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馬遠《踏歌圖》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小引：汴京城外的題詩
乾道六年（1170）閏五月，詩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次月甲子出發。作為南宋使金的國信使，范成大這次的任務是祈請陵寢，更定受書禮（參《宋史》卷三八六，中華書局，1977，11868頁）。到了八月丁卯這天，范成大一行走到汴京城外，一處西瓜園引起他的注意：「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濩落淡如水。」范成大在該詩題下自註：「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種，今河南皆種之。」（《范石湖集》卷一二《西瓜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6頁。以下范成大詩均出此書，不再標註）時過境遷，中原淪落敵手已經近六十年了，本生長在燕北一代的西瓜，此時也隨著女真在華北統治的穩固，而深入到中原腹地汴京的附近。景中有物，景外有情，在詩人的眼中，這西瓜枝蔓寥落，味淡如水，是無論如何不能和象徵中國強盛時期統轄下的西域抑或塞北的葡萄、苜蓿相媲美。
停頓了些許，范成大跟隨南宋使團繼續前行，下一個地點是宜春苑，已經荒敗不堪，可經過的行人仍然稱呼的是東御園的舊名：「狐冢獾蹊滿路隅，行人猶作御園呼。連昌尚有花臨砌，腸斷宜春寸草無。」（《宜春苑》）
東御園，多麼親切的稱呼啊！可惜的是，昔日的繁華所在，而今卻淪落成滿路的狐冢獾蹊之地，真可謂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是外界的荒涼，怎抵得上詩人心中的悽慘悲涼、肝腸寸斷？一路走來，目睹了太多故國的風物，聽聞了太多的故事，也滋生了太多的感慨。然而，所有一切的風物、故事和感慨，都比不上前面那座城，那處大宋士民永遠的心靈故鄉：「倚天櫛櫛萬樓棚，聖代規模若化成。如許金湯尚資盜，古來李勣勝長城。」（《京城》）
是的，前方的那座城，正是汴京！是無數南宋士人魂牽夢繞的故都！詩人一方面讚嘆北宋東京城的雄壯，另一方面痛惜固若金湯的都城淪落敵手，感慨自古以來運籌帷幄的將帥遠勝巍峨高險的長城。看到汴京城前的護龍河，詩人不由得聯想到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想到「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神合斷流」（《護龍河》）。在他看來，河水也應該和人一樣有情有義，有著對故國的眷念。對於范成大，對於所有南宋士人來說，汴京不僅是本朝曾經昇平盛世的代名詞，也是中原陸沉的傷心之地，那裡埋藏著故國不再的苦痛，只待途經的使團，在不經意間揭開煌煌大宋內心最深處的傷痕。而且，每年都有奉命前往金朝的南宋使金士人，個別士人和官員甚至還不止一次地承擔出使任務。汴京又恰巧是使金必經之地，這種內心的痛苦、憤懣，在那些士人身上不斷地重複、再演，周而復始。
汴京示意圖
一 故都已非昨日貌：城牆、宮殿與街市
十二世紀初期，女真人在中國東北地區突然崛起，打破了東亞世界固有的勢力平衡，並在短時間內滅亡了曾經的南北兩強——北宋和契丹。北宋的殘餘勢力逃到南方，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重建了政府的權威，史稱南宋。南宋和金朝通過紹興、隆興、嘉定三次和議中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以淮河、大散關一線為界南北對峙，確立了雙方勢力基本平衡的「臨安體系」。根據和議內容，宋金之間確立了正式的交聘制度，規定每年的正旦和逢皇帝生辰、新帝即位等節慶日期間，雙方互相派遣使節，主要有賀正旦使、賀生辰使，以及其他名目的泛使。通常情況下，南宋一個正規的使金使團，包括正使、副使及三節人組成。出使路線是基本固定的，其中開封、真定和燕京更是金人「賜宴」的必經之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奉使入北境車子數》，中華書局，2000，699—700頁），於是每次的使金之旅，都可以說是南宋士人的傷心之旅。
葛兆光先生指出：「過去的各種遺蹟諸如祠堂、廟宇、牌坊、碑銘等等，常常作為象徵，為歷史儲存著種種記憶……通常，這些儲存記憶的象徵並不開口說話，所以，要靠後人的理解和解釋，才能呈現出『意義』。所謂『傳統』、所謂『文化』也就在這種變動的記憶和想像中延續。」（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中華書局，2014，125頁）當南宋使金士人再度踏上這塊故都的土地，國讎家恨一齊湧上心頭。在他們眼中，汴京的城牆、宮殿與街市不再是簡簡單單的城市建築，而是被賦予了特殊的意涵，激發他們無限的情感。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描繪了北宋汴京市肆繁華景象
