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張淑一
中國人著史的傳統悠遠綿長，古往今來史家輩出不勝枚舉，典籍浩繁汗牛充棟。如梁啓超所云：「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1】面對如此厚重的史學遺產，如何以近現代研究視野去梳理傳統史學超越時空的寶貴資源，揭示幾千年來歷史典籍的內容與組織形式的辯證關係，闡釋一定史書體裁體例產生、發展的社會背景和學術因素，說明不同史體的特點及它們在演進發展過程中彼此間的滲透和影響，總結評價不同編纂思想或史體觀念的發生、沿革和學術價值，引領現代史學繼承和發揚傳統歷史編纂學中的優秀成分，就成為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研究領域重要而艱巨的課題。新近由北京師範大學陳其泰教授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編纂學史》【2】填補了這一空白。
一、首部中國歷史編纂學通史著作
一個學科體系的構建，系統性和貫通性是其關鍵。《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上起西周時代，下迄二十世紀末葉，首次以通史的面貌對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編纂學做了闡釋。全書總共分為五卷六編。前有導論，開宗明義界定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研究對象、任務、分期和基本內容，總述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優良傳統；後有餘緒，討論中國歷史編纂學在亞洲其他地區的傳播和影響，比較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傳統的共性與區別。
中間的主體部分，則以斷代考察與貫通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將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劃分為奠基、確立、發展、興盛、嬗變和晚清民國以後的新格局六大演進階段，分別對應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現代以來中國對西方歷史編纂學成就的吸收借鑑諸時期，擺脫以往把歷史編纂學單純視為研究史書體裁體例的技術問題、多個案分析少綜合考察的做法，縱向上將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的發展歷程、內在邏輯、史書體裁的沿革演進、史法變遷的時代條件和遞嬗關係等進行了排比爬梳，橫向上則把握住各個時期史著的著述宗旨、成書過程、編纂技巧、史學價值和對後世的影響，以及體例運用的創新、敘事技巧的豐富、史學範圍的擴大等內容，從理論框架與知識體系兩個方面闡述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思想脈絡、成就特點和內在規律。
為了既能夠「立體式著史」，全面反映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道路，體現中國磅礴廣大的歷史編纂傳統，又能夠重點突出，從而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談，《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上，都作了去粗取精的選擇。全書擇取《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史通》《通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鑑》《通志》《文獻通考》《元史》《明史》《文史通義》諸有代表性的史著；司馬遷、班固、陳壽、裴松之、劉知幾、司馬光、鄭樵、馬端臨、章學誠、龔自珍、黃遵憲、梁啓超、白壽彝諸有代表性的史家；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綱目體、典志體、章節體諸典型史體；史官制度、史館制度、史學理論的自覺、官修史書和私人撰著二者間的關係、時代劇變推動下的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新風貌等核心問題，將史家、史著與史法進行綜合論述、一體分析，總結傳統歷史編纂學的優劣得失，得出具有中西學理融通意義的概括。
例如，在全書第二卷對「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的確立——兩漢時期」的考察上，書中就突出了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二者不可移易的中心地位。對於前者，通過論述司馬遷創造性地將時間維度、人物活動維度、典章制度與社會情狀維度三者並用，「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展現其著史的多維視野與《史記》的恢弘氣魄；通過分析司馬遷成功刻畫特定歷史環境中的人物形象，不囿於等級名分而為孔子、陳勝等平民階層出身的人物立傳，在記載歷史人物的同時又展現民族智慧，體現其已經具有「人」是創造歷史的主體的高度自覺；通過探論其設置《六國年表》《秦本紀》諸篇以表達歷史大勢，設《匈奴列傳》《大宛列傳》諸篇以記載全中國各民族的歷史，突破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限制，為諸子百家人物立傳、擁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懷，以及其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五體配合，匠心獨運，內涵與審美高度的統一，表現其貫穿全書的非凡史識，彰顯《史記》無愧於中國紀傳體史書百代不祧之宗的崇高地位。
