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揭陽生祠文化摭談

　　生祠是中國古代為表達孝道或感恩文化而為健在的人營建的祠堂（普通祠堂立神主牌位，生祠立長生祿位）。立生祠是東亞地區的一種普遍的民俗信仰，大致起源於漢代。潮汕祠堂文化肇始於北宋咸平二年（999）潮州府城公立韓文公祠，南宋年間潮汕民間有少數官宦人家開始營建「家廟」，從明朝嘉靖年間開始，潮汕祠堂文化進入繁榮期，揭陽生祠文化可能產生於明代中期。據載，明清時期揭陽先後建造了十多座生祠，多數為公立，在縣治榕城，祀蒞揭名宦（另有學宮「名宦祠」，合祀揭陽曆代名宦）；少數在鄉間，由所在村落族姓私家建造，祀其父祖或族外恩人。這些生祠，有的表現了傳統的孝道和感恩文化，有的反映了揭陽當時的封建吏治文化，是揭陽地方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載，揭陽的第一座生祠可能是明代弘治年間（1488～1505）為紀念揭陽縣令車汾而建造的「車公祠」（該祠原在觀音仔路）。車汾於弘治九年（1496）至十五年任潮州府清軍（亦稱「清戎」，明代衛所兵制）同知（副職），任間纂修《潮州府志》。弘治十二年兼任揭陽縣令，他離任後揭陽士庶在榕城建生祠紀念他，去而見思，應是頗有官聲政績。明朝後期縣治有一座生祠稱「曾公祠」（祠原在進賢門旁），祠主曾應瑞於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至天啟二年（1622）任揭陽縣令，離任翌年邑人即為其立生祠。為其生祠撰寫《曾公生祠碑記》的則是他的繼任者知縣何望海（天啟三年任），該碑文載曾令「蒞揭五年，政甚肅，令甚一，事甚簡……造福宏多。」乾隆《揭陽縣誌》載其「秩滿擢監察御史，士紳咸悅，建生祠祀之。」可知曾令蒞揭，甘雨隨車，確有惠政。明代天啟六年（1626）始任揭陽縣令的馮元飈，能平寇決獄，重視地方教育，愛民好士，史有「東南健令」之譽（見明代黃錦《馮侯祠記》）。他在任期間，當地士紳就倡議為其建生祠，但馮令謝絕眾意，轉而倡建榕城韓文公祠。因馮令在揭陽的政績極佳，他離任後，揭陽士庶還是將韓文公祠後面的「文啟書院」改建為「馮侯祠」來紀念他。這可能是明代揭陽縣治最後一座公立的名宦生祠。

　　清代揭陽縣治為邑令建造的第一座生祠當為「張侯祠」，祠主是順治四年（1647）署任（代理）揭陽縣令張曉。是年九月清軍攻占揭陽縣城，清軍統帥車任重下令屠城，隨軍的候任縣令張曉苦求勸阻，並且捐出自己薪俸犒賞清軍，使揭陽縣治免遭屠城之災。當時在城士庶感念張令恩德，紛紛捐獻錢物準備償還，張令不受，人們遂將這些錢物轉購大屋二所，立為生祠，一祀張令，一祀車帥。雍正初年，揭陽縣城有一座祠堂叫「潘李侯祠」 （祠原在雙峰寺左側）則兼具普通祠堂和生祠的性質。它原來是一座紀念明代揭陽知縣、名宦潘維岳（萬曆七年至九年任）的普通祠堂，雍正二年（1724）李運景任揭陽縣令後重修此祠。李運景蒞揭間「首興文教，厚於愛士……時稱廉平。」其時揭陽士庶又認為李運景「文章、政治可與維岳相埒（相同）」。李令卸任後，揭陽士庶對他頗為懷念，便在潘侯祠中增設李令的長生牌位，與潘令合祀，並將祠堂改名為「潘李侯祠」。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雍正元年（1723）揭陽縣令孫公瑜，在任期間頗有惠政，邑人擬為他建生祠，孫公瑜聞知後堅辭不允。祠堂建成之日，孫令則將生祠改為書院（在韓祠右，佚名），此舉又是揭陽地方史上一段官民良好互動的美談佳話。

　　據載，明清時期民間族姓建造的生祠現有五座。明代的這類生祠目前只發現位於榕城西門的「許氏庶祖祠」（兩進夾一庭格局，建於1637年），祠主為明代揭陽先賢許班王祖母貞勉余氏（許公望之妾，卒於1642年）。清代的這類生祠則有四座：其一是位於揭陽空港經濟區炮台鎮桃山村中的「吳公祠」，為三開間的「下山虎」格局。它是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陽桃山和玉滘兩地謝氏為感謝時任潮陽知縣吳廷翰秉公判還謝氏入揭始祖宋末愛國詩人謝翱等祖墓而建造的生祠。其二是「姚公祠」，位於登崗鎮西淇村，為三開間「下山虎」格局，是清代道光年間該村一陳姓富戶為感謝時任揭陽縣令姚柬之（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始任）為其家族平冤而建造的生祠。這兩座祠堂均為揭陽地區至今尚存的民間族姓為感謝良吏而建造的生祠。另外兩座生祠是清代民間族姓為自己健在的父親營建的：一是位於揭西縣鳳江鎮鳳湖村的楊氏「舜祖公祠」（兩進一天井格局，建於清代咸豐五年即1855年），由祠主楊昌舜（1785年～1856年）的次子楊鴻桂為慶祝父親年過古稀且五代同堂而建造的。一是位於榕城元鼎路的「王氏輔祖祠」（兩進一天井格局，建於光緒丁丑年即1877年），是由祠主「名豐」商行老闆王興輔的4個兒子為其建造的生祠。該祠堂的木雕、石雕和貝灰雕精美獨特，是潮汕民間傳統工藝中的瑰寶。

　　明清時期揭陽的生祠建築，或湮滅難聞，或殘破不堪，只有個別保存下來，以致無法進行全面的考察。這些存載的生祠，數量雖少，卻是揭陽地區珍貴的地方歷史人文遺產，應該加以重視和保護。

作者:謝若秋

來源:揭陽日報（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