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壓抑假說是當今社會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假說，該假說自弗洛伊德肇始，經馬爾庫塞的加工後風靡一時，影響了許多文藝作品和社會運動。福柯對性壓抑假說的批判也大名鼎鼎，許多人卻誤認為福柯反對性壓抑的存在。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李銀河的《性學入門》。
《性學入門》，李銀河著，新經典·琥珀 | 上海三聯書店 2021年1月版。
原作者 | 李銀河
摘編 | 徐悅東
在人類社會中，性的完全自由是從來沒有過的。人的性慾衝動總是不得不受到各種各樣的壓抑。在壓抑最嚴厲的時候，人的這一衝動只能跟一個特定的人（如配偶）在一個特定的地點（如臥室）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如夜晚）以特定的方式（如傳教士式）為了特定的原因（如生殖）才能得到宣洩。在這種情況下，同特定的人之外、在特定的地點之外、在特定的時間之外、在特定的方式之外、因特定的原因之外的性活動將會受到法律、道德、習俗的懲罰。這就是性的壓抑。
人類的性行為會受到法律、習俗等形形色色的社會規範的制約，通過性的社會化，人們學到了與所屬的文化相適應的性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社會不僅關注人們的性行為方式，而且其規範滲透到私生活的縫隙之中。來自道德傳統、法律和社會輿論的性價值觀念起到兩種作用：行為指導和社會控制。除了內在機制如犯罪感和羞恥感的作用之外，文化制度和習俗也通過外在的方式控制著人們的行為，例如在大多數社會當中，人的性活動都要受到婚姻制度的制約。
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當中，控制人類性活動的這些規定有不同，有些更嚴厲一些，有些較為寬鬆。例如，在西方一些國家，兩個同性別的人可以結婚，這兩個人就可以互為法定的性對象；在有些國家，同性關係非法，與同性的性關係就要受到法律或社會輿論的懲罰。在不同的時代，這些規定也有不同，有時更嚴厲一些，有時較為寬鬆。例如，在宋明時代的中國，女性在丈夫死後不得再嫁，必須守節，她們的性需求受到嚴厲的管制和壓抑；而在當代中國，寡婦再嫁的壓力就小了許多。
李銀河
從弗洛伊德到馬爾庫塞，性壓抑假說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變化？
有關性壓抑的理論存在著一個論爭和演變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論點來自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
弗洛伊德是最早提出「性壓抑」這一說法的人。他認為，性的壓抑是人類為文明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論中，本我相當於原始的衝動，一種沒有經過壓抑的性慾，也是一種從人的身體和精神深處生髮出來的原始的生命力，這種衝動必須由社會這個超我來加以規範、壓抑，這樣才最終形成了一種能夠適應社會生活的自我，這些自我和睦相處，形成一個文明的社會。他認為，為了社會的利益，個人必須限制或壓抑自己的快樂。這種壓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維持社會的性秩序；另一個是增加人的生產力，其途徑是通過將性的慾望和衝動升華到藝術、商業和智力的活動中去。
在弗洛伊德版的性壓抑理論中，升華理論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伴隨文明而來的種種不滿，實乃性本能在文化壓力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於文化，沒有能力求得全盤的滿足，它那得不到滿足的成分，乃大量升華，締造文明中最莊嚴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類在各方面都能滿足其慾望，又有什麼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轉用在其他地方呢？他會只顧著快樂的滿足，而永無進步。由於論證了壓抑的合理性，弗洛伊德的升華理論被批評為「富於清教主義氣息的信仰」。
