓷的研究，有很多從藝術的角度，比如紋飾、製作的工藝、器物的功能，這方面的研究您能舉例子介紹一下嗎？
劉朝暉：做瓷器研究，當然首先會關注器物本身，像它的紋飾、造型，還有工藝方面。中國外銷瓷，剛才已經提到有些是跟內銷產品一樣的，當然也有針對海外市場來做的特殊設計，我們可以舉一些研究的例子。比如在黑石號沉船研討會上我自己做的一個報告，就是討論沉船里發現的三件唐代青花瓷，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青花瓷器。在這三件青花瓷上，都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紋樣，就是菱形花葉紋，在菱形裡面有一些草葉，同時四個角上還會畫一些草葉。這種紋飾跟之前中國瓷器上的菱形紋不一樣，並非中國的傳統。這樣的紋飾，在國內發現的唐青花上也多有見到，是唐青花里一類比較典型的紋樣。這種菱形花葉紋如果不是中國傳統，那它到底從何而來？這就會涉及文化交流。這個問題其實之前有學者討論過，但這次我用更翔實的材料來做比較。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伊斯蘭世界，伊斯蘭白釉藍彩陶瓷里就可以看到類似的紋樣，而且年代相近。我找伊斯蘭陶器和工藝品的材料，能找到最早有這種菱形花葉紋的材料，是突尼西亞的一座大清真寺上的瓷磚。當然年代比黑石號沉船要稍微晚一點，是836年。目前困難的是，我們無法以年代的絕對早晚，來對出現在伊斯蘭和中國的這類紋樣進行溯源比較，只能從裝飾傳統、紋樣流行的普遍性等角度，來思考唐青花菱形花葉紋的來源。伊斯蘭世界至遲從九世紀開始，菱形花葉紋的運用就非常普遍，不僅在建築裝飾和陶器出現，在玻璃器上也有表現，而且使用時間一直向後延續，成為一種傳統紋飾。我發現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上就有這類裝飾，其中一件桶形的杯子，上面的菱形花葉紋與唐青花的非常相近。所以如果說唐青花上的菱形花葉紋來自伊斯蘭藝術，我們可以知道這類伊斯蘭紋樣當年確實是傳到過中國的。法門寺咸通十五年（874）鐫刻的《物帳碑》提到了這些玻璃器，所以這些玻璃器的年代下限應該在874年。安家瑤老師提到這種桶形杯是伊斯蘭玻璃的常見器形，在伊朗內沙布爾發掘時曾發現多件八至九世紀的桶形杯。所以法門寺出土的桶形杯以及上面的菱形花葉紋，也不排除年代較早的可能性。另外還有一個證據，也是我在上博參觀時偶然發現的。就是在明代宣德時期仿伊斯蘭造型和紋飾的官窯瓷器上，又可以看到這種菱形花葉紋。菱形花葉紋在中國工藝品上的流行時段是九世紀，之後就中斷了，明代再次出現，其實也是受到伊斯蘭風格的影響。這可以作為一個旁證。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唐青花以及這一時期中國的其他陶瓷器、以及各類工藝品上出現的這種菱形花葉紋，很可能是受到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作為一種舶來的風尚，一度在大唐帝國流行。
這是從紋樣的角度，我們看到外銷瓷器上反映出來的文化交流。從工藝的角度我們可以廣彩為例。現在很多學者在關注廣彩。這是清代的一種外銷瓷，是在景德鎮做好白瓷，到廣州去加工上彩。廣州當時已經有一些畫師在跟洋畫家學習，畫洋畫、畫銅胎琺瑯，並且生產銅胎的廣琺瑯。廣州工匠把源自歐洲的廣琺瑯工藝，運用到瓷器上，創造出廣彩這類新的外銷瓷品種。廣彩的繪畫技法也受到西洋繪畫的影響。
在器型方面，外銷瓷會根據國外的需要來進行製作。特別是到十七、十八世紀，因為要適應歐洲人的生活需求，外銷瓷中的一些餐具會按照他們的樣式來做，很多是參照歐洲的玻璃器、銀器等器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訂製時，也會提供木樣模型。
對外銷瓷研究，您自己現在研究的方向和趣味是什麼？
