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歲這個年紀，對於一名導演意味著什麼？
拿影史上盛名在外的華語頂尖導演來舉例。楊德昌恰好在44歲這年完成了史詩級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張藝謀在44歲時拍出了沉甸甸的《活著》；李安彼時則剛完成《冰風暴》後一年，一部在其導演作品序列里被低估的佳作。
44歲，亦距離侯孝賢拍出金獅獎之作《悲情城市》、周星馳拍出《功夫》確立其導演地位、王家衛打磨出經典的《花樣年華》等，剛過去兩年而已；對於陳凱歌拍出金棕櫚大作《霸王別姬》，剛過去三年。而至於賈樟柯，在44歲到來之前，他早已完成了故鄉三部曲，拍出了直擊現實的突破之作《天註定》。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因此，從普遍意義上看來，44歲前大約是一名導演創造力的巔峰期。而44歲，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中亦是另一條分界線，即青年人的年齡最上限。
青年與創造力，在44歲這個關鍵詞處相交，恰好可為青年導演這個向來模糊曖昧的概念，做出範圍上的釐清，即44歲及以下的導演可被稱為青年導演。而本篇文章亦試圖在這個範圍內，回顧2019年華語青年導演的創作、現狀和困境。
條條大路通羅馬
截止2019年12月底，2019年於院線公映的、票房過億的44部華語片中有21部出自青年導演之手。這個數據與2018年持平。
票房破十億的10部華語電影中，青年導演作品占據了6席多（寧浩和文牧野作為2/7參與了《我和我的祖國》）。這六位導演正好代表了青年導演中獲得成功的三種類型。
一、工業狂魔型。餃子和郭帆憑藉在類型意識、工業視野和流行性上的敏銳和專研，使得他們在2019年貢獻了兩部類型突破的爆款《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對技術的偏執、對工業的極大熱情，是這一代初出茅廬的、有著電影工業野心的青年導演最難能可貴的精神，也是他們區別於五、六代導演的地方。
二、青年偶像型。作為80後的文化偶像，韓寒對青年人的號召力在其跨界成為電影導演後依舊驚人。如果說，韓寒的電影收割了不少小鎮青年的文藝心，那麼，寧浩的作品直接成為小鎮青年成為導演可供效仿的範本。小人物、黑色喜劇、低成本、多線敘事，票房、口碑和個人表達兼收，寧浩自帶的「叛逆青年」特質，從2006年的「石頭」一直延續至2019年的「外星人」，令其有一幫擁躉者。
（曾國祥與周冬雨）
三、穩紮穩打型。不約而同在2010年開啟導演生涯的、兩位年紀相仿的香港導演陳國輝和曾國祥，均在入導演行的第十年，因兩部與內地語境融合頗佳的作品，在內地市場站穩腳跟。這只是第一步，兩位距離他們港圈前輩的成功還有不少距離。
這是三條青年導演的進階之路，每一位青年導演的特質不一樣，選擇的路徑亦不盡相同。但如果認準了未來要擁抱商業類型市場，打造中國本土的高概念電影，2019年票房最高的六部青年導演之作便有了值得借鑑的價值。
新手扎堆，類型雜燴
當然對於大多數青年導演而言，在抵達羅馬之前，需要經歷試煉的考驗。在面對市場這個陰晴不定的對手時，青年導演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等待市場的反饋。有些青年導演的作品會激起不小的水花，而有些試錯或許能為青年導演的創作帶來經驗與啟示。
在2019年作品票房破億的15組青年導演之中，有一半初次執導長篇電影。他們當中表現最好的當屬柯汶利，其導演的《誤殺》在年末賀歲檔里票房一度逆襲馮小剛新作。近年來不少青年導演扎堆拍攝懸疑犯罪類型，柯汶利是其中的佼佼者。五百的《「大」人物》、申奧的《受益人》過億的表現，再次彰顯了懸疑犯罪類型片受眾的堅挺。
（左二 柯汶利）
黃家康、趙霽與木頭的兩部動畫電影，前起後承地與「哪吒」輝映。張欒的一部《老師·好》用喜劇貼合時代悲劇，算是一部不流俗的小爆款。
而不少已有市場經驗的青年導演，2019年也在不斷調整創作。比如鄧超、俞白眉這對組合在幾部惡俗喜劇口碑皆失的前提下，反而拍出了一部合格作品。周申、劉露繼民國寓言《驢得水》之後，《半個喜劇》聚焦當下都市人生活境況，引起熱議。
田羽生倒是在《前任3》高熱度高票房之後推出的《小小的願望》反而大失利，是刪減的鍋還是本身文本的問題，是需要導演本人復盤與總結的。
青年導演的前進之路總是不平坦的。一時在高處難免被利好蒙蔽雙眼，一時觸底倒也不必自怨自艾。比起只靠一部作品賺取熱錢進而被市場拋棄，不如紮實走好每一步，直面創作，面向市場，亦尊重觀眾。
青年導演的文藝春天？
（註：三個表格數據均來自貓眼專業版APP，導演年齡參考網絡，年齡不詳者未列入其中）
相較於類型電影本就廣大的受眾市場，青年導演想要在文藝片市場有所作為似乎更難。