弗洛伊德在他創造的性壓抑理論中提出了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這對概念，並且認為，從快樂原則到現實原則的轉變是動物性的人轉變為人類的唯一途徑。從心理機制上解釋，快樂原則對應於無意識；現實原則對應於意識。由快樂原則統治的無意識所追求的只是獲得快樂；現實原則則是對社會生活的適應。人類在快樂原則的支配下所依賴的是動物性的內驅力，隨著現實原則的確立，他變成了一個有機的自我。
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快樂原則被現實原則代替，這是一個巨大的創傷事件。弗洛伊德認為，這樣的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它在人類和每個個體的歷史中屢屢出現。從社會發展史看，這類事件最早出現於原始部落，在那裡，父親壟斷著權力和快樂，並強令兒子克制。從個體成長史看，這類事件則出現在幼兒期，父母及其他教育者強令幼兒屈從現實原則，不能隨心所欲。各種機構的制度都是現實原則的表現。在個體成長層面，被壓抑的個體從孩提時期向一個有意識的社會生存狀態發展；在社會發展層面，壓抑性文明從原始部落向組織化程度更高的文明國家發展。這兩個層面是相互聯繫的。
弗洛伊德認為，持續至今的原始而永恆的生存競爭造成並維持了現實原則對人的生理本能的壓抑，它證明了壓抑的合理性。生存競爭是永恆的，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對立也是永恆的。
弗洛伊德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根本的衝突。他認為，這種衝突是由普遍的匱乏、生活窘迫和生存競爭引起並維持的。生存競爭對本能的壓抑主要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手段和資源以滿足本能的需要。因此，現實原則和快樂原則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馬爾庫塞贊同弗洛伊德關於對性自由的某種約束是文明的前提的思想，他也認為，對慾望的約束的內化是個體獲得主體性的基礎。他與弗洛伊德的不同點在於，他認為，關於物質上的匱乏是永恆的這個假定是錯誤的。
馬爾庫塞認為，在現實原則背後，存在著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匱乏。在現實原則下，統治的利益要求對人的本能施加額外的壓抑。這種秩序褒獎馴服的個體，懲戒越軌的個體，由此建構了整個的社會。性慾與文明的衝突隨著統治的這種發展而發展。性越軌行為（如同性戀）以快樂原則的名義反對現實原則。由於同性戀無法繁殖後代，如果對它不加壓抑，將不僅危及勞動力的再生產，還會危及人類自身的再生產。超我通過了對本我的非現實衝動的防範，確保了自我在現實原則下的發展。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人類的生活需求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對人口的需求（保種、人類繁衍）都已經大大地滿足了，甚至已經過度滿足了—人口爆炸已經成了無法迴避的事實。現實原則對快樂原則所施加的主要壓抑性的因素—工作日的長度也失去了意義。人口和勞動力都處於過剩狀態，人類不再有生育的壓力，因此人類性本能（馬爾庫塞稱之為愛欲）也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據此，馬爾庫塞提出：可以把弗洛伊德的「本能壓抑－於社會有用的勞動－文明」這一模式轉變為「本能解放－於社會有用的勞動－文明」的模式。
弗洛伊德曾認為，本能的解放必定會破壞文明本身，因為只有通過克制和工作，也就是通過對本能能量的壓抑性使用，文明才能得以維持。馬爾庫塞則認為，按照同一邏輯，在生存壓力不再成為問題的社會發展階段，秩序將成為美，工作將成為消遣，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馬爾庫塞認為，必須消除文明對人類性慾本能的壓抑性控制。非壓抑性秩序本質上是一種富裕的秩序。只有富裕的秩序才能與人類的自由相一致。這種非壓抑性的文明只能出現於富裕的社會中。
這種對非壓抑性的本能秩序的看法受到了最不受秩序約束的本能即性慾的檢驗。非壓抑性秩序存在的條件就是，性本能藉助其自身的原動力，在變化了的生存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在成熟個體之間形成持久的愛欲關係。而這種關係不一定要把性慾納入一夫一妻的軌道。
隨著文明的發展，對個人性慾的禁忌相應放鬆。肉體不再只是純粹的勞動工具，它重新獲得了性慾。這個過程不只是力比多的釋放，還有對它的改造，即把它從限於生殖器的性慾改造為對整個人格的愛欲化。人的整個身體都成了性慾的基礎，本能的目標不再是僅僅與異性的生殖器接觸，多形態的性慾也不再對文化構成威脅。