對於後者，書中則通過論述《漢書》對西漢開國史料的重要補充、對漢武帝時期歷史濃墨重彩的書寫等，為鄭樵以來所謂的班固於漢武帝以前歷史「盡竊遷書」的說法正誤；通過分析班固據事直書社會矛盾，表彰廉直之士，貶斥偽善人物，關注民生疾苦等方面，表彰其對《史記》實錄精神的繼承和發揚；通過考察班書《百官公卿表》兼具表、志的雙重作用，《王莽傳》將人物傳記與新莽朝政的精巧結合而避免不重複論說，體現其嚴密合理的體例；通過論析班固設置十《志》、采謠諺入史、成功的細節描寫等，體現其對典志體的完善、高度的敘事技巧和博贍典雅的風格，褒揚其「斷漢為史」、首創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的歷史編纂學功績。
而對於兩漢時期的其他史學成就，則扼要選取《漢紀》《楚漢春秋》《列女傳》《吳越春秋》《東觀漢記》等有典型特徵的幾部進行論述，既不因巨遺細，亦不喧賓奪主，不掩蓋《史記》《漢書》在中華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光芒。
而全書的其他卷次，比如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突出該時期正史編纂的巨大成就、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典志體通史的創辟、五代政局混亂背景下歷史編纂經受的考驗；宋元明清卷突出該時期正史修撰的規範化、《資治通鑑》的巨大成就、紀事本末體的成熟與綱目體的創立、私人修史的盛行、《文史通義》對傳統史學的總結與思考；近現代卷突出時代劇變下歷史編纂的新景象、梁啓超與歷史編纂學的近代轉型、國家意志弱化下設館修史制度的衰落、章節體自西方的傳入與盛行、抗戰時期通史編纂的新高潮、新中國成立以後通史編纂的新趨向，等等，均有統籌兼顧、抓大放小、詳略得當、主次分明的特色，展現了《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一書自身所具有的高超的歷史編纂學技巧和水平。
站在建構中國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的高度，書中認為學術界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達成共識：第一，歷史編纂是歷史學家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的重要載體；第二，歷史編纂為「再現真實歷史」的綜合性創造過程；第三，歷史編纂內容的深度廣度和著述格局都會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而必須以動態的眼光進行考察。同時，從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現實意義、光大中國史學「求真」與「經世」二重性辯證統一的優良傳統出發，書中又提出了以下命題：一，創造性地闡釋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寶貴精華，發掘、闡釋歷代優秀史家的出色智慧和非凡創造力，揭示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民族特色；二，從歷史編纂學這一獨特視角，總結中華文明世代賡續、傳承久遠、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彰顯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並為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增添助力。【3】
二、鮮明的原創性和理論前瞻性
作為史學史與史學理論領域的名家，陳其泰教授秉承其先師白壽彝先生的教誨，三十餘年持續關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研究。此後又有屈寧、張峰、劉永祥諸位青年學者陸續加入團隊，積年沉澱與眾人拾柴，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一書芳草綿綿落紅成陣，具有鮮明的原創性和理論前瞻性。
在對先秦時期重要典籍《國語》的史學價值與歷史地位的認識上，書中認為《國語》這部史著長期以來被邊緣化對待，其成就亦被低估，書中指出《國語》載錄了自西周末年以至春秋時期諸多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以記載春秋時代卿大夫們的「嘉言善語」為特徵，創立了以記言為主的史書體裁；《國語》的歷史敘事技巧亦相當高超，成功地把「記言」和「記事」二者結合，用對比的手法敘述歷史事件和刻畫歷史人物，從多角度、多層面反映歷史演進過程的複雜性，並提供了用「紀事本末法」敘述歷史的初步範式。其與《左傳》一道，標誌著先秦史學的發展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亦為中國史學在不久以後出現更加成熟的史學著作奠定了基礎。【4】