劉朝暉：我做中國陶瓷史研究，會關注陶瓷史的整個歷史時段和各個門類，外銷瓷只是我自己非常關注的一個領域。我當年碩士論文是在汪慶正先生指導下研究明末清初轉變期瓷器。轉變期瓷器除了在國內有消費，大量的用於外銷，在歐洲有很多收藏。這是我研究外銷瓷的契機。後來我有機會去日本做訪問學者，研究的課題就是十七世紀外銷日本的中國瓷器。我在日本進行調查，學習日本古代陶瓷，接觸國內很少見到的、十七世紀專門針對日本市場而生產的「古染付」 「祥瑞」（明末景德鎮產的青花瓷器）和「吳須赤繪」「吳州手」等漳州窯瓷器，因此也留意日本茶道對中國瓷器的鑑賞趣味。日本博物館收藏的瓷器，不僅有日本、中國、韓國，還有泰國、越南等東南亞陶瓷，也有伊斯蘭陶器。而且日本的陶瓷研究界，對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陶瓷器，都有專人研究。後來再去美國、歐洲訪學，並多次去日韓調查，在博物館和收藏家那裡考察古代陶瓷，不僅看中國瓷器，也看日本、韓國、伊斯蘭和歐洲陶瓷，也因此獲得外銷瓷的第一手資料。就像謝明良老師講的，要放寬陶瓷史研究的視野，不能只關心中國陶瓷。中國瓷器在歷史進程中，其實是不斷地與域外文化進行著交流，與各國陶瓷文化發生聯繫，所以我們當然要了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陶瓷。我也傾向把陶瓷放在物質文化史的範疇里來進行研究，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討論外銷瓷。這種學術研究的取向，和中央美術學院李軍教授最近在積極推動的跨文化美術史研究非常一致，我也從李老師那兒得到不少啟發。
我比較關心東西陶瓷交流中的文化互動。比如我個人一直很感興趣的一個課題，就是中國外銷瓷器到了歐洲以後，它的改裝、重新加彩再裝飾。很讓人好奇，為什麼中國瓷器在歐洲會被重新改造？這與當時歐洲社會風尚、裝飾風格和東方想像密切相關。有個很有趣的細節，中國的德化白瓷上，被歐洲人畫上日本瓷器柿右衛門樣式的圖案，這凸顯出文化交流中的一種雜糅。外銷瓷上，能看到東西方多種元素融合在一起。我最近在指導一個研究生做普朗克「陽傘夫人」瓷盤的研究，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特別設計的訂製瓷，是一個很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今年10月國家博物館的外銷瓷研討會上，我們合作對這個題目做了報告。普朗克是荷蘭的畫家，也是工藝設計師。173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邀請普朗克為外銷瓷設計樣稿，並送到中國和日本進行生產。「陽傘夫人」圖是其中的一種，原稿現在收藏在荷蘭國立博物館。在「陽傘夫人」瓷盤中，日本生產的瓷器里有完全按照原稿樣式的，也有將執傘婦人畫成日本藝伎的，類似浮世繪那樣的畫法。中國生產的這類題材的瓷器中，也有人物畫成類似日本藝伎，明顯是模仿日本外銷瓷。這與中日外銷瓷器在歐洲市場的競爭有關。因為中國在十七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瓷器外銷數量減少，日本瓷器作為中國的替代品，在歐洲一度占據外銷瓷的主導地位。康熙時期海禁結束後，中國瓷器再度大量外銷，就不得不與日本瓷器產生競爭。為重新占領歐洲市場，景德鎮瓷器在彩繪裝飾上對伊萬里瓷器進行了仿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外銷瓷上繪製日式的「陽傘夫人」。而「陽傘夫人」的形象回到歐洲以後，歐洲瓷器裡面也有仿，而且還和英國設計的「柳樹圖案」相結合。「柳樹圖案」也是英國人想像出來的中國風設計，還編了一個東方的愛情故事。所以圖像流轉之間相互的借鑑、糅合、誤讀，就有很多問題可以討論。
普朗克設計的「陽傘夫人」圖稿
景德鎮五彩「陽傘夫人」圖瓷盤
日本伊萬里五彩「陽傘夫人」圖瓷盤
現在有不少學者利用外銷瓷的材料來做全球史的研究。英國的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今年出版了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就是從全球史的角度來討論中國瓷器。何安娜教授多年前還組織了「全球的景德鎮」這一研究項目，我也參加了項目的國際研討會，與國外同行交流，了解外銷瓷研究的新動態。我也希望借鑑全球史的視角來討論陶瓷貿易，會關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景德鎮、日本有田和荷蘭代爾夫特、德國麥森等窯廠之間的陶瓷交流，研究這些瓷器之間交錯、多向的影響關係。
我覺得陶瓷研究有很多有趣的面向可以進一步去探索，應該把器物背後的故事、文化挖掘出來。我會更關注陶瓷器作為物質文化的研究，把它放回到歷史情境裡進行文化史的討論。當然制瓷工藝也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物品本身的創造。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