馬爾庫塞
馬爾庫塞認為，性的重塑是人類歷史的主要目標。他認為，性的越軌表明了對生殖、生殖器性行為霸權的反抗，是對被奉為正常的性形態的「強烈拒絕」。所謂「變態」的性與壓抑相對立，它存在的依據就是快樂原則。性解放的觀點表明，從生理學角度證明異性戀是唯一「正常」的性慾形式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傳統觀念中所謂「反常」性慾（同性戀、虐戀等）不過是性愛和自我認同的合理表現。「對多種性傾向的認同和對生活方式多樣性的接納是相互對應的。」所謂「正常的性愛」只不過是人們眾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種。性多元主義的目的就是克服性對於我們生活的控制。馬爾庫塞認為，一個非壓抑性的社會應該是性越來越擺脫強制性的社會。
馬爾庫塞的性變革思想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性政治中產生了極大影響。他因此被譽為性解放運動的精神領袖。60年代後期的新激進理念、邊緣群體（婦女、同性戀、黑人）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反抗是馬爾庫塞思想的具體化。
女性主義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魯賓（Gayle Rubin）也是反對性壓抑的一員主將。她認為，在西方的性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對於性的否定態度。西方文化一般把性視為一種危險的、具有破壞性的、反面的力量。大多數基督教傳統，遵循著聖保羅的觀點，認為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罪惡。只有婚內以生殖為目的的性和不追求快感享受的性，才有可能贖罪。這種思想又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的：生殖器官在身體器官中具有內在的低下性，比精神、靈魂、心，甚至於比消化系統的上半部分（排泄器官的地位與生殖器官接近）都要低下得多，遠不如後者神聖。這種觀念到目前為止已經獲得了獨立的生命，而不再僅僅依靠宗教而成立了。
魯賓認為，西方文化總是對性持懷疑態度。它在理解和評判任何一種性實踐時，總是盡其可能採用最壞的術語來表達。性在被證實無罪之前總是被假定為有罪。結果是所有的性行為都被認定為是壞事，除非可以提出使它免罪的特殊理由。最可接受的理由是婚姻、生殖和愛情。有時還可以加上科學方面的好奇心、美學體驗或者長時間的親密關係。但是，性的能力、智慧、好奇心或創造性的實現，全都需要某種藉口。而其他種類的快樂，如對於食品、小說或天文學的享用，就不需要此類藉口。
魯賓一再將性慾與食慾加以比較，以揭示人們在性問題上的錯誤觀念。她指出，在壓抑性性觀念的長期統治之下，人們有著太過深重的焦慮，女性尤甚：女性對自己的慾望感到羞恥，對性自由感到恐懼。性的法律與宗教態度相輔相成，它們都認為，非婚的非異性戀的性是極度可恥可惡的罪惡，應當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在許多歐洲國家和美國的歷史上，僅僅一次出於自願的肛門插入行為就可以判死刑。在某些國家，直到今天，肛交仍要判20年徒刑。在價值觀或行為方面的一點點與眾不同，往往會被當作天大的威脅。雖然人們在看待什麼是恰當的飲食方式的問題上也會不耐煩，也會愚蠢，或者具有強迫性，但是食譜的差異很少能夠像性趣味的差異那樣，激起那麼多的憤怒、焦慮和純粹的恐懼。這一切在魯賓眼中就是性的壓抑。
性學家凱查杜里安認為，在性與社會穩定的關係上，試圖約束性愛的社會力量有兩個基本觀點。第一，對性的寬容會導致性放縱，它侵害家庭，破壞社會結構，消弱國家力量，並使社會解體。第二，無節制的性行為會消耗掉人們本可用於建設和創造的精力。一種政治體制越具有控制力，越傾向於獨裁，那麼它就越缺少對性的寬容，反之亦然。
福柯對性壓抑學說的批判，為何最容易引起誤解？
在福柯之前，性壓抑理論一直在性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認為性壓抑是文明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還是認為在富足的社會可以解除性的壓抑，性壓抑的存在是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的。