在對《史記》諸「世家」歷史編纂成就的論述上，書中指出以往一些學者批評司馬遷「名實無准」「自亂其例」，其實是未能辨明司馬遷針對三十「世家」不同篇章所具有的不同特點，運用了靈活的編纂範式和體例。通過「編年紀傳二體相兼，經緯交織」的方法，司馬遷既顯明了春秋、戰國各諸侯國歷史的盛衰起伏，又努力刻畫了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趙武靈王等有為人物的形象；而將孔子、陳勝等布衣素人列為世家，則體現了其對古聖先賢或農戰領袖的表彰；又把漢初一批開國功臣蕭何、曹參、張良等人納入世家，是肯定他們「輔拂股肱」的作用，與自己頌揚漢朝歷史進步的「宣漢」立場保持一致。《史記》「世家」體裁的創立，實是司馬遷對當時歷史編纂難題的精巧解決。【5】
在對《新唐書》的編纂思想和特點的考察上，書中認為《新唐書》是北宋中葉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其在「述往」之餘，更著眼於「思來」，其中既有因不屑五代衰世而藉助重新修撰唐史以爭正統地位的色彩，又有以唐史為鑑鞏固當世統治的現實訴求。具體到編纂方法上，便是極其重視唐代治亂的經驗教訓和典章制度，在總結唐代政治得失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深刻見解。同時由於北宋文治大興，與五代修史環境截然有別，所據文獻見聞益廣，故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補《舊唐書》之闕的意義。【6】
在關於梁啓超與歷史編纂學近代轉型的問題上，書中認為對於梁啓超的「新史學」，應當首先將其視為對傳統歷史編纂體系的批判與重建，只有放在這樣的視角下觀察，才能發現其「史學革命」之有的放矢和真正的意義。梁氏不僅以敏銳的社會學眼光和嫻熟的著述技巧引進西學、重建了中國歷史編纂理論，而且以此為標準，對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進行了重新整合，用超前的學術意識思考了這一學科的發展範圍和方向，同時在通史和專史領域進行了親身實踐，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梁啓超在歷史編纂學的近代轉型過程中扮演了總設計師的角色，居於承上啟下的地位，其確立了20世紀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基本走向，影響深遠。【7】
此外，在對於如《史通》一書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五代社會動盪時期歷史編纂傳統所經受的考驗、明末私修明史風氣的興盛、《春秋大事表》對傳統史體的創造性運用、唯物史觀與「新史學」的演進、抗戰時期通史編纂的新高潮、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學的比較等許多理論與實證問題上，書中都有積極的創穫，彰顯了作者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努力探索、勤奮耕耘的成果，也代表了創造性闡釋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精深水平。
三、在出土文獻歷史編纂學研究上的貢獻
《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總結梳理，是以傳世文獻為中心的，然而對於當今方興未艾的出土文獻研究，也沒有忽略。書中專設「出土文獻與歷史敘事」一章，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擇要探討了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清華簡《系年》和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的歷史敘事特點，提出：傳世文獻《春秋》《左傳》和出土文獻《系年》《編年記》的體裁都是編年體，《春秋事語》的主要體裁亦為編年體，這說明古代先民在觀察歷史進程的時候，最早和最多採用的是時間的視角。但是不同體裁之間並非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之也會有《春秋事語》這類記事與記言兼有的史書出現。而清華簡《系年》在嚴格按照編年體裁記載歷史事件的同時，又成功地糅合了紀事本末的方法，為「不同體裁的互相補充是史學發展的重要規律」提供了新證，並再次證明紀事本末體作為史家記述歷史的重要方式，很早就存在於歷史著作當中，不應刻板執守直到南宋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才發明了這種史體的觀念。並且，《系年》的作者能夠做到將從周武王到戰國時期的主要史事前後分明地記載下來，對長達四五百年範圍內的歷史大事有全局性的把握，足以稱之為「通古今之變」的發端，正是在古代先民濃厚的歷史意識的基礎上，到漢武帝時期才有《史記》這部記載自遠古以來中華民族通史的巨著產生。【8】
而除了直接探討上述出土文獻的歷史編纂學特徵之外，書中的一些見解對於其他出土文獻的研究也有幫助。比如清華簡《書》類文獻是當今研究最為熱門的領域之一，在目前已經整理出版的清華簡中，就包括《尹至》《尹誥》《程寤》《保訓》《皇門》《金縢》等多篇與《尚書》有關聯的內容。【9】《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總結出「《尚書》以記言為主，開創了『記言家』之先河，但同時在一些篇章中又有『因事命篇』的特點。而《金縢》《顧命》等篇，均以記事為主，且敘事完整，說明早在西周時期，歷史編纂方法已經有了『以事件為主要視角』的創意」，【10】「《尚書》在歷史觀上明確總結出『以史為鑑』的思想，以生動的史實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認識必須『以史為鑑』、以民心為鑑、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變化」【11】等，對於研究清華簡《書》類文獻諸篇之間的編連組合和單篇文本內部的整合過程都有可資借鑑的意義。