現存最早、最詳細的宋金和議後南宋使金士人對汴京的記載，當屬宋孝宗乾道五年，以書狀官身份隨其舅汪大猷出使以賀金正旦的樓鑰，在其所撰的《北行日錄》一書中的相關敘述。此時的汴京已是被金朝正式定為五京之一的南京。儘管汴京城外已荒破不堪，但樓鑰一行仍似帶有朝聖般的心情。使團進城時的儀式頗為莊重，先是在東御園（宜春苑）的小亭中稍事休息，整理衣冠，「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由新宋門入東京城（《樓鑰集》卷一一九《北行日錄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2093頁。下文出現，僅注書名及頁碼）。後來周煇隨同張子正、趙士褒等人出使時，也是在宜春苑「使、副易朝服，三節更衣帶，從跨馬入新宋門」（周煇《北轅錄》，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313頁）。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大概是因為汴京城本身在南宋士人心目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要認真對待；另一方面，汴京已淪落他手，並成為敵京，出使金朝的南宋士人要換上正式的著裝，以顯示宋朝文明之邦的禮儀風度，從而尋求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北宋滅亡後，汴京城牆雖已經過多次的毀壞，但仍可依稀看出舊時的宏偉氣象——「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但是汴京城內的其他地方，如信陵坊、景德寺塔、開寶寺塔、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這些建築，基本上都「頹毀已甚」，哪怕是像欒將軍廟之類的「大家遺址」，也已經是「頹垣滿目」。曾經的大內更是被焚毀殆盡，金朝新建的宮城卻「一如舊制」（《樓鑰集》，2093—2094頁）。根據金朝方面的史料記載，金海陵王完顏亮在位時期的貞元三年（1155）五月，「南京大內火」，北宋時期的宮殿「燒延殆盡」（《金史》卷八二，中華書局，1975，1834—1835頁）。海陵王后來為了重修汴京宮殿，「大發河東、陝西材木」（《金史》卷八二，1846頁）。將這些木材運輸到汴京的費用十分浩大，甚至「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營造耗費更加驚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金史》卷五，117頁），可謂極度奢華。行見及此，樓鑰對敵國君主營建舊京宮殿的舉動耿耿於懷，大概還想到了海陵王南侵時的臨安朝廷的困窘，國讎家恨、民族感情油然而生，咬牙切齒地將其斥之為「虜亮」。最引發樓鑰感慨的大概是都亭驛，都亭驛的前身是五代時期修建的上元驛基，是北宋接待遼朝使節的場所，此時「猶是故屋，但西偏已廢為瓦子矣」（《樓鑰集》，2094頁）。試想，作為南宋出使金朝的官員和士人，樓鑰等人在看到昔日接待遼使的地方之時，很容易對比今昔，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內心的悲憤、苦懣之情實在是無法言喻。
樓鑰使金後不過一年的時間，汴京進一步衰敗，凋殘更深。樓鑰使金時尚可供休憩的東御園，到了范成大出使之際，已經只剩下「頹垣荒草而已」。其他建築也多是破敗不堪，如新宋門附近「彌望悉荒墟」，大相國寺也是「傾檐缺吻，無復舊觀」。曾經的街市繁華、人煙阜盛，早已成明日黃花，整個汴京「自城破後，瘡痍不復」。即使經過完顏亮的大力營造，在范成大眼中只不過是「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中華書局，2002，12頁）。宋徽宗精心營造的艮岳，石材多被金人挪作他用，廢石被到處拋散，河中臥石礧磈，皆艮岳所遺（《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13頁）。到淳熙四年（1177）二月九日，周煇出使路經汴京時，更是「人煙極凋殘」（周煇《北轅錄》，313頁），幾乎完全不復昔日的榮光，不能不讓人產生一種故都「黍離」之悲。