在《性史》中，福柯是以對「壓抑假說」的批評開始的。福柯的早期作品，似乎也同意權力首先是一種壓制性的力量，但是在《性史》中，他第一次提出，權力還是「一種產生快樂的機制」。性在現代文明中並沒有轉入地下，而是一直在被討論和探究。對壓抑假說的批判是福柯提出的各種新思想中引起了最多誤解的一個觀點。
由於壓抑假說乍一聽上去與現實情況相符，因此它一向得到廣泛的承認，從來沒有人對它產生過絲毫懷疑。而福柯對這一假說提出了三點質疑：第一，自17世紀以來性受到極度的壓抑，這一點是否自明？第二，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機器本質上是否具有壓抑性？第三，政教分離主義運動是構成了權力機器和它操作的或操作它的壓抑的真正對立面，還是相反，構成了它所譴責的同一歷史網絡的一部分？
首先，福柯指出：「關於現代性壓抑的議論立足頗為穩當，這無疑是由於它極易立足。它有著歷史與政治的莊重保證。人們將壓抑時代的到來定在經過千百年的開放與自由表達之後的17世紀。」壓抑假說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占據著主流話語的霸權地位，它假定，性經過了很長一個自由表達的時期，那是從古代一直到17世紀。從17世紀開始，性進入了受壓抑時期，而到了十分晚近的時期，由於反對性壓抑的力量奮起抗爭，性才漸漸走出壓抑的陰影。而福柯認為，17世紀之前並非沒有壓抑，17世紀之後也並非全是壓抑。所謂啟蒙和解放的學說只不過是神學的一個現代變種。
福柯
其次，對於壓抑假說，福柯提出了根本的質疑：「我要提出的問題，不是我們為什麼會受到壓抑，而是為什麼我們會說自己受到了壓抑，而且說的時候帶著那樣強烈的情緒，對我們不久的過去、我們的現在乃至我們自身都是那樣的憤怒？」由於這種憤怒完全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就越發可疑。如果說我們的性從17世紀以來一直受到嚴重的壓抑，不許說它，不許做它，這種憤怒倒還可以理解，但在福柯看來，這幾個世紀的歷史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於是這種憤怒就不僅沒有道理，而且顯得相當可笑了。
第三，福柯根本反對性與權力完全對立的觀點，進而反對對性的肯定就是對權力的否定這一觀點。福柯指出：「快樂與權力既不是互相抵消又不是彼此對抗，它們互相追逐、互相重疊和互相支持。它們憑著興奮跟刺激的機制聯結起來。」因此我們不可以認為性慾本身與權力是對立的，不可以認為解放性慾就是反對權力的革命行動。其實，性慾和權力是相輔相成、狼狽為奸的。
福柯的批判矛頭直指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這種新左派的思潮。這一思潮的基調恰恰是：性受到了壓抑，陷入沉默之中，討論性問題本身就是代表自由的一方向權力開戰。對福柯批判的誤解由此而來：既然你批判了壓抑假說，你就是認為權力沒有壓抑過性。其實，福柯的觀點是：權力與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的。他並沒有否定性受到了壓抑，只是否定了權力與性的截然對立。
性的話語是如壓抑假說所假定的那樣在權力之外嗎？言性就是向權力的挑戰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福柯指出：「18世紀以來，性從未停止過激發人們的論辯熱情。這些關於性的話語從未脫離權力或在與權力對抗的情況下增衍，而是恰恰在權力的範圍之內並作為權力運作的手段。社會的一切階層無不齊心協力去鼓動人們開口，到處都有供聽取與記錄的機器，供考察、訊問與系統論述的程序。」
在一次採訪中，有記者說：性學家、醫生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即性的不幸來自壓抑，人們要得到幸福，就要爭取性的解放。福柯說：「是的，因此他們為我們設下巨大的圈套。他們的觀點大致如下：『你有性的問題，你的性行為遭受了挫折，你因此一蹶不振；虛偽的禁戒政治壓抑它。到我們這裡來吧，告訴我們，向我們表露和坦白你不幸的秘密……』這種類型的話語實在是一種可怕的權力控制的工具。同以往一樣，它利用了人們所說、所想和所希望的東西。它利用了人們的心愿：人們總是相信，為了得到幸福，只須跨越話語的門檻，解除一些禁戒就行了。但是，事實上，這樣做的後果是導致壓抑，把反叛和爭取自由的運動引向歧途。」在基督教所大量推行的懺悔實踐中，全套的性知識、性話語和性規範控制了人們的性實踐。
福柯要表達的觀點是這樣的：壓抑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絕不僅是禁止說、限制做這一種形式，它還有鼓勵言性這樣一種形式。在人們被鼓勵言性並且以為自己已經因此獲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時候，他們卻被權力更牢固地控制起來，受到了更深的壓抑。它的嚴重後果是將爭取自由和解放的鬥爭引入歧途—人們對更深層的壓抑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反而以為自己已經活在自由和解放之中。
