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魏國率先重用法家李悝實行變法改革，使得魏國走上富強之路。而魏國強大後，立馬走上擴張之路，首選目標是西邊的秦國。
秦國被迫割讓河西給魏國，自此，魏國將秦國壓制在洛水以西長達八十年。
此舉，深深刺激了天下諸侯，於是，幾乎在同時期，秦國和韓國都開始重用法家實行政治改革，秦國的是人所周知的商鞅變法和韓國的申不害改革。
商鞅變法已經不用我來多說什麼，大家的在歷史課本上學了很多次了。而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改革，知道的人就相對來說少很多。
但是，雖然是同時期的改革，而且還都是法家的改革，但是兩國的的變法效果卻是天壤之別，商鞅變法使得秦國成為天下第一強國，為秦國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而韓國的申不害改革，雖然也讓韓國強盛一時，但是在申不害死後不久，韓國就立馬衰落了，變法的效果曇花一現便消失了。
為何商鞅變法取得了這麼好的效果，而申不害改革卻是曇花一現。兩者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其實，這裡面的主要原因，除了兩者的改革基礎和地理位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主導兩者變法的人，雖然都出身法家，但卻是法家不同的派系。
在法家中，根據主張的不同法家被分為三派，分別以商鞅為代表的法治派，以申不害為代表的術治派和以慎到為代表的勢治派。
三派雖然都同出法家，都主張以法治國，強調鞏固君主的權力，但是由於三派的具體的主張不同，其所倡導的治理國家的手段也是不同的，造成的效果也是天壤之別。
首先是商鞅的法治派，這個派系主張強調絕對的法治，重視法律和規章制度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上，上到君主下到百姓，所有人都必須遵令行事。
而且法治派有點類似今天的計劃經濟，要求民眾的所有的一舉一動都必須按照國家法令行事，從生活習慣到農業生產，秦國的法律深入到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並且法治派的主張是輕罪重罰，是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無或缺賞，凡犯法違令的人無所逃罰。
法治派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以吏為師」。同時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強化法律意識。
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鼓勵告奸，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法治派的舉措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強化了中央集權制度。
其次是慎到的勢治派，這個派系是法家的純理論派系，其主張融合了一部分的道家思想，闡明「法」具有客觀性和普適性，為法家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石。
其第一次在理論上對法家學說進行了總結， 構建了較為完備的「以法治國」理論體系。
慎到主張完全拋卻主觀認識而徹底以客觀標準來衡量萬物， 這個客觀標準就是「法」。而法又如何能被萬物接受呢？這便要靠政治的權勢。
其，強調「勢」的概念，所謂勢即是威權。慎到強調加強統治者的權力，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打擊典型來震懾朝野。
勢治派要求把政府的威權儘量擴大，，使君主成為臣下恐怕的對象，以起震懾作用。
治理國家和變法，都要看準「勢」的變化，要讓形「勢」總是站在自己這邊，依靠控制「勢」而達到控制變法和強國的目的。
最後，重點講一講申不害的術治派，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舉措和商鞅類似，一樣是開阡陌，廢井田，加強中央集權。
申不害的變法改革也使韓國成為列國不敢小覷的強國，申不害時期的韓國有『勁韓』之稱。
但是，與商鞅不同的是申不害強調術的概念，其教導國君韓昭侯，要用「術」去駕馭群臣，而術就是所謂的「帝王權術」。
其強調統治者必須以帝王之術來控制手下，以達到鞏固自己權威的目的，「術」是指控制觀察人際關係，及察言觀色，控制操作上下級關係的方法和手段。
術治派提出最高統治者必須用術，君主應以「獨視」、「獨聽」、「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
術治派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其強調君主不能相信任何大臣，要與大臣保持一定距離，保持自己的神秘和權威，而臣子們摸不透君主的想法，必然只能一心效忠，不敢有自己的私心。
申不害和韓昭侯，幾乎僅憑超強的政治手腕，和帝王權術，就扭轉了韓國孱弱的頹勢。
在冷兵器時代，一個強勢的君主或者統帥，對於敵人的威懾力，被反覆證明具有巨大的作用。
但是，申不害給韓國王族過於強調『術』的重要性，使得對法家的核心『法』有了巨大傷害。
雖然勢派、術派也同樣以法治為先，為基礎，與法派的分歧在於，過多的依賴於君王自身，遇到有為之君還好說，一旦遇到昏君必給國家帶來混亂。
果然，韓國在沒有申不害這種能臣之後，王族對國家發展的重心就找錯了方向。
君主醉心於研究王族統治穩固的『馭臣之術』，而忽視法治制度建設，致使韓國官場變成君臣互相詭計權謀之地。
所以，韓國變法與秦國變法其基本內容是完全一致的，但韓國變法因申不害的死而告終，從此韓國一蹶不振。
相反的是秦國商鞅雖死，但商鞅建立的法治思想卻被秦國忠實繼承，一直到秦王朝滅亡。
所以要想一個國家富強，必須依賴於制度的建設，而不能寄希望於「明君賢臣」模式，只有依靠法制和制度的貫徹，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結局，保護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