南宋使金士人們對金朝變改汴京城門名稱一事很是敏感，如樓鑰就不厭其煩地記載道：「新宋門，舊曰『朝陽』，虜曰『弘仁』」；「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曰『賓曜』」（《樓鑰集》，2093頁）。范成大對此也都一一予以記載，並進行了一些補充，如「端門，舊宣德樓也。虜改為承天門」。新、舊封丘門的名稱也發生了變化，「舊封丘門，即安遠門也。虜改為玄武門」。對於樓鑰、范成大等人來說，尤其具有嘲笑和諷刺意味的是新封丘門，也即舊景陽門，「虜改為柔遠館」（《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13頁）。如眾所知，「柔遠」本是歷代中原王朝安撫周邊民族和國家的方略和政策，是「華夷秩序」的象徵詞彙，這裡竟被「蠻夷」出身的女真用作舊京的城門名稱。行見於此，樓鑰、范成大等人內心的悲憤、恥辱可想而知。
二 汴京民眾的情形：遺民忍死望恢復？
中原故土淪落敵手、大一統局面的喪失，使得僅保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為了確保和金朝競爭中的地位，更加強調民族和文化上的優勢。但是在淮河、大散關一線以北的廣大華北地區的中原漢族民眾，卻由於長期處於女真的統治之下，開始逐漸習慣異族新政權的統治，即便是曾經的故都汴京的民眾也不例外，「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龐謙孺《使虜過汴京作》），看起來已經普遍適應了新的生活狀態。
可是，對於始終心念恢復中原的南宋士人來說，作為故都汴京的民眾，即使是現在生活在女真的異族統治之下，也應該是大宋的遺民。所以，他們應該始終祈禱大宋江山的恢復，祈禱重新回到故國君王的治下。這見出南宋士人對漢族文明的自信、對蠻夷的不屑，哪怕他們占據中原，勢壓中華。比起草原出身的金朝，他們總覺得自身的中華血脈更純正，文化上更優越。這種「華夷觀念」的心理，當然也被他們期之於淪陷區的華北民眾，如陸遊就曾寫道：「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關山月》）表達的正是南宋的偏安只是一種暫時狀況，蠻夷占據中國北方的行為必定是不長久的，中原地區的遺民忍死偷生，時時刻刻盼望著大宋王師的到來。這寄託了南宋士人最大的「遺民」情懷。
然而，那畢竟是南宋士人的一廂情願，使金士人的真實見聞很大程度上並非如此。即使在他們看來，女真統治下的汴京百姓生活貧困，「虜人浚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樓鑰集》，2094頁），普遍都過著艱難困苦又屈辱的日子，「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12頁）。但這些民眾也好像也並沒有多少華夷有別、以夷變華的自覺辨識。事實上，樓鑰使金時，汴京的耆婆已經是「服飾甚異」。禮節和語音也發生了變化，承應人中「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嘆」（《樓鑰集》，2093—2094頁）。到范成大出使時，看到的更是「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男子髠頂，月輒三四髠，不然亦間養餘發，作錐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蹋鴟，可支數月或幾年。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反以為便，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12頁），相國寺開寺時，來祭拜的汴京市民也都「羊裘狼帽趁時新」（《相國寺》，147頁），完全不符合南宋士人對中原遺民的想像。就算是服色不甚改動的婦人們，其裝扮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多綰髻，貴人家即用珠瓏璁冒之，謂之方髻」（《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12頁），沾染了很多女真習俗。
其實，習穿胡服的風氣早在北宋時期就一直存在，宋仁宗時還曾專門下詔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裝，裹番樣頭巾，著青綠，及乘騎番鞍轡，婦人多以銅綠、兔褐之類為衣」（《宋會要輯稿·輿服》四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384頁）；宋徽宗朝更是多次頒布詔書，禁止百姓服契丹等胡族裝束，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南宋時期，江南服飾也受到了女真族裝束不小的影響，就在范成大出使後不久的淳熙（1174—1189）年間，袁說友上奏稱「今來都下一切衣冠服制習外國俗，官民士庶浸相效習」（《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禮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91頁），這裡所說的「外國」，正是指的女真。相比而言，反倒是金朝控制下的華北出現了反抗改換女真裝束的鬥爭，並迫使女真統治者不得不收回成命，下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紹興二十年六月己巳，中華書局，2013，3052頁）。不過，由於中原地區民眾已經在女真貴族的高壓統治下生活多年，再加上長期的胡漢雜居，其服飾穿著不能不產生較大的變化。