本來年初，陸慶屹用1500塊成本拍攝的紀錄電影《四個春天》斬獲超千萬的票房，讓人錯以為青年導演的文藝片春天已至。一整年過去後，驚覺是錯覺。如上圖所示，上千萬的票房對於類型片而言無疑是杯水車薪；而對青年導演的文藝片來說，則已是上限。
披著科幻外衣、內核情感文藝的《被光抓走的人》，以及不可多得的女性電影《送我上青雲》，均極力用有一定票房號召力的演員吸引觀眾入場，可仍未擺脫排片少，票房低的命運。
（滕叢叢）
今年的文藝片市場，對青年導演尤其不友好。文藝片份額被國外優秀電影收割，從《波西米亞狂想曲》、《羅馬》到《海上鋼琴師》，今年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將更多的放映重點放在了國外名片上。在影展上頗受推崇的、楊明明導演的《柔情史》和徐磊導演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反應寥寥。
出自電影節系或培養計劃系的青年導演，其作品在與市場接軌時叫好不叫座的狀況時有發生。比如在去年平遙電影節拿下費穆最佳影片的、出自青蔥計劃青年導演白雪的《過春天》，不足千萬的票房成績與其口碑間呈現鴻溝狀的差異。
幸得還有影片的網絡版權發行渠道，為低成本的青年導演文藝片帶來些回收；還有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每年的「藝術電影新作主題影展」把更多的青年文藝佳作帶至大銀幕。
人才的焦慮
21世紀最缺的是人才。
這句話對於如今井噴勃發的中國電影市場而言尤甚。回想20年前的中國電影，因為市場狹小，對導演的需求亦少。而當2015年，中國電影市場一年票房暴漲130多億人民幣後，青年導演的人才缺口成為中國電影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為了應對這份焦慮和發掘有潛力的青年導演，曾幾何時多是小範圍內有影響力的青年電影展、各大電影節的創投單元以及各類扶持計劃，在這近五年內成為電影行業的香饃饃。胡波、畢贛、文牧野、忻鈺坤、陳哲藝等閃耀華語電影的青年導演也正是在這些舞台上嶄露頭角。
甚至再往前回溯，寧浩的《瘋狂的石頭》、張猛的《鋼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徐浩峰的《師父》等片子均是電影計劃和扶持的受惠者。可是，平台常有，可「膽大妄為、藝高一等」的青年創作者卻不常有。
每年奔走於卻也被淹沒於各大影展、創投的青年導演不計其數，對市場有著巨大企圖心卻沒有駕馭市場能力的青年導演，只能帶著作品在影院上演一輪游或半日游。
李安導演曾擔憂過的市場過熱會對青年導演揠苗助長的狀況，2019年看似冷靜了不少。更多的青年導演認清了自己所能駕馭的範疇，更多的私人表達、形式探索的影片回歸青年影展。
比如青年導演王麗娜的導演處女作《第一次的別離》在今年年初的柏林國際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乃至年末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均有斬獲。這部講述新疆兒童故事的影片與導演的成長環境有密切關聯。在FIRST電影節拿到大獎的《春江水暖》以及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新獎最佳影片《活著唱著》，所呈現的是導演在生活中觀察後的體悟。
在類型片範疇內，寧浩、徐崢、陳思誠等這些曾是或依舊是青年導演的「資深派們」，不遺餘力地在將同樣有類型駕馭能力和表達能力的青年導演推向大銀幕。比如今年的申奧、柯汶利、楊子等等。
儘管說導演的代際劃分是研究者和評論界總結後的產物，中國電影第六代導演群體之後再無第七代也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五、六代導演在青年時期所做出的、有開拓意義的電影創新，自是後輩青年導演所望塵莫及的。
可是，每一代的青年導演自有其不同的歷史使命和位置。在影像泛濫甚至多到爆炸的當口，需要的是青年導演百花齊放、層出不窮，需要的是多元青年態度的彰顯。
如若想達成電影市場類型極大豐富的理想狀態，當前青年導演身上那些太過於依賴爆款方法論的創作惰性、沉澱不夠導致的創作能力不足等問題，是亟待他們正視與解決的。
結語
經年之後，我們再回看2019年這些青年導演的創作，或許能更客觀地看待這批青年導演的浮沉。
青年二字，說到底代表的是一種精神。44歲亦只是一個參考維度，無論年歲如何，能有所表達，敢於用影像表達，自當得起「青年」之名。89歲還有新片《理察·朱維爾的哀歌》問世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不正是一位榜樣嗎？所以，我們期待2020年，期待青年導演有令世人側目的表現。
言而總之，青年導演們放手去搏吧。電影世界，大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