結 語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的第一版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同樣存在些許可精進之處。比如全書從縱橫兩個方面廣泛論述，在歷史編纂學研究領域多有創辟，但是在個別問題上還屬於比較初步的看法，還需要今後作更進一步的探索。舉例說：作為一部記載1362年史事的巨著，《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在北宋以前眾多正史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那麼，它是怎樣剪裁正史的有關材料以使歷史的主線更加突出的？又補充了哪些正史以外的材料以使著作更為豐滿的？這是很值得詳細闡述的問題。又《文史通義》是傳統史學後期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章學誠對於「道」的探索有很高的成就，而他關於歷史編纂學改革的主張與其對「道」的探索又有怎樣的聯繫?這也是可以進行更多思考的地方。如果對這類問題都能給岀較為詳盡的分析，對於擴大《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討論範圍、增強研究深度，將有很大的意義。
再如，書中成果開拓性有餘，但對當代學界相關研究的觀照還有可以加強的地方。如朱維錚教授曾經提到：「說到中國的歷史觀念史，通常將它等同於傳統史著體現的指導思想或理論。但與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層出不窮的歷史哲學體系相比，傳統中國以史學本身為思辨對象的理論性著作，似乎除了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也許再可算上鄭樵的《通志》二十略，就別無史學理論體系。」【12】對於上述主張，應如何評價與回應?本書這方面完全可以進行一些補充。又王家范教授指出：「每當民族危難(如抗日戰爭時期)或時局急劇轉折之際，(20世紀新式中國通史的編著)都會有新的高潮迭現。它是新史學演進的一個重要側面，同時也是社會變遷、時勢跌宕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個時期史家對時代問題的感悟及其應對。」【13】此說與本書的有關論述相輔相成，如能形成一定的對話，對於拓寬本問題的研究視野、研究層次亦將有相當的裨益。
不過，以上問題皆屬白璧微瑕。個別不足，並不影響本書整體上成為一部構建中國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引領中國歷史編纂學研究話語權的優秀著作。「匯濫觴成江河，事始簡而終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一書編撰的源起，是陳其泰教授200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演進路徑、優良傳統和當代價值研究」的立項。但在立項之後的九年多時間裡，陳其泰教授及其課題組成員兢兢業業，苦心勤力，不斷挖掘新史料，發現新問題，拓展新的研究領域，最終將原定一卷本50萬字的重點課題，以五卷本243萬字、不亞於一項重大課題結項成果的巨帙呈現，其老驥伏櫪、嘉惠學林之心，金石可鑑。
注釋：
【1】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
【2】陳其泰主編，陳其泰、張峰、屈寧、劉永祥著：《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
【3】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導論」，第3頁。
【4】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先秦時期」，第234—270頁。
【5】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兩漢時期」，第74—90頁。
【6】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4卷「宋元明清時期」，第93—108頁。
【7】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5卷「近現代時期」，第109—141頁。
【8】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先秦時期」，第295—308頁。
【9】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1—9輯，中西書局2011—2019年版。
【10】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先秦時期」，第192頁。
【11】參見陳其泰主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第1卷「先秦時期」，第201頁。
【12】朱維錚：《歷史編纂學：過程與形態》，《復旦學報》2006年第6期。
【13】王家范：《中國通史編纂百年回顧》，《史林》2003年第6期。
來源： 《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