當然，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心懷宋室的遺民存在的。這些遺民的存在令南宋使金士人心懷寬慰，但也更能觸發他們的故國之痛。汴京的遺民多是一些年長的老人，尤其是北宋時期出生的汴京故老。樓鑰使金途經汴京見到「戴白之老多嘆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一些曾經歷過北宋承平年代的承應人，多「能言舊事」，一些較年輕的承應人也往往聽父輩詳細講述過昔日的繁華，甚至他們父親還囑咐說「我已矣，汝輩當見快活時」，只是哪知道「擔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語氣中不無對南宋恢復中原的失望。樓鑰還聽市中提瓶人說起一些失陷在汴京的舊日衣冠之家，他們「皆毀抹舊告，為戎酋驅役，號閒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給」，十分落魄，靠著子孫從事末作才能維持生活。曾經的親事官更是被金人派以繁重的役使，往往不堪其勞，且收入極少，「語及舊事，泫然不能已」（《樓鑰集》，2093—2094頁）。這種關注金朝治下汴京遺民的記事，除了心懷故都的南宋使金士人筆下的文字，「他書罕有如此實錄」（陳學霖《樓鑰使金所見之華北城鎮——〈北行日錄〉史料舉隅》，《金宋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211頁）。後來出使的范成大也在州橋附近，遇到了渴求恢復大宋統治的汴京父老的失聲詢問，他寫道：「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州橋》）
這不僅是汴京父老的追問，也是范成大的心聲。范成大借父老之口，傳達了南宋使金士人內心最深處的期盼。錢鍾書先生曾經指出：「靖康之變以後，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遼那樣，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實說，竟是主僕了……金人給整個宋朝的奇恥大辱以及給各個宋人的創痛，這些使者都記得牢牢的。」（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141頁）這種恥辱、創痛，集中體現在使金士人在故都的短暫停留中。而故都汴京的遺民，則構成了他們民族意識和家國情懷的宣洩口。尤其是在江山異色的背景下，在「胡化」的映襯下，這些遺民的存在，是他們北行最後的心靈慰藉，也是他們恢復中原的信念支撐。
對於宋代士人來說，汴京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質意義和象徵意義：汴京既是京師首善之地，也是大宋輝煌的見證。哪怕南宋以後，由於女真金朝的入侵，導致中原異色、宋室南渡，使得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府、南京應天府均落於女真金人之手，但是南宋士民收復三京的願望卻從未停歇。終南宋一朝，事實上的都城臨安，其官方名稱始終是「行在所」。而汴京，及其所代表的北宋盛世繁華，卻成了南宋士人的集體記憶（梁建國《東京夢華：南宋人的開封記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2011年第4期）。可以說，南宋士人對汴京有一種骨子裡的執念，作為南宋士人的特殊群體——使金士人，這種執念更為明顯。他們出使的途中路過汴京，親眼見證金朝統治下汴京的凋殘頹敗，念及北宋治下開封的繁華，今昔對比之下，不由得萌生一種故都「黍離」之悲。於是，在南宋使金士人眼中，汴京早已分化成為三個：一個是記憶中極端輝煌鼎盛、四方輻輳的汴京，這個汴京存在於《清明上河圖》中，存在於《東京夢華錄》中；另一個是出使過程中，親眼見到的、金朝統治下明日黃花、滿目瘡痍的汴京；還有一個是他們想像中的汴京，夾雜著記憶與真實，撕扯著南宋使金士人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經。三個汴京的對立、衝突與變奏，匯成了一曲悲壯、淒涼的交響樂曲，衝擊著南宋使金士人的內心，也衝擊著我們每一位後來者的內心！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19年第5期「本期話題」欄目