如前所述，關於性壓抑的觀點是福柯思想中受到最多誤解的一個觀點。人們以為福柯在說，從17世紀以來，性並沒有受到壓抑。福柯對此也做過多次解釋。在一次答記者問中，在談到《性史》這部書時，福柯是這樣說的：「說起來，這本書倒不是要否認性壓抑的存在。我想表明性壓抑永遠是更加複雜得多的有關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事物並不僅僅被壓抑。就性這個問題而言，總是存在很多其實並不完備的限定，它們既有消極的阻撓的效果，又有積極的刺激的效果，二者相互平衡。性在19世紀運作的方式，既受壓抑，又通過心理學、精神病學這些技術手段的分析，被置於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強調，從而表明那不僅僅是一個壓抑的問題。」
從抽象的層次看，福柯所強調的是：事物在受到壓抑的同時，也受到強調；而就性這個具體事物來說，它所遭受的不僅有消極的壓抑，也有積極的刺激。性被人們用各種方式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言說，僅僅說它受到了壓抑，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權力對性不僅有排斥性的干預，而且也有肯定性的干預。
權力與性的關係是《性史》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寫道：「性成為國家與個人中間的一個問題，一個公開的問題；在它之上結成了話語、專門知識、分析與禁令縱橫交錯的網。」他認為，任何現代權力體制的運作都不能脫離性的狀態，因此性是所有的權力都不能忽略的資源。在國家和個人之間，性成為一個國家權力控制個人的工具。
福柯並不是簡單地否定壓抑假說，而是提出了一些新問題：性話語導致了哪些知識？是什麼在支撐這種性話語的「權力－知識－快樂的制度」？我們應考察「權力如何涌過話語形成的海峽而達到、穿透和控制個人，直抵人們那最隱蔽的性快樂」。福柯並不否認壓抑的事實；他所拒斥的是集權化的、壓抑性的、鐵板一塊的權力觀。壓抑無非是與話語（和沉默）、權力（和禁止）、知識（和錯誤）有關的複合機制產生的結果。性話語隸屬的不是壓抑過程，而是刺激的增長，求知意志並沒有受到禁忌的阻礙，而是致力於創建性的科學。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一套性的話語和性的科學才是真正束縛我們的繩索。
在《性史》中，福柯描述了一個過程，那就是權力從否定變為肯定、從二元對立變為多樣化的過程。他把癲狂與性所受到的不同待遇加以比較後指出：「當癲狂在至少一個世紀以內是否定性操作的對象的時候，性卻在同時成為肯定性的領域。但是，到了19世紀，出現了一種非常重要的現象：權力的兩大技術—其一對性進行生產，其二把癲狂隔離開來—互相錯綜交織起來。對癲狂的權力技術從否定變為肯定，從二元對立變為複雜和多樣化的形態。」福柯承認，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人們通常強調否定的機制的地方發現肯定的機制」。性壓抑假說一味強調社會上的性規範否定性活動、壓制性活動的一面，而福柯提醒我們注意的是性的話語肯定、鼓勵、刺激人們言性的一面。由於性壓抑假說占據了主流話語霸權，性話語的另一面往往被人忽略。
福柯對壓抑假說的批判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例如，魯賓就認為，由於福柯過於強調性的發生方式，他否定或者縮小了政治意義上的性壓迫的現實。他在對這種現實的解釋方面顯得脆弱。福柯極為清楚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即他並不否認性壓迫的存在，但是必須把這種壓迫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或精神動力機制中來加以理解。在西方社會中，性一直被建構在一種極具懲罰性的社會框架之中，一直受到極為現實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現代東方社會也並不比西方高明多少。我們必須承認壓抑現象的存在，以便揭露它，批判它。
編輯 | 王青
導語部分校對 |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