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這位皇帝可以說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皇帝，當然他的知名度在於好評如潮，而在於以偷懶出名，一口氣怠政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在歷史可謂是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萬曆帝死於萬曆四十八年，也就是1620年，死後24年，在1644年明朝便亡國。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明實亡於萬曆，那麼今天宋安之就來說說這個觀點到底對不對。
不得不說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宋安之來具體分析一番。
想必稍微熟悉點歷史的朋友，都會知道一般朝代開國之初，是百廢待興的時期，更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期；承平日久若干年後，開始進入文恬武嬉的時代，到了晚期整個社會是下面民不聊生，死氣沉沉，而官紳階級卻是鋪張浪費的醉生夢死著。
社會風氣的改變，雖然看似無關緊要。其實也很要命的，像晚明社會風氣就是醉生夢死鋪張浪費著，而上層活的太安逸了，也是明朝先被流寇李自成所滅，南明不敵清庭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在明朝萬曆時期，可以說是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變的轉型時期，當時官紳階級鋪張浪費已經形成風氣，時人稱為：「今貴臣大眾，爭為奢侈，眾庶仿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逾僭凌逼。」
畢竟隨著隆慶開關，當時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擁有社會財富的官紳階級，自然要享受一把，於是生活上越發奢侈。
面對這種情況，萬曆帝身為天下之主，本應以身作則來抑制這種不良之風，然而萬曆帝並沒有。
萬曆帝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會享受的皇帝，他的享受簡直是面面俱到。
本來在萬曆帝爺爺嘉靖帝在位的末年，為了節省開支，經過「嚴加查刷」，主管皇帝伙食的光祿寺開支，每年減至十七萬兩，比額設銀二十四萬兩節餘約七萬兩；萬曆帝父親明穆宗繼位後，覺得生活有點清貧，又「改原額為二十二萬」；
萬曆帝剛繼位的幾年裡，更是節縮至「歲用十三四萬」。但後來不久，光祿寺的開支就「歲增至二十六七萬」，萬曆三十九年，更是多至二十九萬，已經超支太多。
說到這裡，先給大家說說為什麼古代皇帝不經常南巡什麼的嗎，就是因為皇帝身為九五之尊，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他要幹什麼，全國都要受影響，所以諸如南巡這種燒錢的活動，也就是盛世的皇帝，諸如康熙和乾隆才玩得起的。
而皇帝喜歡什麼，往往也會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反應。
像萬曆帝喜歡金銀珠寶，在萬曆年間，雲南歲貢的金子開始大量增加。當時雲南產金甚少，成本太高了，「計盤費、鋪墊、雜用，每金一兩幾費銀十兩」，給雲南的百姓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地方官屢次請求減少貢額，而萬曆帝總是藉口「系年例成造各項典禮及各節宮分錢糧所需」，來加以拒絕。
關於珍珠寶石，不只是耗費巨大。像萬曆二十七年，由於召買珠寶太多了，嚴重地影響了北京市場的供求關係，「鬻少用多」，「各商操贏乘急，挾取重貴」，戶部是「急於上供」，只好「曲徇增價」，「比舊價有增五六倍」者，甚至有增至二十倍者。
萬曆帝不只是生活方面耗費大，對於宮廷中婚禮等典禮，也是鋪張浪費。萬曆帝成婚時，婚禮費用為七萬兩，到了弟弟潞王時，可以當家做主的萬曆帝很是大方，他是「款開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兩，青紅寶石八千七百塊，各樣珍珠八萬五千餘顆，珊瑚珍珠二萬四千八百餘顆」。這次婚禮開銷為八萬八千多兩銀子。
萬曆帝如此揮霍無度，對於明庭的壓力可想而知，造成了國庫空虛。而萬曆帝是怎麼辦的呢，是加收礦稅，派太監下去收取。來供自己開銷所用。
太監這種不男不女的存在，好人沒幾個，壞人是一籮筐。像在萬曆三十八年，正陽門箭樓被火焚燒，太監與工部官員預算重建的費用，太監獅子大開口的提出「當用銀十三萬」。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嘉言聽後大怒，說道：『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眾，宜加倍為六千。」在場的太監都很生氣，但因為人家說的有理，所以不知道如何反駁，氣的都想打張嘉言。
第二年正好是京察，張嘉言「竟以不謹被斥」，說白了就是因為與太監作對，所以被穿小鞋了。
萬曆帝派太監到地方收取礦稅，簡直是自毀朝廷名聲。隨著萬曆二十四年派出第一個礦稅太監，短短三年之內，這些礦稅太監基本上遍布全國。
雖然這些礦稅太監對於緩解萬曆帝的財政危機，起到了不錯的效果，每年大概向宮廷內庫進獻白銀一百七十一萬兩。
但負面影響更大，萬曆三十年九月，大學士沈鯉指出，礦稅太監造成的後果是：「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商農交困，流離遷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
翻閱史書，當時全國各地為了反對礦稅太監，是發生了多起民變乃至兵變，地點有湖廣、臨清、蘇州、江西、遼東、雲南、福建等地。
再說說萬曆帝的怠政偷懶情況，雖然萬曆帝偷懶三十年之久，並非是真的不管事，而是採取召集大臣私下議事，還有小事不管，大事嚴抓，諸如萬曆三大征這種事情就是萬曆帝拍板決定的。
而且還有內閣可以維繫帝國官僚機構的運轉，但無疑萬曆帝的怠政，很明顯是加速了明朝的吏治腐敗，當時官員貪污腐敗已經成為一種正常現象，像科舉考試是朝廷選用人才的主要途徑，可謂是重中之重，依舊是不可避免的有著貪污受賄的情況。
萬曆帝不知道這種情況嗎？
其實早在萬曆二十二年，萬曆帝就抱怨：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遍於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髮，則互相隱匿，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娠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
這說明萬曆帝知道這個情況，但偏偏沒什麼作為，而是躲在後宮中偷懶，使明朝官場的貪污腐化之風進一步加深。
更要命的是，萬曆帝在位時期，不只是社會風氣太過鋪張浪費和吏治腐敗，國家已經開始全面腐敗，像軍隊之中虛報戰功還有軍官冒領糧餉是比比皆是，軍官吃空額已經十分常見。
萬曆帝在位後期，面對財政危機，又想出了一個昏招，那就是增加對老百姓的賦稅，諸如三次加派遼餉等。
最後總結來說，萬曆帝在位時期，這位聰明皇帝，對於吏治腐敗和軍隊毫無戰鬥力的情況可謂是心知肚明，甚至都承認了這種現象；然而無語的是，這位皇帝並沒有採取什麼措施，反而是怠政偷懶，加速了明朝的吏治腐敗和軍隊戰鬥力下降。
同時面對當時社會的鋪張浪費現象，萬曆帝並沒有抑制，而是自己也跟著大肆揮霍，醉生夢死。遇有財政危機，就通過礦稅太監和加派賦稅這種方法來緩解，結果搞的是天怒人怨，民心盡失，簡直就是將國家推到了滅亡的邊緣。
在萬曆帝的治世之下，晚明軍隊毫無戰鬥力，使弱小的努爾哈赤竟是一步步崛起，朝廷內部更是吏治腐敗。造成了武將怕死，文官愛財，百姓民不聊生，地主階級鋪張浪費醉生夢死的現象。
所以到了萬曆帝死後僅僅24年，明朝竟然被流寇李自成所滅，而久在溫柔鄉醉生夢死的官紳階級，則是毫無骨氣，大多數是先降李自成再降清庭，不是清庭後來那道剃髮易服令，恐怕都沒有多少人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